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下册政治论文(2)
七年级下册政治论文篇二
论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内容摘要：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政治稳定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政治文化是对稳定的政治体系长期不断的认知、评价的结果的积淀。政治文化是构成政治稳定的深层因素，政治稳定的实现依赖于政治文化的性质与类型。建构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实践的要求。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稳定;政治体系
作者简介：丁志刚，男，1966年生，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树亮，男，1981年生，河北邯郸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9-0022-04
政治文化和政治稳定都是古老而又现代的政治学概念，在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对二者的研究都有体现，只是一直未形成统一的、广泛认可的、独立的概念和知识体系。直到20世纪50、60年代，这两个概念才凸现出来，成为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分别以阿尔蒙德和亨廷顿为代表，建构起规范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并成为沿用至今的经典分析范式。总体上看，政治稳定反映的是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通过对影响政治稳定的诸多原因的分析可以为维护持久的、平稳的、有序的政治状态提供理论基础。政治文化作为对政治体系认知、情感与态度的总和，反映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基本态度。相比较而言，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尽管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但其系统性、深刻性有待发掘和深入。本文拟在研究政治文化理论和政治稳定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探讨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关系。
一、政治稳定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
从政治文化的形成来看，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政治文化的形成不是一个短期效应，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多次认知与评价的积淀。事实上，政治文化作为公民内在的习惯，其形成不是一次认知与评价就可以实现的，因为对个别政治事件的态度仅仅是民意，特定取向的民意长期积累才会最终内化为公民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度，即政治文化是对稳定的政治体系长期不断的认知、评价的结果的积淀。
政治体系作为被认知的对象，其自身的稳定影响着公民认知的结果，即一个持久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使公民的认知具有连贯性，不断地积累关于该政治体系的知识、感触及评价;而动荡的政治局势，因为认知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公民失去了认知的对象，更无法形成政治文化。“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①作为认知结果的政治文化内部也存在层次划分，即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这种对应性特征并不是公民认知选择的结果，是政治体系固有结构“映射”于公民内心的“图像”。政治体系是政治文化形成的“母本”，这一“母本”的状态和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政治文化的特质。因此，长期稳定的政治结构、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和连续的政策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关系，构成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
第一，长期稳定的政治结构使公民能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的渠道不断了解政治结构、执政者以及机构设置等方面的知识。普通民众对政治结构的认识，需要时间和渠道的保障，畅通的渠道无疑会缩短公民对政治结构的了解过程，但这一过程要求以政治结构的相对稳定为前提。否则，混乱的政治结构、领导人的频繁更迭以及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争斗，导致整个政治结构不断变化，公民刚刚形成的认识很快被结构的变化所否定，致使公民在认知上出现混乱，甚至政治冷漠，统一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更无从谈起。
第二，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对执政者、参与者的政治行为都具有指导性作用。一方面能够约束执政者的行政行为，使执政者遵循既定的制度性规定;另一方面能够使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制度化的框架内展开，逐渐掌握参政的知识和技能。在这样的制度化的政治生活中，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会逐渐明晰自己的政治角色，获知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以及掌握政治参与的技能，对政治体系的认识逐渐明朗，评价趋于客观合理，情感归属基本稳定。而混乱的、没有明确的成文规定的政治过程，难以形成规范的参与行为，也就不会形成模式化的政治过程文化。
第三，政策直接关乎公民的切身利益，是影响公民政治态度最直接的方面。连续稳定的政策会使公民逐渐认识政策的内在指向，对某一政策基于自身利益加以考量，形成不同的评价和态度。相反，如果政策变动频繁，公民就难以对政策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会产生摇摆不定、无所适从的感觉。另外，政策的优劣、公正与否决定着政治文化性质的走向，即连续优越的政策能够得到公民的认可和支持，使公民对整个政治体系抱有赞成的态度;反之，变化不定的政策则引起公民的不适与反感，进而使公民对整个政治体系持否定态度。可见，持续与合理的政策是政治文化形成的最直接的外在政治刺激。
另外，政治结构的稳定、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以及连续的政策并非独立的存在，作为政治体系的有机构成，其自身的健全与完善还不足以构成整个体系的稳定，还需要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与顺畅，而这一状态的实现又是由每个子系统的功能决定的。即政治结构的稳定有利于实现政治过程的制度化，使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治过程的制度化建设使得政策更加科学、合理，更能顾及社会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政策趋于合理的目的是获得公民的支持和肯定，而这实质上是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以及对其合法性的承认，有助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可以说政治结构的稳定决定了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政治过程的制度化是政策趋于合理的保障，优越的政策为政治结构的稳定赢得了公民发自内心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反而会导致倒退。可见，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子系统的稳定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是政治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制度性资源。
二、政治文化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深层因素
宏观上讲，政治稳定的实现依赖于制度的完善及其有效实施，由政治体系输出的法律、法规等外在的“刚性”制度，在政治建构初期对维护政治的稳定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从微观上看，真正的稳定不是外在惩罚性制度强迫与威慑的结果，而是来自公民对制度自愿的服从，即外在制度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力取决于公民自愿服从与配合的程度。基于政治文化的分析范式，政治稳定的目标能否实现往往依赖于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可不认可、承认不承认、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以及满意不满意。因此，为使保障政治稳定的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就要赢得公民的认可，符合公民内在的心理倾向。正如阿尔蒙德认为的那样，“如果要保持最终的稳定，该系统就要有一种建立于对该政治系统更为普遍的依恋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仰形式——我们已称之为系统情感的一种信仰。”②而这种信仰正是他对政治文化定义的要素之一。现实表明，政治文化比外在的政治制度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更长远、更深刻，比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塑造作用。
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其本身的性质，二是其类型与政治结构的协调程度。政治文化的性质主要体现为同质性、异质性、滞后性及超前性等，这些性质深刻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政治文化的类型，参照阿尔蒙德的观点，可以分为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三种政治文化的混合类型，“一种村民文化、臣民文化或参与型文化，可能与它们各自相应的传统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制结构和民主政治结构非常协调”③，而政治文化类型与政治结构的失调则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一)政治文化的性质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第一，政治文化的同质性。政治文化的同质性是指广大公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取向非常接近，或称之为公民政治态度的高度统一。同质的政治文化可能是对作为认知对象的政治体系的肯定性态度的统一，也可能是否定性态度的趋同。显然，肯定的同质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否定的同质则是政治稳定的灾难。
积极肯定的同质的政治文化反映出大多数公民内心深处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感情上的依赖与积极的评价，他们愿意遵守该体系的政策、法律及法规等硬性的制度，接受政府的领导，并积极维护现行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这一政治文化意味着政治体系获得了较多的政治合法性、公信力及权威性资源，该体系输出的政策能够顺畅地执行，法律法规具有较高的效力。这样，政治体系的输出被公民所接纳，公民的输入能够在政治体系的输出中得到有效回应，政治体系内外环境交流顺畅，信息分布均匀对称，社会团体和不同力量之间容易产生合作，社会中各个独立的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裂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致使政治趋于稳定的态势。因此，积极肯定的政治文化将有助于实现政治的稳定。
消极否定的同质的政治文化体现了广大公民对现行政治体系的一种不信任、不认可的态度。从公民角度看，其心理上对政治体系持否定的态度;在情感上不仅没有依赖与归属感，反而表现出冷漠、反感的倾向;在行为上拒绝遵守甚至抵制各种政策，通过非制度化手段参与政治生活，更有甚者还力图实现政治体系的更迭。对于政治体系来讲，其合法性不被承认、权威性丧失，政治过程的秩序遭到破坏，政策难以落实，失去应有效力。公民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消极、否定态度使得政治体系的应有效力下降，甚至整个体系被架空，导致政治体系与社会的断裂。当专业化的、科层制的政治体系失去其对社会管理约束的效力，而秩序性和规范性又难以从公民自治的自觉性中生长出来时，必然导致政治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动荡。
第二，政治文化的异质性。政治文化的异质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部分人持有与主流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别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其最初表现为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差异性，但当这种差异长期、稳定地存在时便会固化为政治亚文化。政治文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其自身的完整性、统一性以及整合功能受到挑战，公民的政治行为难以协调统一，呈现出分散性、差异性等特点，这就给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造成了潜在的横向分裂的可能。“我们可以断定，文化的异质性和高频率的社会化中断，将产生高频率的心理上的混乱和不稳定。”④“在政治亚文化非常明显的地方，政治体系有可能受到威胁”⑤。因此，消弱政治文化中异质性的影响，引导亚文化朝着主流政治文化的方向发展，建构趋于同质的、肯定的政治文化，将会增加政治稳定的筹码。“一个社会政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主导政治文化沿着主导政治文化的方向发展。”⑥
第三，政治文化的滞后性。政治文化的滞后性是指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其自身生成的缓慢性、积累性、代际传承性以及意识本身的稳定性，致使政治文化总是相对落后于政治发展，并以对过去政治体系认知的经验为标准对现有政治体系进行考量，这势必会造成经验与现实的错位，致使对现行政治体系产生认知上的偏差与消极的态度。另外，政治文化的滞后性阻碍了政治发展的进程，尤其在政治体系建立初期或转型期，原有的政治认知与新生的政治体系难以有效对接，导致政治体系的输出与公民原有政治知识错位，使政治生活出现混乱的结果，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下降。
第四，政治文化的超前性。政治文化的超前性是指政治文化所承载的内容比现行政治体系所输出的信息要优越，其反映的政治价值取向超越了现行体系蕴藏的价值。在全球化之前，由于信息流动方式以及渠道等方面的制约，政治文化的跨国流动较少，因而政治文化大多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政治体系认知、评价的经验的积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互联网、国际广播、洲际电视、留学移民、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一个国家的特定的政治文化会通过不同的媒介广泛流动，被身处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人们所感知。一国公民不仅会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还会在评价不同国家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形成特有的政治文化。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进步的、优越的政治文化会被落后地区“嫁接”，推动政治的发展。但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讲，外部移植的先进政治文化仍然对现存政治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处理不好会引发政治生活的剧烈动荡。
(二)政治文化类型与政治结构的协调程度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文化类型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通过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对应性关系来发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关系可以是协调的也可以是不协调的。”⑦当二者之间协调时政治体系无疑是稳定的，反之，当二者之间不协调时政治体系则处于不稳定或潜在不稳定状态。从本文的立意出发，我们着重研究二者不协调的状况。
第一，在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基础上建构中央集权制结构或民主政治结构，显然是难以协调的。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的标志是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意识，在认知上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村民常常对政治系统的各方面都没有意识，或仅有模糊的意识。但中央集权制结构要求对中央权威的服从，民主政治结构要求积极—理性的参与，显然，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是无法满足这两种政治结构的要求的。因此，在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基础上建构中央集权制，会因村民对地方高度的忠诚而造成政治体系垂直方向上的断裂;在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基础上建构民主政治结构，会因村民缺乏参与的知识、经验和技术而导致非制度性参与，导致政治生活的混乱。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二战后非洲一些国家，在原始部落基础上建设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果导致长期的动荡和战乱。
第二，在村民、臣民混合型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建构民主政治结构也可能导致政治的不稳定。村民、臣民混合型政治文化在保留对地方权威忠诚的同时，被动地接受中央集权的领导，持这种政治文化的公民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很难发挥个人的作用，在意识上对政治体系虽有一定的了解，但在政治行为上单向地接受政治体系的输出，缺少主动的输入，这就与民主政治要求的积极—理性参与难以相适应。若在此文化基础上建构民主政治，公民要么表现出极度的政治冷漠，对政治结构、过程以及政策的漠不关心造成政治体系内外环境的阻塞;要么被激发出狂热的政治参与热情，极易使公民的政治行为失范，造成政治生活的失序。
第三，在参与型政治文化基础上也不可能建构传统政治结构或中央集权制结构，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过这样的倒退。无论是传统政治制度下村民狭隘的地域属性，还是中央集权制下对臣民服从的强调，都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实质相左。已经具备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公民，不可能只满足于对地方权力的了解与忠诚，也不可能只对中央的权威一味地服从，总是寄希望于通过自身的努力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这样，政治制度的倒退与先进的政治文化之间，会因政治参与渠道缺失和政治体系单向度地强调服从，引起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不满，导致公民与政治体系的矛盾冲突。
三、建构有助于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意识的存在，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逐步积淀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既受到公民原有政治态度、情感和所处的环境、地域、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又受到外在政治体系和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此，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可再塑性，即政治体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并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引导公民政治态度的走向，使主流政治文化成为主导价值取向，发挥其整合、凝聚功能，消减政治亚文化的异质性，促进政治文化的和谐，为实现政治稳定打牢公民心理基石。
第一，加强政治体系自身建设，为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积极稳定的政治环境。政治体系自身的建设主要包括政治结构、政治过程以及政策三个方面，其自身建设的优劣与否直接影响着公民所持政治态度的性质，即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建设主要涉及合法性、权威性和公信力等方面，政治过程主要是体现政治生活的制度性与合法性，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满足了公民的需求则直接关乎政治态度的走向。从目前世界上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的情况看，在它们的政治体系建设中，裙带关系盛行、社会政策不公、贫富分化严重、政府官员行政方式不当甚至违法等问题，严重伤害了公民的感情，造成政治体系公信力下降、合法性被质疑。因此，加强政治体系自身建设，是形成积极肯定的政治文化的环境保障，是政治稳定得以实现的宏观建设工程。
第二，疏通政治社会化渠道，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建构与政治体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内化的产物，其形成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公民能否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能否以理性思维排除感性的干扰，能否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都会影响这一内化的效果。因此，作为认知对象的政治系统，疏通社会化渠道与提高社会化效能，使自身以简单明了的形式展现在认知主体面前，无疑在内化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历史证明，每个政治系统为了获得合法性都会主动地通过各种渠道，将其政治主张传达给体制下的公民，以获得广大公民的认可和服从。所以，保障政治体系输出渠道的畅通，不断探索新型渠道，使政治体系所承载的信息以高效、快速、准确的方式传达给每一个公民，不仅关乎政治文化体系自身的统一，而且也影响着与政治体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时效性。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在政治共同体中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对政治文化统摄的能力是政治体系稳定和高效的决定条件之一。”⑧
第三，消减政治亚文化的异质性，增进政治亚文化之间及其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共同点。鉴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因素的现实差异与客观存在，政治亚文化作为政治文化这个复杂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短期内难以自行消失是不争的事实，其对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政治亚文化过于突出就有可能威胁政治系统的稳定”⑨。因此，挖掘不同政治文化中的共同点，整合纷繁复杂的政治态度，协调多元化的政治价值取向，消减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增进它们的共同点，将有利于消解公民政治观念的冲突，有利于政治文化同质性的增长和公民政治态度、行为的趋同，增进和谐的共识。另外，建构同质性的政治文化并不是要完全消除政治亚文化，而是在政治亚文化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寻求、挖掘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相容点，使政治亚文化的内涵与主流政治文化具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全民对民族的统一、对国家的最高目标，必须有共同的认识。
第四，确立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使主流政治文化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得以充分发挥。主流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大多数公民在一定时期内所持有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相对形形色色的政治亚文化而言的。主流政治文化具有普遍性、整合性以及包容性，正是这些性质使其在引领公民政治态度、协调公民政治行为及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戴维•伊斯顿认为：“任何系统都具有主导性的政治价值，它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⑩。主流政治文化越是传播广泛，吸收的政治共同体成员越多，政治体系就越趋于稳定，越趋于完善化。(11)因此，确立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将有利于弥合政治亚文化的“离散”作用，促进政治体系的和谐。
政治体系作为社会诸多体系中的重要一元，其稳定程度直接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维护其稳定不仅涉及政治体系自身的建设与完善，而且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所持有的政治文化。纵观中外古今历史，每次朝代更迭、政权易手、政治制度变迁，最基本的推动力量都来源于人民大众，没有哪一个政体在人民的拥护中被推翻，而不被人民认可、满意的政体或迟或早都将成为历史的片段。可见，政治文化这种隐形的“软力量”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自身的性质与类型同政治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维护政治稳定就是实现人心的稳定，建构积极、同质的政治文化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要求。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②③④⑦[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19-20、32、4页。
⑤[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震、王锋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⑥柏维春：《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⑧(11)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8页。
⑨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⑩[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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