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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梦政治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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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梦政治论文

  我的中国梦政治论文篇二

  我的梦 中国梦

  我就是中国,我的梦就是中国梦。

  这是个既古老又新潮的话题。当1840年大清帝国被来自英吉利的尖船利炮打开国门,一场“中国梦”绵延一百多年,从未中断,变换着“救国”、“自强”、“复兴”等不同的内容,在2012年末新诞生的中国领导层口中重新复活,“小康社会”是它最新的形式。

  在梳理“中国梦”一百多年来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线索:从同治名臣、士阶层、新知识分子、现代政党直至农民社会,“中国梦”呈现出从精英到民众的涟漪式扩散,这既是一条梦想实现的线索,又是鲜活的人从家族觉醒,再融入群体,直至最终被遮蔽的线索。

  在这条线索里,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两个事实:每当“中国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官僚机构到士阶层,再到新知识分子,最终到达农民群体时,“中国梦”的能量便一次次增强。当力量到达极点,个体又会诡异地逐渐消失在群体之中,在再次增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控制之下,失去鲜活的动力。

  每当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稳定结构,在外来的刺激下解体,约束人们梦想的束缚被解除,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国民创造力就会空前进发,展示出巨大的力量。

  在时代的夹缝中,我们发现了晚清士阶层和新政的互动,触发了民营资本诞生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在民国军阀、马列主义、三民主义三足鼎立时,成就了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第二个黄金年代的辉煌;改革时代自由市场的重生和不断壮大,让我们正在享用第三个黄金年代空前的繁荣。

  每次黄金年代都潜藏着风险甚至危机,我们再一次站在“中国梦”的转折点,未来如何演进,来自我们的判断和行动。

  改革时代与之前“中国梦”演化路径最大的不同是,它直接在社会底层的草根中内生,从精英阶层“由内而外”的涟漪模式,转为“由外而内”的汇聚模式:“中国梦”与“我的梦”的重要性和位置,已经实现革命性的转化。

  未来中国,内生一个开放、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比某种意识形态和精英群体赋予理想社会,并发动民众参与,显然更具合理性。我们必须面对已经到来的、崭新的时代保持冷静,进一步扫除纠缠在“我的梦”周围的藩篱,在法治、市场和公平正义基本边界之外,逐步消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甚至控制,而不是向相反的方向运行。

  个体不同但又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我的梦”,必然会在不断扩大的个人自由中汇集强大能量。所以我们讲述了8个人的故事,他们来自连接中国近代和现代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创业不辍的企业家群体,还有充满阳光、幻想且从不惜力的年轻人。

  他们和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做着自己的梦,与时代互动,成为现实和历史的一个个标记。

  士阶层觉醒

  1894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年),托慈禧太后六十寿辰之福,年过不惑的江南名士张謇得中恩科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看似强大的帝国海军惨败于日本。1896年,张謇决定从商。这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共同成为“中国梦”推动历史演进的第一个标记。

  张謇筹措了2000两白银创业,联络家乡南通的6个小商人作为合伙人,商定办一个两万锭的纱厂,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日生”之意,得名“大生”。他准备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地,向社会募集股金60万两。数月下来,他募集到的资金是0,靠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到家乡。

  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急人所难,将国营南洋纺织局在上海码头积压已有5年、零件已经锈坏十之三四的两万锭纱机,折价25万两,作为国有资本入股大生纱厂。1899年,张謇终于募足另外25万两股金,一种新的企业经营模式也因之诞生:“绅领商办”。

  第二年,义和团席卷北方,南方却风平浪静,而且因局势动荡,得进口洋纱减少之利,大生纱厂便进入全盛期,当年获利达11.8万元。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一口气先后创办19家大小企业,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家集团。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张謇,不改士大夫、缙绅本色,生活极其简朴,所积累财富数百万两,大多用于地方建设和教育,将南通建成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

  张謇的选择,代表着士阶层开始整体转向。

  士阶层是中国帝国时代特有的阶层,他们以科举为本业,完全认同儒家伦理和意识形态,入朝为官,则为帝国官僚体系的上层管理者;退则耕读,成为县以下缙绅自治的核心成员,帮助政府管理农村社会,是承接上层官僚与底层农民的中坚力量。

  即使遭逢朝代更替、天下大乱,帝国新王朝重建儒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一体化,所依靠的,也是士阶层的官员和缙绅。数千年来,乡村一直是缙绅的扎根之地,血脉相连。直到末世帝国大清与地球另一端的英吉利国开战,输掉鸦片战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密闭系统的超稳定结构,才开始缓慢崩塌。

  太平天国大乱平息之后,社会开始全面复苏,同治名臣们开始认识到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倡导“洋务运动”,动用官僚机构直接兴办和管理国防军事工业。但是,洋务运动对广大士阶层来说,不过是用西学的“器”来补中国的“道”,大多数儒生和缙绅,都还沉醉于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和恢复之中,对西学甚至还淡不上拒斥,而是普遍的漠视。

  缺乏缙绅的支持,洋务运动便成无本之木,作为中国中坚阶层的地主乡绅,吸金能力几乎与政府相当。19世纪80年代,地主乡绅阶层个人年收入总额67500万两,是清政府1885年一年财政收入的8.8倍。表面上拥有无限权力的大一统国家的皇权和官僚集团,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冰山一角,如果没有缙绅士阶层的支持,它所能动员的资源远不足以提供工业化的全部投资。

  同治名臣们也没有意识到,任何社会的工业化都必须由民间资本推动,政府只能起引导作用,然而洋务运动的行为方式却是垄断和压制商人投资近代工业,上海织布局自成立之时就宣布:“(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内,不许另行设局”。官僚体制的低效率显然与市场格格不入,仍以上海织布局为例,1875年动议设厂,1882年才实际成立,1890年勉强开工,前后长达15年,一投产就负债百万两白银。   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点,庚子事变为加速器,广大士阶层对儒家社会观和哲学观的否定到达顶点,中华帝国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彻底觉醒。1895年开始,清政府不得不实施一系列改革新政,传统意识形态加速解体,清政府终于开启全面改革的进程:1903年设商部,1905年废科举,1906年宣布立宪,1909年各省、县纷纷设立谘议局。

  关于张謇,还有一个事件很有意味:当八国联军大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草率宣战,命各省督抚率军进京勤王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却跑去和张謇、盛宣怀商量,张謇认为保国必先保家乡“东南”,刘坤一大为赞同,于是就有了十三省“东南互保”。包括张之洞、李鸿章在内的各省大员,不但不北上勤王,反而寻求与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士阶层不再忠顺一个逐渐失去合法性的王朝,也不再参与到另一次朝代更替,在严重的亡国危机面前,儒士阶层终于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是一种幻觉。他们已经不相信皇权能为帝国生存负责,而是开始反思帝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起西方议会制度,全面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推动现代化的历程,寻求在维护儒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在军事、经济、政治各个层面全面引入西方策略,亲自参与推进晚清宪政的整体方案。

  自此,士阶层“中国梦”的内容由“效忠帝王”让位于“救亡图存”。

  从数字上看,太平天国前后清代官员约有8万~15万人,19世纪缙绅阶层总人数110万~140万人,“梦想”开始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士阶层在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行动:一方面加入各地谘议局,模仿西方议会制度,将“乡绅自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谋求改造政体。当时中国绅士总数约为145万人,正好与有资格参加选举的等级选民167万大体相当,其中大约80%具有传统科举功名。

  另一方面投资商业、谋求实业救国,张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清政府推行新政10年间,缙绅私人资本迅速发展,投资企业总额很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总量。1872~1894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民间商办只占22.4%。1895~1913年,商办企业迅速攀升至463个,占全国企业总资本的76.3%。1895年之后,在缙绅资本的推动下,早在鸦片战争就开放的口岸上海的发展速度突然加速,1895~1920年的25年中,上海人口由50多万膨胀至300多万,成为国内商业、工业和金融中心。

  士阶层的觉醒,使中国传统社会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绅士城市化”。缙绅阶层的生活场所从农村转向城市,通过谘议局与官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力制衡。当清廷立宪推出“亲贵内阁”,缙绅因无法有效参与政权组织非常不满,随后发生的铁路国有化更是触动了缙绅阶层的经济利益,他们干脆完全放弃皇权,转而与革命党合作,直接取得大部分地区的政权。

  士阶层的转向,是中国近代社会在外来威胁的刺激下逐步开放,人的自为意识增强的一个关键节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儒家意识形态和家庭、乡村空间的束缚,将个体趋同的“梦想”慢慢汇集成为历史演进的动力,促进了中国转折的第一次尝试,或者说第一次“黄金时代”。

  夹缝与自由

  1925年,四川文人卢作孚决定弃笔从商,从友人处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一艘载重0.6吨的铁壳小船,取名“民生”,缓缓驶回重庆,正式开启他瑰丽又悲情的商业生涯。他是当时典型的新知识分子商人转型的代表,在中国近代民营资本第二次“黄金时代”之末崛起,也是“中国梦”突破阶层和思想束缚,向更大群体延伸的典型样本。

  卢作孚18岁加入同盟会,是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中国的“新青年”,他能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尽管只有小学学历,却自学成才,当过算术、国文教员,《川报》主笔和总编。他投身五四运动,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屡次开展以民众为对象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又屡次失败,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认定交通运输业为“咨业之母”,因此创办民生实业公司。

  这位文人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创业数年后,民生公司就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企业。当民生公司初具规模之后,他就仿效张謇在重庆北碚开始社会实验,建中学、工r医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健康的生活,特别是在钟爱的教育事业投入巨资。到上个世纪30年代,北碚已经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继南通之后,成为又一个“全国模范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他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国民政府大撤退的运输事宜。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各类人员150余万,物资100多万吨,损失船只16艘,牺牲-员工100余人,被誉为“中国实业史的敦刻尔克”。

  缙绅阶层亲手为大清帝国的皇权送葬,却无力翻开新的一页。帝国幻觉破灭之后没几年,共和国幻觉也随之破灭。袁世凯称帝以及随后的军阀割据,又彻底葬送了国父孙中山依靠军阀和缙绅,用民主政治方式重组社会的努力。自1895~1915年,20年来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是缙绅阶层,在他们的努力下,亡国灭种的危险并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c

  缙绅城市化与政治地位上移,最终形成两个消极结果:首先是儒家意识形态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文盲和半文盲军阀成为控制军队乃至地方的大小首脑,现实的缙绅阶层主动与之合作,在各地建立起军绅混合政权,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下,无所顾忌地搜刮社会资源。

  其次是乡村成为被遗弃的“中国”。乡绅自治是通过严密的宗法家族作为控制农民的松散基层组织,缙绅阶层既是乡间事务的管理者,也是有文化的精英,当他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之时,一种新型的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趁虚而入,自耕农迅速减少,更加贫困甚至无力组成家庭的雇农逐渐增多。

  另一方面,家庭和私塾迅速退化,丧失了教育及文化的主要来源,识字率反而比传统社会更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农民在心灵上几乎再无启迪的可能,也无法因之改变命运,农村成为一座巨型孤岛,日益混乱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直至逼近崩溃。   梁启超以全盘否定的方式,表达社会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之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当旧的梦想破灭之时,新的梦想得以在更大的群体中重生,清末取消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催生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1912年,新学堂在校人数达300万,已是传统绅士总数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发生质的改变。

  新知识分子既失去了科举的传统束缚,也无法再回到乡村,这些生长于忧患时期,甚至不惜漂洋过海学习西方文明的年轻人,有更广阔的视野,更炽烈的热情,和更坚定的梦想,却没有更多的空间――1915年时,传统绅士只剩下七八十万人,却占据着中国政治、思想舞台的中心位置。

  大量吸纳新知识分子的领域是教师和媒体如报刊记者、编辑,或在家从事撰稿、翻译的自由职业。他们已经无法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按照父母之命选择配偶,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通过自己的职业向更多的人扩散“梦想”。

  他们在与绅士阶层的斗争中争夺文化领导权中,触发了新文化运动。就像钱玄同曾说过的:“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新知识分子以极端激烈的方式,彻底抛弃了缙绅阶层试图固守的儒家核心价值,传统社会用以整合社会,构筑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支撑彻底坍塌。

  但是,新文化运动同样产生了两个消极结果:首先是“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新知识分子有能力对自身进行反思,并将反思的结果传递给更多的人。然而因为传统文化强烈的逆反心理,对工具理性产生迷信式的崇拜,只强调科学主义而忽略了内理性精神的内核,他们将极端的工具理性播撒到更大的群体之中,试图用科学来解释一切。

  其次,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它变换着形式和内容又重新回到新知识分子的内心,“平等”成为新的道德内核,儒家通过自我修为实现成仁成圣的目标,被置换成集体主义式的“乌托邦”理想――新知识分子刚刚从家庭中走出,还未来得及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理性人,就消失在群体热情之中。

  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普遍彻底失望,“救亡”很快压倒“启蒙”,整体转向俄国,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理想叠加起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既超越传统帝国体制,又超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式的共和国体制,这听起来就是让人无比兴奋的“中国梦”。新知识分子群体终于有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再次通过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和政治结构,彻底解决中国内外交困的危机。

  1918年,53岁的孙中山发表《孙文学说》,试图在儒家意识形态之外,树立新意识形态的权威。自此,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社会主义却是二者的共同目标。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五四”运动及其后的几年,学生成为拯救中国的主力军,仅1922年就发生重大学潮125次,而且一旦发生就会引发全国性学生运动,他们是如此强大,尤甚于军队,居然被冠以“丘九”的雅号。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率先实现了意识形态对政党的重组,建立了军队,新知识分子成为两党的组织骨干。没过几年,这只“学生军”就显示出巨大的战斗力,他们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毫无私利、全心奉献,北伐战争仅用了两年就攻破了松散的旧军绅政权,再次统一中国。

  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以流血的方式决裂,这意味着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同盟的决裂,它们之间从此开始激烈竞争,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已经崩溃的中国传统社会。早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新知识分子阶层就因信服不同的“主义”而分裂成不同的流派,对军绅政权和西方帝国的仇视让他们短暂黏合在一起,当新意识形态开始成熟时,他们也就要分道扬镳了。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之中,同样来自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卢作孚,显然是一个异类,他与其他年轻人不同,仍然试图用实业救国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拯救自己的国家。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尽管从新文化运动到日本入侵之间的中国仍然混乱不堪,处于旧意识形态彻底崩塌到新意识形态逐渐成熟的夹缝之中,文化和经济却获取了空前的自由空间,成就了中国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黄金时代”。有人甚至认为各种思潮盛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继几千年前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之后,思想最自由,成果也最丰富的时期。

  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城市是大军阀势力盘踞的中心,秩序相对安定,军阀和缙绅从农村聚集的财富都向这里集中。与农村凋敝的情形相反,城市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基地,不乏来自底层的商人和民族资本家和缙绅阶层划清界限,成为中国民办工业的领头人。

  1914~1926年间,中国15种主要工业品的产值由2亿元增至近6亿,12年增长近3倍,军阀政府城市经济的控制和干预非常微弱,官商习气和官僚组织对经济发展之束缚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经济成分,大多属于民间资本的自由经济。

  卢作孚就是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绝唱,他在“革命”、“教育”、“实业”之间穿行,选择自己中国之梦实现的路径,成为大时代夹缝中的自由标记。

  重回藩篱

  1930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正全面展开,出身于资本家、商人、公务员、教职员、地主阶级等的新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国民党,显然只想止步于击溃军绅政权,建立统一的国家,不想看到更大规模的农民、工人运动,以危及自身的生存,这与共产党的信仰格格不入。

  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度远远大于三民主义,经过不断考验和淘汰,共产党建立起由少数来自新知识分子阶层,但极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以工农群众或下层劳苦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政党,其利益主张与工农基本一致。

  当国民党与其他军阀合作,建立起脆弱的统一国家之后,建立了倒金字塔式的社会管理模式:立足大城市的中央和升级机构,人员充足、控制力强,到县级,控制力开始减弱,越往乡村延伸,控制力就越弱。   1930年代,为了打击共产党,蒋介石用保甲制来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却催生了一个依附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恶霸地主阶层,相反加快了农村结构的崩溃。由于无法对广大农村进行动员,南京政府的经济、政治实力解决内部危机时已经捉襟见肘。日本入侵之后,沿海地区的沦陷又让国民党失去大部分财政收入,经过漫长的抗日战争,腐败缠身的南京政府已经衰弱不堪。

  共产党却向相反的方向运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解决了马列主义经典对中国特有条件的无力,贫困农民特别是雇农在理论上被列入无产阶级,远比工人规模庞大的农民群体,成为共产党干部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军绅政权和国民党恶霸地主阶层多年的压迫下,生活无望的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中国梦”中,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梦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富之家。

  中国共产党成就了人类近现代史最富传奇性的故事,一个成立不足30年的政党,就迅速壮大并最终取得东方古老帝国的政权。其背后的秘密,就是把只属于精英阶层的“中国梦”,成功扩散到中国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在其中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自下而上将中国社会重新动员起来,形成紧密的整体。

  1946年7月,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全面战争开始,傲慢的蒋介石仍然认为共产党是一群在抗战中坐大的流寇,不想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又极具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异常清廉、组织庞大、纪律严明的干部和军队,以及在其身后对幸福生活充满渴望的农民――中国社会从没有像那时一样,被全方位且紧密地动员起来。

  1946年7月~1948年9月,仅山东一地就有580余万名民工支援前线,成千上万农民自愿组成运输队、担架队,随着解放军长途跋涉上万里,用最原始的方式把后方和前线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国民党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丝毫胜算。

  近代史上常被比喻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组织革命,它的能量不仅体现在战争中。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在依旧贫困的前提下,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来的内部矛盾:黑社会绝迹;妓院也在一夜之间消失;粮食征购和配给战胜了十几年来一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土地改革中消灭了地主阶级,自耕农群体空前庞大,农民重新燃起希望;在朝鲜战争中让西方最强大的国家遭受重大挫折。

  自鸦片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内外部危机一并得到暂时解决,“中国梦”从来没有像那时一样清晰可见,几代人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这让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发自肺腑的兴奋与自豪之中,呈现出动人的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救国”转向“自强”,井在影响范围上已经实现了最后一次推进,覆盖到全体中国人的心中――没有比建立一个实现完全平等的崭新国家更有说服力的了。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精确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设计,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范例。

  当人们欢呼胜利时,还没有意识到,梦想的实现也隐藏着危机:首先,就意识形态而言,集体主义全面战胜个人主义,梦想不再是个人化的需求,而是社会整体的共同目标,随着时间的演进,这日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和创造力的壁垒。其次,空前强大的官员集团和极富效率的双层扁平化的新政治结构,让正确和错误的命令都畅通无阻。再次,与高效率的政府管制不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彻底扫除自由经济,并在城乡之间划出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中国逐渐形成一种类似鸟笼的社会,作为个体和鲜活的人,都被纳入到这个密闭的体系中。自由空间空前狭小,国民创造力被完全束缚,并为此付出了极端沉重的代价――“大跃进”和““””。

  当1980年代国门被再次打开之时,人们悲哀地发现,中国不仅再次被西方远远落在后面,甚至面对经济腾飞的东亚,也无法树立应有的自信。平等乌托邦式的“集体自强梦”幻灭了,改革时代的“个体自强梦”开始觉醒。

  企业家时代

  1951年1月,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卢作孚从北京返回重庆,“五反”运动正值高潮。一个月后,这位曾经指挥“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企业家,背负着“不法资本家”的指控,在惶惑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他死后8个月,祖籍重庆的刘永好在成都出生,30年后,卢作孚这位实业英雄自由创业的基因,在他的同乡身上得以延续。

  刘永好兄弟四人,他是最小的一个。1982年时,刘永好已经31岁,他与3位兄长一起,辞去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公职,到四川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他们变卖手表、自行车,筹集了1000元人民币的资金,从养鸡、养鹌鹑开始,历经磨难,创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1990年代初期,他们在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找县里的领导商量,将已经成规模的企业捐给政府,只要保留他们的经营权,继续创业就好。1992年,成立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5年,兄弟们以平均分配的方式各自发展事业。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目前已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拥有中国最大的农牧产业集群。

  这位自称鸡王、鸭王、饲料王的企业家,一直专注于农业现代企业的发展,他最自豪的事情,莫过于新希望集团已经成为拥有8万多员工,带动100多万农户致富的大型平台,以及未来做成世界级农业龙头企业的新希望。

  刘永好创业成功的30年,正是改革开放年代自由市场重生并获得长足发展的30年。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草根,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自己的勤劳和付出建立起一个个商业帝国,共同汇集起逐渐强大的民营经济,成为30年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领域。

  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商业“野蛮时代”,因缺少商业基本法律规则,改革初期没有办法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平民企业家的冒险也几乎无所限制,这也形成了改革开放特有的模式,自上而下地尝试再经官方确认,形成基本规则,取得合法化。不完善的市场环境里野蛮的竞争对手,以及政府总是“闲不住的手”,让他们步履维艰。   去年是新希望集团成立30周年,刘永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的感慨,折射出这一段不乏悲情的年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出席一些国内企业家活动。到90年代出席这些活动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再出席企业家们的活动,变化就非常大了。原来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现在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大多不见了。有的不干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倒闭了,有的被抓了。”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梦”的再次觉醒和胜利,成就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三次黄金时代。从GDP规模的角度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中国梦中“自强”的部分似乎已经实现,社会财富和经济都是空前繁荣。另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线索是,中国梦的运行形式和主体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庚子事变、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救国”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梦”的实现,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从同治名臣、士阶层、新知识分子、现代政党直至农民社会,是从精英到民众的涟漪式扩散。这既是一条梦想实现的线索,又是鲜活的人从家族觉醒,再融入群体,直至最终被遮蔽的线索。

  改革时代之所以伟大,并非只是再次将“中国梦”的内容推进一步,从“救国”到“自强”,从而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更是被遮蔽的人开始觉醒,用个体梦想支撑起社会梦想的大厦,实现“自下而上”,以一种和平共赢的方式,推进历史继续向前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年代,企业家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和英雄。

  我的梦

  2012年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领导层第一次集体出行,选择了位于北京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在“复兴之路”的展馆中,中共中央重提“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中央政府领导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次确认“中国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国访问选择了东方邻国俄罗斯,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正式向世界传递“中国梦”:“‘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充满戏剧化的2012年刚刚过去,来自新领导层的“中国梦”像是在停滞的时间和焦虑的人群中的一阵歌声,让人在惊喜之余不免心生希望,继而成为全社会新的流行语和关键词。在日益喧嚣的讨论中,我们该如何看待、解读“中国梦”,并用何种方式继续推进它,是更重要的事。

  在回顾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梦”演进的历史,从觉醒的士阶层推动的晚清新政、军阀割据中的“黄金十年”直到改革时代的空前繁荣,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每当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稳定结构,在外来的刺激下解体,约束人们梦想的束缚被解除,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国民创造力就会空前进发,展示出巨大的力量。

  每当“中国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官僚机构到士阶层,再到新知识分子,最终到达农民群体时,“中国梦”的能量便一次次增强,当力量到达极点,个体又会诡异的逐渐消失在群体之中,在再次增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控制之下’失去鲜活的动力。

  改革时代与之前“中国梦”演化路径最大的不同是,它直接在社会底层的草根中内生,从精英阶层“由内而外”的涟漪模式,转为“由外而内”的汇聚模式:“中国梦”与“我的梦”的重要性和位置,已经实现革命性的转化。

  尽管我们创造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改革时代”,但风险却没有因为财富的增加而变得少一点。在当下中国,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潜伏已久的危机:在社会主义试验遭受挫折、内生个体梦想、外来文化的共同冲击之下,曾经在中国书写惊人传奇的革命意识形态已经淡化,在民众心中逐渐失去神圣化的面目。让人更为担忧的是,它对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官员系统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而这几乎是该系统实现自我约束的唯一基础。

  越来越多的官员失去了让豪情满怀的开国者们虔诚之极的信仰,特别是在基层,私欲的张扬几乎不可遏制,曾经可以作为民众中的一员,进行充分动员的干部们,与底层的关系从未这样紧张过。庞大的权力机构,不但有惊人的运行成本,一旦放松应有的约束,便会主动在市场的边界侵蚀出空前庞大的灰色地带以攫取财富,形成逐渐封闭的利益格局,且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提供的增量,呈现出釜底抽薪式的态势。

  传统意识形态的消失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消退,也让与之相连的道德体系和伦理准则在人们的心中失去效用,似乎只有财富积累才具有合法性,毒奶粉、毒胶囊等商业丑闻不断击穿人们本就脆弱的心理底线,多年来迟迟未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权力侵蚀之外,又在人性之上蒙上厚厚的灰尘,正面临滑向“丛林经济”的风险。

  新旧道德体系和伦理准则夹缝之间,受损最大的莫过于教育,升学率和论文发表率两根指挥棒,将功利主义完全引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在教育管理者对普适价值观下意识拒斥的前提下,道德、伦理和公民教育的有效性已经在事实上消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表现出“惊人”的工具理性,他们聪慧、敏感,很快学会如何衡量目标的重量,并据此作出精确的付出,他们敏锐地捕捉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并毫不犹豫地向强力一方靠拢。他们崇拜智商和技巧,却对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保持冷漠,他们把物质的生存底线当作至高追求,却未必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走向梦想荒原的“灾民”。

  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潜在危机:农民群体正在大规模离开土地,城乡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与分裂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又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当下这样一个转折点,内生一个开放、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比某种意识形态和精英群体赋予理想社会,并发动民众参与,显然更具合理性。我们面对已经到来的、崭新的时代必须保持冷静,进一步扫清纠缠在“我的梦”周围的藩篱,在法治、市场和公平正义基本边界之外,逐步消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甚至控制,而不是向相反的方向运行。

  个体不同但又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我的梦”,必然会在不断扩大的个人自由中汇集强大能量。从这个角度看,新领导层的一系列新理念和行动,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智慧:强调“共享”原则的“中国梦”;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鼓励民间组织发展;作出收缩行政规模和成本“三点承诺”。

  我们乐于积极推动这样一个崭新的“我的梦”时代的到来,因此我们讲述了8个人的故事,希望他们成为这次转折的小小标记。

  吴敬琏和江平是连接中国近现代的典型人物,他们生长于民国,成熟子社会主义试验时期,并在改革时代张扬自己不灭的梦想,即使年华老去也不放弃呐喊,用自己的学识和影响力推进社会变革。

  李书福和他的后来者们所代表的企业家阶层,也在市场经济中慢慢成熟,他们的创业精神没有消退,在顽强的坚持之外,社会责任感也让他们的内心更加丰富。收集财富已经不是他们的目标,引领未来行业趋势,营造让更多人受益的平台,过富足而体面的生活,是他们新梦想的内容。

  面对那些拒绝与俗世合流,充满阳光、幻想且从不惜力,有点犯“2”的年轻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少一点批评和约束,多一点微笑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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