反杜林论学术论文(2)
反杜林论学术论文篇二
《反杜林论》在中国的翻译及版本流传简考
[摘 要]恩格斯的名作《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曾有多种中译本出版，主要包括吴亮平全译本、各种摘译本和部分译本、中共中央编译局全译本。这些中译本使恩格斯撰写的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读者接受、理解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历程，梳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反杜林论》;吴亮平;中译本;版本流传;简考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6-0019-04
恩格斯的名作《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来说，几乎仅次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认为，“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1]列宁称《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1870年以后写成的最重要的著作，认为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2]他还称赞《反杜林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典范之作，认为它对于有觉悟的革命的工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读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这部著作不仅是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文献，曾有多种中译本出版，梳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杜林论》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反杜林论》涵盖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以论战的方式清晰地指出杜林对这三个学科的错误论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看做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反杜林论》被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所以得到了认真、深入而详实的解读。
恩格斯担心人们认为他在《反杜林论》中建立“体系”，因此在《反杜林论》第1版序言中曾指出，由于“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3]在这种情况下，《反杜林论》在形式上呈现出“体系”的特征。恩格斯还专门对“体系”进行了批判：“‘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4]这只是一种无奈的做法。
但是，正是这部跟杜林“到处跑”，正确而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发表以后却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和很好的效果。正是“不得不”在论战中建立起来的“体系”，让广大工人和德国社会工人党内的领导人都理解了原本艰深晦涩的马克思思想：“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5]正如康·施米特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引导当时党内许多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的人提高了认识，并对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恩格斯在自然和历史中自由驰骋，可是各个细节与汇成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宏伟整体的联系是多么紧密!”[6]也就是说，《反杜林论》以大众化的笔触清楚明白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很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尽快提高认识，并且更好地指导实践，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进程中体现出重要的实际意义。
1894年，伯恩斯坦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文中对这部著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作了充分说明：“没想到这是一件幸事。清算杜林这项十分明确的工作，使社会主义得到一本第一流的教科书，它通过连贯的通俗的论述，列举各个科学领域中的例子，第一次阐明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尽管社会主义者自那时以后对杜林的兴趣已经降到‘绝对冰点’但丝毫无损于这部著作的价值。”[7]1925年，考茨基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彻底清算了杜林，其意义远远超过了(70年代的)那些小文章，产生这本书的背景早已被人遗忘，它的论战部分的针对性也已消失，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这本书第一次详细而透彻地从各个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特别是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剖析了当时流行的折中主义的社会主义。当时我们都很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推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但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从那时起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8]由此可见《反杜林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生动的诠证。
二、《反杜林论》的吴亮平译本与其它中文摘译本和部分译本
《反杜林论》被介绍到中国是在“五四”运动以后。1920年前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较为广泛。当时的《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建设》等进步刊物相继发表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12年出版的《建设》杂志3卷1号上刊载了一篇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文，这是《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反杜林论》最早和中国读者见面的中译文。[9]
完整的《反杜林论》第一个中译本是由吴亮平翻译的，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对《反杜林论》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吴亮平1908年生于浙江奉化，15岁时考取了上海大厦大学经济系，被誉为“江南神童”。1925年，他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与张闻天、王稼祥、左权、伍修权、朱瑞、赵一曼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在张闻天等5人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精通英、俄、德三种语言文字，在苏联学习期间曾与张闻天等人共同翻译了《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为《反杜林论》的翻译准备了很多资料，回国后正式开始翻译。
1929年秋，吴亮平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30年5月，由于受王明的打击，吴亮平被撤职，但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决心没有改变。白天，经地下党员张庆孚介绍，他在一所大学代课，维持生计;夜里，从事《反杜林论》的翻译。1930年的上海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秘密翻译一部27万字、理论高深的宏伟巨著，谈何容易!吴亮平遇到的困难常人难以想象。时值炎热的盛夏，酷暑难熬，他埋头于简陋的亭子间，挥汗译著。一方面，他时刻提防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盯梢，饮食起居没有规律;另一方面，为了力求译文的准确，他对照俄、日两种文字的版本进行翻译。从6月到8月，他废寝忘食地译完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之后交给上海江南书店出版。
1930年11月，江南书店出版了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署名吴黎平。该书32开横排本，分平装和精装两种。米黄色封面，上端用粗黑体美术字横题书名：反杜林论。下端署有“上海”、“江南书店印行”和“1931”字样。扉页赤字红边，正文横排，共601页。正文前还有写于1930年10月26日的“译者序言”。
该版《反杜林论》出版不久，吴亮平就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他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团结同牢难友，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了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学校。吴亮平曾说，《反杜林论》幸好译得快，不然，就有夭折的危险。如同19世纪《反杜林论》在德国出版后，俾斯麦政府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没有能够禁止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传播一样，《反杜林论》中文全译本一旦出版，就会在中国大地扎根并广泛传播。
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在三年中间，曾经销行了四五版”[10]，主要的版本有：1931年8月，江南书店再版吴亮平译本。1932年7月，上海笔耕堂重印，改竖排平装本，译者署名吴理屏。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重印，竖排平装本，译者署名吴理屏，书前有张仲实翻译的珀斯纳(V.Posner)的《〈反杜林论〉出版六十周年纪念》一文。这对当时的读者了解《反杜林论》很有帮助。1938年3月，《反杜林论》又被上海生活书店重印，以应当时读者的急需。1939年5月，重庆生活书店重印，封面印有“世界名著译丛之三”字样，书前也收录了《〈反杜林论〉出版六十周年纪念》一文和“译者序言”。
1932年，被营救出狱的吴亮平辗转到中央苏区，从事经济工作。当时，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想方设法从各处收集，其中就收集到了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毛泽东得到这部著作后爱不释手，多次同吴亮平探讨《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他不仅注重书的内容，而且还注意译文是否优美。例如在该书哲学篇第十一节的末尾，吴亮平用了“太过沉溺于杯中”，毛泽东看了说：“这样好，有味。”他还认为吴黎平这个署名很好。[11]
1937年，吴亮平随红军经过长征来到延安，继续从事宣传工作。1939年，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他用了半年的时间，根据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8年订正的新俄译本、德文原本和英文本，重新审校了《反杜林论》的译文，更正了许多初译时由于地下工作条件恶劣而导致的误译。此时，延安建立了印刷厂，这个校订本就在1940年8月由抗战书店出版。全书为竖排32开本，用的是粗糙的通廉纸。书前有根据苏联哲学家尤金的文章编译的《〈反杜林论〉内容大要》，以及吴亮平于1940年7月7日写的《〈反杜林论〉中译本出版十年小序》。在这篇《小序》中，吴亮平简述了《反杜林论》中译本出版后经历的十年沧桑，并对该书的内容作了提要钩玄。此外，在这一版的正文中还附有注释。1978年，吴亮平在《〈反杜林论〉中译本的五十年》一文中写道，“《反杜林论》的1940年校订本，对我说来始终具有很大的纪念意义。因为它是我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假如说，1930年我第一次翻译《反杜林论》时，主要还是出于对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的朴素感情(当时我才二十二岁)，那么到了这时，我在毛泽东同志教育下，对搞好《反杜林论》这本名著的译本的认识是比较提高了一些。”[12]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吴亮平翻译的1940年版《反杜林论》还多次被重印，可见他的译本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些重印版本是：194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重印，32开竖排平装本。1949年12月，三联书店重印，注明初版，32开竖排平装本，封面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1950年11月，三联书店重印，注明第2版，大32开，横排平装本，封面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1951年5月，三联书店重印，注明上海第4版，大32开，横排平装本，封面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书后附勘误表。1951年6月，三联书店重印，注明第3版，大32开，横排平装本，封面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书后附勘误表。
1951年开始，吴亮平对《反杜林论》的译本作了第二次校订。这次校订是根据1950年俄文本，同时参照德文原本和1954年莫斯科的英文本校译的。这次的校译工作直到1955年12月才全部完成。他重新翻译了《反杜林论》的前十四章。1956年2月，该校译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注明新一版，大32开，横排平装本。书中有著者注、译者注、俄文版编者注，书后有吴亮平写于1955年12月12日的“校译后记”。此后至1965年3月，该版印制了14次之多。1963年9月还出版了十六开大字本。
1973年3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上说，他同毛主席谈到吴亮平，毛主席说，吴亮平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者。后来在陕北为我和斯诺谈话做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介绍到全世界。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有进有出，吴亮平在翻译上这一进一出，意义很大，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13]此后，毛泽东对吴亮平“其功不在禹下”的评论被广为传播，这促成吴亮平可以再次较为仔细地校对《反杜林论》。
1974年，吴亮平根据德文版再次对译文作了“名词上文字上的校订”，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这个版本为大32开，横排平装本，书中有著者注、译者注、俄文版编者注，还增加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书后附吴亮平写于1973年11月的“校译后记”。该版共印制15次。1980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吴亮平对《反杜林论》的第四次校译本，书后附有吴亮平写于1978年11月的“校译后记”。1986年，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与世长辞。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中文全译本之外，还有很多学者翻译了该书的中文摘译文或部分译本。[14]尽管这些译本均不完整，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了解这些摘译本或部分译本的版次和内容，有助于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
这些摘译本或部分译本主要有：(1)叶作丹摘译《反杜林论》哲学编第七节“自然哲学。有机界”中“达尔文学说部分”[15]，标题为《达尔文学说之基础的要素》，载于1930年6月出版的《马克思学体系》第三册第39—41页。(2)钱铁如译，《反杜林格论——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批判》，1930年12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该译本分为上下册，但现在只见上册，包括三版序言、绪论和哲学编。全书共228页，32开，竖排平装本。正文前有“译者的话”(写于1930年8月30日)，书中有译者注。这个译本后来没有再版过。(3)杜畏之择译《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和“概论”部分第1-6自然段，标题为《反杜林论别序》、《现代自然科学中之辩证法》，收录于1932年8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第159-168、557-560页。(4)程始仁摘译《反杜林论》“概论”部分，标题为《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著者译为“昂格思”。载于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辩证法经典》第135-158页。(5)周建人摘译《反杜林论》第一编第3、6、10、11、12、13节，第二编第2、4节，第三编第2、5节的部分章节和段落，标题为《杜林君在科学中的革命》。载于1948年8月出版的《新哲学手册》第24-84页。(6)梁武译，《新哲学典范》和《新经济学典范》，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出版，《新哲学典范》包括：《反杜林论》第1版序言，引论第2节“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和第一编哲学编。全书共127页，32开，竖排平装本。《新经济学典范》包括：《反杜林论》的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编，书前有写于1949年7月的“编者序”。全书共134页，32开，竖排平装本。
此外，郑易里还摘译了《〈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第2编第2章和第3编第1章，标题分别为《奴隶制度》和《傅利叶》，载于1950年9月版《自然辩证法》第374-375、375-376页。从“准备材料”中可以更好地把握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的思想历程。
三、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反杜林论》各版本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最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编译局在1970年12月编译了《反杜林论》单行本第1版(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译本正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译出，书后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译文根据1958年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译出，并参考了德文本和俄译本。书后还附有注释230条。后来，该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971年3月出版)。1972年，该译本又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中文2版)第3卷收录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再次根据德文校改的《反杜林论》。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反杜林论》单行本第2版。这个版本主要采用《马克思恩格选集》中文2版第3卷中《反杜林论》的译文，正文根据德文重新校改过。为了方便研究者对《反杜林论》的深入研读，这版单行本还编入了《〈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杜林和〈反杜林论〉的书信摘选》。2009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再次收录《反杜林论》译文，其译文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原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此外，还收录了《〈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恩格斯的《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1700-1870》以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此外，民族出版社根据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译文《反杜林论》出版了蒙文版(1972年12月)、藏文版(1973年8月)、维吾尔文版(1972年7月、1978年6月两版)、朝鲜文版(1972年10月)、哈萨克文版(1975年10月)等民族文字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3月出版了托忒蒙古文版。[16]
综上所述，《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各版本主要包括吴亮平全译本各版本、各种摘译本和部分译本、中共中央编译局全译本各版本。这些中译本使恩格斯撰写的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读者接受、理解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人们对《反杜林论》中很多观点耳熟能详，并运用其中的立场和方法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回顾《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史，可以从文献传播的视角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学术背景，这对我们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2.
[2]列宁全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
[3][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8，8.
[6][8]参见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76，477.
[7]爱·伯恩施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J].《新时代》.1894-1895，(1)：172.
[9]参见《反杜林论》中译版本琐记[J].《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3).
[10]吴亮平.《反杜林论》中译本出版十年小序[C].《反杜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35.
[11][12]吴亮平.《反杜林论》中译本的五十年[C].《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第一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编辑出版部(内部资料).
[13]参见雍桂良等.吴亮平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62.
[14][16]参见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08-110.111.
[15]摘译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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