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政治论文
国内外经济政治论文
国内外经济全面接轨的核心,是与国际经济统一规则。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内外经济政治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国内外经济政治论文篇一
国内外经济协调与企业决策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从时代背景看，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从国际背景看，存在中国经济内外平衡问题，中国经济2006年增长10.5%，2007年增长可能达到9.5%左右。
关键词：经济协调 企业决策 工业化 城市化 外汇储备 汇率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正处在与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时期，这就使得我国企业家在做重大决策时，不得不既考虑国内经济环境，也要考虑国际经济变化，还要观察国内外经济的相互影响。这里，本文就我国经济所处的大阶段、国内外经济的协调、我国经济增长近期预期及挑战等，做一简要的分析。
一、企业决策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科技及政治结构变化。我们根据国内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和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核心指标，同时对比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得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双中期’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特征，概括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1、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单纯用工业化阶段或城市化阶段都难以完整地概括，必须同时考虑工业化与城市化。
首先，我们根据对中美经济史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接近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论。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应于美国1950-1960年的水平，即美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就业比重对应于美国1900年的水平，即其工业化初期阶段;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相当于美国1900年，即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三产产值占GDP比重相当于美国1870年以前的水平，还达不到工业化初期水平。只能近似地说，中国现阶段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
在现有的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他分析比较了1950-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按他的分析方法，我国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6.2%，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我国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2.5%，处在工业化前期。对比钱纳里多国模型的工业化阶段分期理论，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man)在总结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率模型，我国2003年、2004年城镇化率分别为40.5%、41.8%，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城市化中期的结论。
2、“‘双中期’区间”最新时点(2003)关键特征归纳及国际比较
国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结构、城市化程度、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实力是我们分析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中国经济的五个关键特征，并相应得到收入指数、产业发展指数、城市化指数、消费指数和科研发展指数等五个特征指数。在进一步对“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DP”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农业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和“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和“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和技术人员比例”等具体指标进行测算后，我们发现：中国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0.93);中国产业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7%，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0.84);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0.68);中国消费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0.69);中国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综合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4%，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0.82)。
3、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
在进行阶段划分和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有一种双重性现象在反复出现：
首先是收入增长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居第6名;而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占世界总量的14%，居第2名。从人均来看，中国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34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19名。综合比较，中国收入现象呈现双重性：按总量收入居第4位，居世界前列;按人均收入居第126位，仍然落后。
其次是产业发展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均居世界第4位;非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来看，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75位;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125位。综合比较，中国产业发展呈现双重性：中国产业总量水平居世界的第5位，名列前茅;但农业比重偏高与服务业比重偏低，因而，产业比率指标居第100位，还是很落后的。
再次是城市化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为世界的17%，居世界第1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51个国家中居第107位;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2个国家中居最后一位。综合比较，中国城市人口呈现双重性：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居第1位，城市人口比率指标居第70位。
第四是消费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为世界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倒数第2位;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1个国家中居第36位。综合比较，中国消费水平呈现双重性：中国消费总量水平居第7位，人均消费支出比率在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第36位。
最后是科技实力的双重性。2002年，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6位;2004年，R&D研究和技术人员总量居世界第2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
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6个国家中居第13位;中国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人员比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第26位。综合比较，中国科技实力呈现双重性：中国科技实力总量水平居第4位，比率指标在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20位，属中等水平。
综上，我们看到，2003年中国经济按国民收入、城市人口、产业发展、消费以及科技实力五个方面总量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4、第5、第1、第7和第4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达到新的高度，位居世界第4名，高于仅按GDP总量指标的排位，表明中国确实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国。但若按人均量或相对量排序，这五大指标分别排在第20、第36、第70、第100、第126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为第70位，还是比较落后的。
二、企业决策的国际背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问题
以下归纳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问题的表现，对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综合平衡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1、现实意义：三大背景新动向下求解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现实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大国化：2005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保持了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性产品价格和数量的最大影响国之一，中国的石油依赖度达到40%以上;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已影响到世界，欧美亚对中国和平崛起议论纷纷。其次，世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快速化、各国经济紧密化、经济制度一体化、资本交易的循环化、跨国公司国际化，把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全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最后，国际经济多极化：所谓多极化就是站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兴的国家的上台，一批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国际间区域间合作也强化了，一方面是全球化，一方面是区域化;贸易摩擦与金融波动强化;战争、瘟疫等非经济矛盾增多。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上述三个大背景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平衡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求解内外平衡有助于协调中外经济，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变动往往是通过经济参数或变量之间的传导作用而发生的，其中最主要的纽带当属汇率，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关键。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国内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对美政府债券持有产生的影响非常大。2004年，向美国经常账户提供赤字融资的并不是美国央行，最高的31%这一部分源于中国，其次是日本，为24%。据统计，2004年有三千亿美元官方资本投资到美国，最大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投资，因此，仅仅从贸易赤字看中美关系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我们对美国经常提供的资金。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美国投资的扩大。考虑资金的国与国联系，是判断贸易的国与国联系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美中贸易的不称。
2、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内外不平衡的表现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不平衡问题，其内外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从国际收支平衡角度看，我国国际收支不太平衡，表现为顺差年年继续增加，2006年更如此：2006年6月份实现了145亿贸易顺差，同比增长是49%，增长幅度相当大;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284亿美元。二是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截至2006年7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9,54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三是资本流动性过剩，由于我们外汇外资的结售汇制度的收购特点，造成了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非常大，造成相当程度的流动性过剩。2005年末，我国银行体系存差资金已达9.4万亿元，为2000年的3.9倍。2000-2004年，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由4,050亿元增至12,65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4%。四是由于银行的存差非常大，会促使银行放贷，刺激和支持投资快速增长。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从外部到内部，从外汇到基础货币，最后影响储蓄和投资关系，内外经济不平衡表现比较突出。
在国内，经济不太平衡的表现之一就是国内投资和消费的不太平衡。我国投资增长过快，上半年增长29.8%，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增长2.1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第一季度为27.7%，二季度为30.9%，上半年城镇投资31.3%，增长过快;14个省份投资增长超过35%，60多个行业中有30多个行业(制造业)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98,850个。相比之下，我国消费率比较低，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据统计，在6月末，我们城乡储蓄是15.5万亿，比年初又多了1万多亿。高储蓄的一个原因就是预期不乐观，投资渠道不畅等，这也就导致消费增长不足。
3、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选择
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有税率、汇率、利率、就业政策，以及行政性干预政策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外汇储备规模问题。现在内外协调政策选择中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如何看待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汇率水平问题。
1)外汇储备规模
从外汇储备规模变化上，可以部分反映出国内外经济之间的影响，反映出国内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反映出汇率政策变动的影响。外汇储备增加的渠道主要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顺差，企业多结汇、少购汇，外债的增加，个人转移和收益的增加，证券投资的收益，国内机构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投资的收益，外汇变化形成的收益等。在外汇储备规模上，近几年有很热烈的争论。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多种意见，多数人认为主要考虑的因素是：①储备至少3个月进口的外汇所需，2001、2002、2003年，我国进口总额分别为2,436亿美元、2,592亿美元和4,128亿美元，最少需要年持有外汇储备美元600-1,000亿美元左右;②还外债每年在120-150亿美元之间;③海外投资用汇估计在100亿美元;④外商投资企业年汇出利润估计也在100亿美元左右。因此，年度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需要的。以上可以说是在正常条件下的外汇储备规模。但是，在非正常条件下，外汇储备规模就还要有新的因素考虑。比如，外汇储备在国际资本冲击下，在国际金融动荡中，似乎多一点更能抵御外部的金融冲击，更能增强国人的信心，更有能力干预和稳定外汇市场，更能帮助别国度过金融危机。此时，我国外汇储备成了手中一张王牌，成了支持香港对付国际金融炒家的一支利器，成了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砝 码。换言之，按常规经济理论讨论外汇储备规模已不很重要了。多一点外汇储备有什么不好呢?多花一点经济代价，带来一种事关全局经济利益和安全的保证，似乎是更重要的，更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上了500亿美元后，有人认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1996年过了1,000亿美元，这种意见就更多了。但是，到了1997年8月泰国金融危机后，这种意见似乎越来越少，尽管这时我国外汇储备已接近1,4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000亿，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当前，我国对外汇储备规模是不是偏大了呢?下面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首先，比较外汇储备与GDP占比：我国外汇储备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5%，我国GDP占世界的5%，我国的外汇储备占比和我们GDP的占比相比较是偏大的。其次，我国持有外汇储备各种机会成本之和高于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储备特别高会抑制对外汇政策尤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最后，我们外汇储备已大大高于外债规模，通常要求这一比例为40%.50%，而现在我们外债规模大概有2,800亿。总之，“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要不要继续当，对我们内外平衡是好处还是坏处，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之所以把外汇储备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它毕竟反映了综合的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储备上，当然最后体现在国际收支上。
2)人民币汇率制度
现有人民币汇率制度已形成的基本框架包括：(1)银行结售汇制度;(2)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3)央行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如人民币做市商制度、外汇一级交易商等;(4)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管理，如银行间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等。
有三种方法计算汇率水平，并对汇率水平的合理性做个初步判断。第一种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所谓购买力平价，即以工业化国家产出的相对价格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用这种方法无疑会推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现有汇率基本上都是低估的结论，它相当于只是简单地确定，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货币会趋于升值。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采用大汉堡包指数进行测算，根据这种方法测算，人民币对美元约被低估了56%。
第二种方法是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汇率水平的最普遍方法。第一步：根据现有的汇率水平并调整周期性因素以后，估计经常项目的今后走向;第二步：估计“基本的”资本流动，基本的资本项目余额主要指FDI和其他中长期的净资本流动，剔除短期借贷、证券组合投资、直接的资本外逃以及官方储备变化。高盛公司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收支余额无疑是顺差，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但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程度并不严重，大约是目前汇率的10%-15%，不足以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国造成太大的冲击。第三种方法是实际有效汇率和均衡汇率的估算。这种方法要求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的理论模型，确定变量和选取数据。均衡汇率的实际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供给、需求、外部环境和商业政策四类。主要有实际有效汇率、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国内投资比率、国外直接投资、国际需求水平、贸易条件、开放程度等变量。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是衡量一段时期内货币汇率水平的基本工具。实际有效汇率揭示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均衡汇率在中长期内面临升值趋势。从1994年到2001年，人民币均衡汇率累计升值20.6%，平均每年升值2.6%。目前实际有效汇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如果以内外部均衡较为理想的2001年下半年为基础，2002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6.5%-10%。这个道理对现在仍然是适用的。总之，从以上三种测算，可以看出人民币低估是肯定的。
在转轨期间，由于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基础差，宏观间接调控手段难以真正奏效。只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汇率机制才能越来越发挥作用。因此，汇率形成机制要市场化，而且其重要性高于汇率水平。汇率形成机制运行得好，汇率水平才有它的合理性。台大的(孙震)校长在2006年国共论坛上发表讲演时，专门谈到台湾经济自由化有一个经验，就是它的外汇完全自由化太慢了，使得90年代台湾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实践反复证明：汇率形成机制是第一位的，汇率水平高低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要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方面继续前进，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企业决策的近期背景：经济增长趋势的近期预测
我院2006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结果基于以下两种季度计量模型，一种是完全基于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法(自回归移动协整模型);另一种是基于GDP与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相关分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预测结果如下：
1、ARIMA模型预测2006年经济增长趋势
根据模型预测的要求，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三季度数据，依据数据特性，使用ARIMA(3,1,1)(1,1,1)模型。
预测结果表明，今年我国第四季度预计经济增长率为1O.3%，和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持平;全年GDP增长将达10.5%，比2005年9.9%的水平高出0.6个百分点。
运用ARIMA模型(样本数据为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3季度)对2006年第四季度和全年其他各主要指标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请见下表：
同时，我们运用VAR模型预测的结果是，2006年四季度比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较大的回落，回落达0.6个百分点;比2006年三季度有小幅回落，达0.2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到10.3%，高出2005年0.4个百分点。
2、2007年国民经济增长呈现高位向下微调特征
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增长速度会有所下调，我们预测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5%左右。上述预期与相关机构的预期也存在一致性。以下是8个权威机构最近对2007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上表可以了解到，2007年各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预期上，各机构平均预期值为9.6%，低于2007年1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在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下继续放 缓，但仍然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这一结论，与中国企业调查系统今年调查结果相同，即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但也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可能趋缓。
四、企业决策的新机遇分析：关于我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
中国连续15年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中已有480多家来华投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投资战略的重要区域。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而在2000年仅为42.8%，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十五”期末两者相加的比重已经占到了65%;内资民营投资总量5年问增长了近三成，2005年达到了52.193亿元了。
本文将跨国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暂归纳了8种模式：
1、通过跨国公司并购民营企业而形成的完全一体化合作。如西子集团公司先是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的购销合作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化合作。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体化后，民营企业仍然拥有独立性和产权，这种合作也即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公司。前者以股论权，后者以契约分利。
2、中外双方合作形成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如2003年3月，中国・夏梦服饰有限公司与享誉全球的世界精品男装著名领袖企业意大利杰尼亚集团(ErmenegildoZegna)合资成立夏梦・意杰服饰有限公司，各占50%股份，夏梦将全部资产准入合资企业，迄今，该公司生产的“夏梦”服饰，被誉为中国十大男装著名品牌之一。如1999年4月，华立集团与以色列尼斯科工业电表公司合作经营浙江华立尼斯科电器有限公司签约;如温州柳成集团和世界化工龙头瑞士汽巴精化有限公司日前签订合资协议，投资1,300多万美元，双方各持50%股份，成立浙江瑞成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3、通过跨国公司下属公司与中方民营企业母公司出资而形成的在垂直分工下的兄弟式平等合作。如2001年1月，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节能灯具生产商和光源制造商)签订合资协议，合办“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进行强强合作，共同致力于节能照明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4、通过跨国公司资金支持而改制成其子公司而形成的母子型有隶属关系的合作。2006年8月，国内炊具行业占据龙头地位的民营企业――苏泊尔集团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96.4%的高票通过了《关于苏泊尔与法国SEB进行战略合作》的议案，这意味着法国SEB收购苏泊尔，通过资金支持而控股苏泊尔集团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
5、跨国公司与中国民营企业通过贴牌生产甚至技术入股(如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无形财产入股)等方式形成的知识产权合作。类似事例有很多，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加工贸易，其中绝大部分是我国内资民营企业为跨功公司贴牌生产，然后再内销或出口，这种现象在苏南、浙江和广东三省尤为普遍。
6、中方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商，或是接受跨国公司订单进行生产，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客户的购销合作。如1997年8月，浙江万向集团正式获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订单，成为第一家进入美国一流主机配套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可口可乐公司98%以上的原料在中国采购，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包装物料就是由我国国内的民营企业供应，经过其对国内供应商的长期培植和考察，迄今，可口可乐公司从生产线、原材料到包装物料、运输工具和销售设备都能从国内供应而且质量也能达到国际水平。
7、承接跨国公司代理业务甚至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的委托式合作等。美国的必能信和德国的STAPLA，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家超声波焊接设备生产商，它们在中国都选择民营企业作为其代理商，向国内甚至亚洲区的其他客户销售其产品。
8、中外双方在某一项目上进行的短期合作。如2000年，温州庄吉集团聘请国际著名设计大师、正装休闲化的缔造者、意大利纺织服装工业委员会委员毛里齐奥・巴达萨里先生担任“JUDGER庄吉”首席设计师;同时聘请意大利著名工艺师尼克罗・伯格拉里先生为技术顾问，并率先在意大利米兰设立了“庄吉服装设计工作室”，他们每年为庄吉集团提供400多个服装设计款式。又比如2003年8月，西子集团与德国相关方面签订了合作开发太阳能项目协议书。
各种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1)品牌、技术等知识产权合作仍保持较大比重，并会持续继续相当一段时间。迄今为止，我国共有约465万户民营企业，其中16.8万户民营企业，约占民营企业总数的3.4%，购买了境外品牌的使用权;有74.5万户民营企业，约占民营企业总数的16.1%，购买了国内外的专利技术包括技术专利和设备。2)简单的合作在向复杂的合作演进。如初期的一部分项目合作、技术品牌合作，在向股权合资合作方面演进。如万向集团既为美国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公司配套生产传动轴，也在一步步收购美国相关企业的股权，走向世界。3)有主有次的合作在向平等的合作演进。4)民营企业进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系统，成为其稳定供应商的合作现象会逐渐增多，但是速度不会很快，分布的产业领域会日趋不均衡。5)双主体的合作会逐渐向多主体发展。其中令人注目的是，中国东部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同时，与中西部企业发展各类合作关系，造成一种连锁式开发合作。这为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土地和资源优势提供了新的机遇。
本文作者：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
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国内外经济政治论文篇二
国内外低碳经济评价初探
【摘要】 进入21世纪，低碳经济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热点。本文在分析低碳经济的概念后，从评价对象、评价方法两个方面探讨国内外学者在低碳经济评价的研究现状，发现国内外学者在评价对象、评价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不足。
【关键词】 低碳经济 评价对象 评价方法 指标体系
过度的资源、能源消耗和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增加，使全球变暖的趋势不断加速。为遏制这种势头，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各领域对低碳经济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其中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金融、碳排放、低碳消费、低碳政策等方面。而关于低碳经济评价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并且国际上至今尚未出台具有权威性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国内对低碳经济评价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做好低碳经济评价，可以让一个区域、一个产业、一个单位了解自己在低碳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促进自己在低碳经济领域的发展壮大。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学术界和决策者尚未有明确的共识。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低碳经济进行了研究。目前被广泛引用的是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度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候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国内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缓减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结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温室效应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金乐琴、刘瑞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关系。理解低碳经济需把握其三个重要特性：综合性、战略性、全球性。
冯之峻和金涌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
李胜、陈晓春指出，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政策创新及制度设计，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它包括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四个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将低碳经济界定为人类社会面临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压力下提出的一种新发展理念，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来替代化石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方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高”)为基础，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
袁优男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为目的的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结能源机构，发展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消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其核心是能源的高效率和洁净的能源机构，关键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孙桂娟、殷晓彦等人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兼顾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低增长或负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内涵包括建立低碳能源体系、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实施刺激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其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基础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付加锋、庄贵阳等在总结其他学者关于低碳经济定义后，提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具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环境友好的突出特点，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全球共同愿望。
陶良虎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可以看出，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随着实践的进展，其概念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定义低碳经济。尽管他们的研究角度不同，对低碳经济概念的表述方式也存在差异，但其概念的内涵大致相同，即低碳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其实质是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发展清洁能源，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低碳经济评价
1、评价对象
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评价对象主要是区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低碳城市。其中关于区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的学术成果有潘月红对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庆东瑞关于山西省低碳经济分部门脱钩指标建构与评估、牛凤君等关于新疆低碳经济评价等。研究低碳城市评价的学者有王玉芳、李晓燕、邓玲、薛蒙等。
国内学者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多依据层次分析法的相关思想来构建。朱有志、周少华、袁优男依据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三级。肖翠仙、唐善茂使用德尔菲法来筛选评价指标，并在层次分析法思想指导下将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层。胡大立、丁帅根据产业链从初始到最终消费这一路径，提出低碳经济评价逻辑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
2、评价方法
(1)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目前国内关于低碳经济评价对象大多是一个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而对一个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评价涉及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政策、低碳金融、碳汇、碳足迹等众多方面，同时其评价应多角度选取多个指标综合分析，所以区域性的低碳经济评价是一项繁琐、复杂的研究工作。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评价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层次分析法的特点就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
李晓燕、邓玲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和主成为分析法对我国四个直辖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直辖市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刘荣、徐征、李悦在评价河北省某县的低碳经济发展状况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体系进行分析，得到各个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权重。李晓燕在构建省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郭红卫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力求通过对低碳经济的定量测度，探寻低碳经济的综合评价体系。牛风君、刘文翠在对新疆低碳经济评价与分析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对评价目标所起作用的大小即权重。肖翠仙、唐善茂在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数，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广西梧州市的低碳经济，并提出发展建议。
(2)基于物质流分析法(MFA)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物质流分析遵循质量守恒定律，是描述物质输入、输出相关系统的路径及其输出量、输入量的一种系统工具。通过研究物质在环境―经济系统输入―贮存―输出的实物量变动，提示物质在特定区域内的流动特征和转化效率，从而找出环境压力的直接来源，为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为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当前，我国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来评价区域低碳经济的学者有张学毅、毛玉如、万宇艳等。毛玉如、沈鹏等通过对低碳经济活动的物质流分析，提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从区域、技术、产业、机制四个层面考虑。万宇艳、苏瑜从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三个层面探讨国内外运用物质流分析法来研究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并在研究物质流分析法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后，在微观和宏观方面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张学毅、王建敏在探讨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基础上，运用物质分析方法来研究低碳经济，从经济发展、能源消耗、自然环境三个方面来构建低碳经济指标体系。
(3)指标综合合成方法。运用指标综合合成方法来进行低碳经济评价，首先须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指标值的标准化过程;其次是指标权重的确定;再次是指标值的综合集成;最后是结果判断。在指标综合合成方法评价过程中，确定指标权重是其中心环节。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德尔菲法、标准离差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方法来进行指标赋权。关于指标值的综合合成方法有许多，一般来讲，主要有线性加权和法、乘法合成法、加乘混合合成法等。结果判断一般是参考指标值的综合集成结果及国内外低碳经济评价标准进行综合评价，确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4)其他评价方法。除了上述三种评价方法，国内学者还通过其他方法来评价低碳经济，如因子分析、模糊粗糙集理论、KAYA公式等。王斌斌在评价大庆市低碳经济发展情况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构建了能够系统评价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对15个资源型城市的低碳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结果表明大庆市低碳经济的发展优势在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及环境改善效果，而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谢传胜、徐欣等运用模糊粗糙集理论，建立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进而对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进行分析。黄敏、廖为明等运用日本学者茅阳一提出的KAYA公式建立了三个低碳经济模型，并用来研究江西省各市的碳排放量，结果发现各区市低碳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三、国外低碳经济评价
1、评价对象
国外对低碳经济评价研究的起步较早，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相对于国内侧重于区域性综合低碳经济评价来讲，国外则更注重低碳经济专项评价，集中在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政策、碳排放等领域。
在低碳能源领域，Staffan Jacobsson和Volkmar Lauber探讨了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两项技术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原因，并分析了德国政府政策对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两项技术迅速扩散的原因。Nick Kelly分析了英国的能源需求趋势及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能源需求，部署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不影响经济增长的策略。如提高现有的建筑物节能水平和建设新的节能建筑物、安装高效节能设备、安装当地的清洁、节能热电力供应等。John W. Halloran将化石燃料中的碳基化合物视为氢能源，碳粉作为碳建筑材料。在分析氢能源和碳材料(HECAM)在建筑领域中的应用，氢能源和碳材料(HECAM)的能源平衡、成本、价值，脱碳方法及碳产业后，提出发展碳材料经济的三个战略步骤。Daniel Sperling和Sonia Yeh认为低碳燃料标准(LCFS)新政策工具是降低交通运输燃料碳排放一种很好的途径。从低碳燃料中的温室气体性能标准、容积任务的缺点、征收碳税或限额交易、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间接影响、能源安全和气候政策等六个方面阐述建立低碳燃料标准(LCFS)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关于低碳技术，早在1997年Gernot Gessinger就注意到全球碳排放为每年8亿吨，其中2亿吨来自于森林采伐，6亿吨来自化石燃料。其探讨技术创新及技术改进在电力生产、物流、电力消费、最优化系统领域减少碳排放的可行性及可减排空间，提出碳减排的三点措施：防治二氧化碳的过多排放，避免在电力生产、传输、使用中形成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特征;通过捕捉、利用、处理/储存等方式对碳循环利用;使用可再生能源，如水力发电、太阳能、风能、生物量、核能等。Abdeen Mustafa Omer认为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政策目标，与之相关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保护资源，提供安全、多样的能源供应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较少，因此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市场体系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并由此分析了在能源利用、能源替代等领域的节能技术及节能建议。
国外对低碳政策的研究理论多数是关于碳税收的，其他的如能源政策、区域性政府的碳减排措施、区域性政府应对低碳革命的挑战等。K.A.Fisher-Vanden、P.R.Shukla、J.A.Edmonds等运用第二代模型(SGM)中的印度板块分析印度在经济、能源领域中的温室气体(GHG)排放状况，提出应通过碳税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Tim Roughgarden和Stephen H. Schneider运用动态集成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对相关政策进行定量评价后，提出碳税是促进碳减排的最理想措施。
在碳排放领域，Sven Bode基于排放强度来预算碳减排的短期目标(到2010年)和长期目标(到2050年)。其他研究碳排放的学者有A.Druckman、Jyoti Parikh、Cheng F Lee等。
2、评价方法
国外关于低碳经济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法及其他方法等。
(1)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低碳经济与低碳能源、碳排放等密不可分，因此国外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本质上是一种环境―经济模型。比较典型的综合评价模型有E3MG、ECLIPSE模型等。A.S. Dagoumas、T.S. Barker运用E3MG(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Model at the Global level)分析英国的碳排放情况，提出一些关于英国脱碳路径的建议。Hal Turton在分析能源研究和投资战略的基础上，构建ECLIPSE模型(Energy and Climate Policy and Scenario Evaluation，ECLIPSE)来评估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2)投入―产出法(I―O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低碳经济系统各个部分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方法。运用I―O模型来分析低碳经济，尤其是在分析低碳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须对传统的I―O模型进行相应的改变、扩展，加入相应的环境因素。如A.Druckman、P.Bradley等运用环境型投入―产出模型(Environmental Input―Output，EIO)来分析英国的碳减排情况。Jyoti Parikh、Manoj Panda、A. Ganesh-Kumar和Vinay Singh通过投入―产出法(IO)和社会会计矩阵(SAM)来评估印度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现状。Cheng F Lee等在灰色理论(grew theory)和投入―产出理论(input―output theory)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目标规划(fuzzy goal programming)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了三种碳税方案下碳减排的力度和经济影响。预测碳税实施的效果有助于各国碳税方案的选择，也能更好地发挥碳税的效果。
(3)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这类模型基于微观经济学原理构建经济代理人的行为，能够模拟不同行业或部门之间复杂的、基于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其特点是在模型中引入“均衡”和“市场”，模拟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等关系。这类模型的优点是对经济系统的描述比较详细，模型的解包括了市场出清价格、部门的产出、投资、就业、外贸、CO2排放等;并且还可以模拟碳税等经济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在这方面，Mustafa H. Babiker运用跨区域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来预算碳消费支出额。
(4)其他方法。除上述几种评价方法外，还有宏观经济模型、部门预测模型、成本―效益分析法、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指数等其他方法。
2006年10月30日，英国发布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完成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又称《斯特恩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报告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Marco Mazzarino采用比较静态的方法(comparativestatic approach)和货币估值技术的研究发现，运输业是OECD国家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约占到总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四、结论与展望
国内关于低碳经济评价理论还不完善，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区域性的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低碳城市建设等，评价方法主要是综合合成方法、层次分析法等。相对于国内的研究现状，国外关于低碳经济评价的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重视实践研究，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较少，将低碳经济具体化，针对国际、国家、区域等不同尺度探讨低碳经济发展的具体模式。在研究对象上侧重于低碳经济某一特定领域，尤其体现在低碳能源、碳排放等方面。在评价方法上，大量运用各种数量模型，如投入―产出法、成本―效益法等。
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存在的缺漏和不足，为了更加全面、深刻地评价低碳经济，进而加速和推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仍需要在三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首先是区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国外低碳经济评价侧重于某一特定领域，少有关于综合评价的指标，虽然国内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并不完善;其次是评价方法，国内的评价方法则相对较少，国外关于低碳经济的方法较多，但不完善;最后是研究对象，国内侧重于区域综合性研究，国外则侧重于实践研究、专项研究，且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 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2]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3] 庄贵阳：我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3).
[4] 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5] 冯之峻、金涌、刘文元等：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04-21.
[6] 李胜、陈晓春：低碳经济：内涵体系与政策创新[J].科技管理研究，2009(10).
[7] 袁男优：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10(1).
[8] 孙桂娟、殷晓彦、孙相云等：低碳经济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9] 付加锋、庄贵阳、高庆先：低碳经济的概论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8).
[10] 陶良虎：中国低碳经济――面向未来的绿色产业革命[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0.
[11] 潘月红：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12] 庆东瑞：山西省低碳经济分部门脱钩指标建构与评估[D].陕西师范大学，2010.
[13] 牛凤君、刘文翠：新疆低碳经济评价体系初探[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0(4).
[14] 王玉芳：低碳城市评价体系研究[D].河北大学，2010.
[15] 李晓燕、邓玲：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探索――以直辖市为例[J].现代经济探讨，2010(2).
[16] 薛蒙：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J].采购与供应链，2010(11).
[17] 朱有志、周少华、袁男优：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及其评价指标[J].中国国情国力，2009(12).
[18] 肖翠仙、唐善茂：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生态经济，2010(1).
[19] 胡大立、丁帅：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2).
[20] 刘嵘、徐征、李悦：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以河北省某县为例[J].经济论坛，2010(5).
[21] 李晓燕：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省区低碳经济评价探索[J].华东经济管理，2010(2).
[22] 郭红卫：基于模糊综合算法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J].当代经济管理，2010(5).
[23] 王军、周燕、刘金华、岳思羽：物质流分析方法的理论及其应用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4).
[24] 单永娟：物质流分析方法研究与应用综述[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3).
[25] 毛玉如、沈鹏、李艳萍、孙启宏：基于物质流分析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研究[J].现代化工，2008(11).
[26] 万宇艳、苏瑜：基于MFA分析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J].中国能源，2009(6).
[27] 张学毅、王建敏：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研究[J].学习月刊，2010(4).
[28] 李友华、吕晶、续珊珊：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29] 马军、周琳、李薇：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东部沿海6省市低碳现状发展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2).
[30] 许涤龙、欧阳胜银：低碳经济统计评价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0(22).
[31] 王斌斌：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经验研究――以大庆市为例[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0(6).
[32] 谢传胜、徐欣、候文甜、许凤茹：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及发展路径分析[J].技术经济，2010(8).
[33] 黄敏、廖为明、王立国、邓荣根：基于KAYA公式的低碳经济模型构建与运用――以江西省为例[J].生态经济，2010(12).
[34] Staffan Jacobsson，Volkmar Lauber. The politics and policy of energy system transformation―explainingthe German diffusion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J].Energy Policy，2006(34).
[35] Nick Kelly. The role of energy ef?ciency in reducing Scottish and UK CO2 emissions[J].Energy Policy，2006(34).
[36] John W. Halloran. Carbon-neutral economy with fossil fuel-based hydrogen energy and carbon materials[J].Energy Policy，2007(35).
[37] Daniel Sperling，Sonia Yeh.Toward a global low carbon fuel standard[J].Transport Policy，2010 (17).
[38] Gernot Gessinger. Lower CO2 EmissionsThroughBetterTechnology[J]. Energy Comers，1997(38).
[39] Abdeen Mustafa Omer. Climate change policy， market structure，and carbon leakage[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08(12).
[40] K.A. Fisher-Vanden，P.R. Shukla，J.A. Edmonds. CarbontaxesandIndia[J].Energy Economics，1997(19).
[41] Tim Roughgarden，Stephen H. Schneider. Climate change policy： quantifying uncertainties for damagesand optimal carbon taxes[J].Energy Policy，1999(27).
[42] Sven Bode. Long-term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s―what’s possible，what’s necessary[J]. Energy Policy，2006(34).
[43] A.Druckman，P.Bradley，E.Papathanasopoulou，T.Jackson.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s carbon reduction in the UK[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6).
[44] Jyoti Parikh，Manoj Panda，A. Ganesh-Kumar，Vinay Singh. CO2 emissions structure of Indian economy[J]. Energy，2009(34).
[45] Cheng F Lee， Sue J Lin， Charles Lewis， Yih F.Chang.Effects of carbon taxes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by fuzzy goal programming： A casestudy of the petrochemical-related industries， Taiwan [J]. Energy Policy， 2007(35).
[46] A.S. Dagoumas，T.S. Barker. Pathways to a low-carbon economy for the UK with the macro-econometric E3MG model[J].Energy Policy，2010(38).
[47] Hal Turton.ECLIPSE：An integrated energy-economy model for climate policyand scenario analysis[J].Energy，2008(33).
[48] 鲁静：国内外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方法评述[J].投融资实务，2010(8).
[49] Mustafa H. Babiker. Focus on low carbon technologies：The positive solution[J].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65).
[50] 樊纲：走向低碳发展：中国与世界――中国经济学家的建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51] Marco Mazzarino.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evaluating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due to the transport sector in Italy[J]. Energy Policy，20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