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是什么思维方式(2)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是什么思维方式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是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四、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即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五、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驳论证中，象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 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1、中国人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
2、中国人喜欢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3、中国人喜欢掩饰自己的不足。
4、中国人希望自己比别人好，不行就想法让别人比自己差。
5、中国人喜欢积钱购物，外国人喜欢贷款购物。
6、中国人比外国人爱耍小心计。
中国人是什么思维方式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崇圣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御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
中国人崇圣、狭私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极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系统性的客观存在，它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大面积的改观，认清这个特点，对正确地推进中国整体改革是有帮助的(容另文分析)。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在此传统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首先，这一研究从理论上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解释，文化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其次，这一研究从实践上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评论，中国人
缺乏创造力，新兴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关于《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
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
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
“围绕目的思维”实质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它将事物各个可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预先进行评估、权衡，从中找到一条最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作为选择标准，继而确定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依据。我体会，“围绕目的思维”可对很多(一切?)事物，包括大
到国家的发展进步、小到个人的生存生活都进行高深度的理性思考，既能把那些纠缠不清的大理论问题明晰化、简洁化，又能把流弊丛生的日常琐事条理化、有益化，使沉重艰深的思维转换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便捷和实惠。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非新话题。但侯玉波副教授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待充分的研究支持。传统的研究常常难以逃出西方心理学的框架，多元的时代和社会发展对这一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他在梳理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实验和比较，编制一套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使得中国人思维特性得以量化、具体化，为以后进一步从事与思维方式有关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理论指导。目前研究虽已达到精确结构与分类，但还有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因此实验结果还没发表。
侯玉波认为，北大教授费孝通的四句话可以概括中国人做人方面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侯玉波解释，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的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在此传统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首先，这一研究从理论上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解释，文化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其次，这一研究从实践上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评论，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新兴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提出，《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心理学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
有一些实证研究，如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差异研究,在事件归因方面，西方学者习惯归因到个人，中国人则强调团队影响。西方研究者将此称为归因错误。但在中国，这一错误应该颠倒过来，因为中国人先看情境再看情境中的个人，与西方人相反。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西方跨文化的思路--寻求统一、一致的机制和理念来衡量中国人是不对的。
既然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不同，那么如何衡量中国人的思维特性呢?
赵志裕、杨中芳等学者2000年在香港曾发表过一个关于中庸思维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他们得出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彭凯平2002年所做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如何测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侯玉波从思维分类学的方向进行思考，希望能通过研究得出中国人的思维结构;用这一结构进行测试、综合中国人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而分析这些不同得分的维度如何组合在一起，从而代表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整体思维;并研究如何用所得出的整体思维方式，预测其之后的心理和行为，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其在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
研究一，建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
首先，在分析以往中西方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思维特性的理论框架;接着，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编制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以适合测量中国人思维特性量表为工具，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思维特性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2001年，研究小组编制了包含17个题目的思维方式结构量表。该量表包含联系性、变化性、矛盾性、折中性、和谐性。但由于每个维度的题目太少，结果不是很理想。
2004年，研究小组对上述量表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通过对1883名15岁以上被试者的进一步分析，原始的量表变成三个因素的量表:变化性、矛盾性、联系性。三个因素是这样的:变化性包含5个衡量不变观念的题目，为了与字面意思相一致，在记分的时候这些题目反向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变化性越高;联系性包含4个强调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题目，这些题目衡量一个人对联系观念的看法，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于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事物;矛盾性包含4个衡量矛盾和适应性的题目，得分越高，表明越喜欢用矛盾的观念看待和处理问题。
2005年，小组扩大样本，对上述量表进一步完善，对1200名被试者资料的分析，量表的题目从13个增加到26个，仍包括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分析结果发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有所提高。从统计学指标上看，这一结构已基本上比较稳定，算是比较好的工具。
研究二，中国人与法国人的思维差异。
得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结构，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这种结构是否为中国人所独有?
研究小组因此用这一结构对136名北京学生和100名法国学生被试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中国人与法国人在思维量表上的得分确有不同。联系性、变化性上，二者有明显差异，矛盾性的差异则不明显。
另外，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人的得分中，三维度明显相关;而法国人总分所体现出来的三维度之间相关性则非常低。
研究三，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特性。
中国人思维方式并非生来而就，它呈现一定的发展趋势。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青少年思维方式是如何发展的?有什么样的规律?和成人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小组对15岁以下的被试测量表明，其三维度呈现聚合式，三维内部结构成一体，即正相关。而对成人来说，联系性、矛盾性与变化性则是呈负相关的。
中国人的思维维度中，联系性与矛盾性是正相关，二者与变化性是负相关。根据这种相关性，将联系性和矛盾性合称为单一因素，将之命名为“辩证思维”，即用联系、矛盾和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这种“二维”研究表明，青少年思维内部关系的结构与成人不同。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辩证思维能力随之增强。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在塑造人的思维特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学校教育中关于辩证观念的灌输，使得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容易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另外，小组还做了一些后续研究，如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中国人对事件的归因，如何影响中国人处理健康问题，如何影响人们对压力的应对，如何影响管理者处理人际冲突的行为与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关系，与个体社会适应性有何关系，思维方式与成就动机的关系等。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有明显联系。行为方式可以通过结构进行预测。从而证明这项研究是富有成效的。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及至影响外部世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表面上具非物质性，象人的思想一样，无色无形，不可捕摸，它主要由后天环境(文化及教育的)影响所致;思维方式其实又具物质性，大脑皮层对相同事物的反映，会引起皮层“突触”产生某种化学反应和物理(生物电)脉冲，并按“既定路径”来变化传递，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观念(思想)。这种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交相影响，“无生有，有生无”，就能够构成思维方式演进发展的矛盾运动。
一.思维的弱点
思维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只是现在我们身处现代化、西方化的潮流之中，只能以普适的价值、全球公认的标准--能否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促进物质财富的积累、能否促进民主自由社会的形成来评判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如西方人喜欢批评社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讲思维的问题、《易经》的问题，也不是在否定传统、丑化我们的民族，而是在深化对传统的认识。通过了解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以及长处和短处，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尽快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什么中国人要么是革命派，全盘否定过去，要么是保守派，不允许反思传统，讲任何缺点呢?
二.中国人的处事及思维方式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5]。整体观、系统观当然很好，但我们还应学会局部的、解剖的、微观的、严谨的、分析的方法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是模糊、体验、直觉型的，是象征主义、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思考模式，它适合于文学哲学的创作，但不适合科学的发展。我们是简洁少言的思维方式。汉语文约义丰，充满了模糊性、随意性、不确定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比如，《道德经》中的语句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以寥寥数语阐述其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尽管《庄子》《韩非子》诸书中不乏清晰、思辩的内容，但其思维主流仍然是中国式的;尽管《墨子》《荀子》之中充满了逻辑、勘天的思维，但它们毕竟不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人的思考主要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象征主义推理而非逻辑推理的方式。
从中国古代的方术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方术，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源于《易经》，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它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堪称“中国科学”，历代研究者趋之若鹜。西方也有方术、神秘学，但没有形成中国式的蔚为壮观的景象。中国方术的理论基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转化等，其方法为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使用遁辞等。方术的内容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缺乏科学性，都是一些神异、附会、感性、经验、类比、象征的东西，而这些正是中国人思维的优势，也是《易经》思维的特点。
三.中西思维方式差别
中国人和西方人由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模糊性与精确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模糊性，这与西方传统思维追求精确性有明显的区别。从语言上看，语里的形容词不存在比较级，动词也无所谓“时态”、“单复数形式”，其确切含义只能通过具体语言环境、语言前后内容来把握。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也极少象西方那样先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和界说，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然后再分析、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这在古代学术著作中论述较抽象问题时尤为突出。孔子非常重视“仁”，他在《论语》中数十次谈到“仁”，但从来没有对“仁”的含义作过任何明确地解释和界定。中国哲学史上的其他范畴，如“理”、“气”、“道”、“心”等等也是如此，正由于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赋予前人的范畴以新的含义，而无须另外创造其他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加之唯书唯圣的传统，导致中国经学发达，思维的模糊性反映在史学上，尽管史学家对帝王将相、政治经济典章制度记载的很清楚，但对土地数量、粮食产量、财政收入等等记载得很少，而且很含糊，现代人不得不把这些问题当作科研课题来研究考证。传统思维的模糊性虽然在当代中国人身上有所淡化，但在许多领域里仍然或多或少存在。即使对数量化要求很强的经济学论著、教材，量的分析也不多，很少有象西方经济学论著、教材那样通篇充斥图表、曲线、涵数、数量公式。中国饮食文化发达，但在中国每家厨房里几乎找不到西方人厨房必备的刻有尺度的量杯、标准匙子。中国人做饭烧菜全凭经验、感觉，没有一定之规，同样是“鱼香肉丝”各家餐馆有各家的味道，不象“麦当劳”，全世界“麦当劳”联锁店都一个味。
(二)、悟性直觉与理性逻辑。中国传统思维重视经验悟性直觉思维，西方传统思维重视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去揭开自然界之谜”这些话虽然极端但不乏几分道理。中国自古以来逻辑学不发达不善于理性的分析和逻辑思维抽象水平很低。墨家几何形成“端”、“尺”、“区”、“中”、“平”等的概念，而欧氏几何则形成“点”、“线”、“面”、“长”、“宽”、“高”等等的概念显然“点”比“端”、“线”比“尺”、“面”比“区”，要抽象得多已经是一个抽象概念[4]。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经验概括和抽象概念的区别，端尺区仍停留在直观性和形象性的层次上。中国的形容词、成语特别多几乎每个词都有一个意象而抽象名词又特别少这样使得优美、富有意境的汉语诗歌、散文翻译成西方语言往往失去了原来的韵味而西方的科学论文翻译成中文，又很难找到相近的词语表达，以致近现代一些翻译家不得不大量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适应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中国传统思维重内省顿悟重类比推理先直觉到某一真理然后再用多种具体比较和形象寓意阐述。西方重实验验证重归纳和演绎。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归结为形式逻辑和实验。形式逻辑使概念确定实验使概念具有数学定量化的公式，并有一最终对正确和错误进行评判的标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我国古代有世界最早、最丰富的哈雷慧星的观察记载但计算出哈雷慧星的周期、轨迹的反而是哈雷和牛顿。
(三)、有机性与机械性。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另一重要区别是，中国传统思维注重整体有机性、辩证性突出而西方传统思维注重具体机械性、形而上学明显。中国人想问题、作事情比较全面很少走极端。早在春秋时期老子就认为贵贱、强弱、福祸、刚柔等等对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道德经》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思想。孔子非常推崇舜认为“舜其大知也与..执事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他提倡，“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在情绪上也要平淡中和以理节情。孔子的中庸思想强化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有机性和辩证性。中国人即使否定一件事或批评一个人往往也是先来一番肯定表扬然后再用“但是. ”转折说出要表达的意思。反观西方人传统思维喜欢把事物分解开来进行定量分析、实证检验甚至把人的器官当成零件分开研究，这样一方面促进了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得出了一些荒.唐的结论。如霍布斯把人看作是“钟表结构”，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拉美特里则认为“人是机器”，并且认为猴子也可以训练成人。因为人与猴子的区别是多几个齿轮弹簧。西方人对人、对事的评价往往就事论事是非分明情感色彩非常突出很少像中国人那样搞平衡走中间。这都是思维的传统不同而造成的[2]。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思维唯书唯圣唯上倾向严重本本上有的、圣人讲的、上级规定的就不敢于之违抗。过去读书人著书立说必定引用圣人之言，现在许多学者写书作论文则喜欢根据个人的需要摘引一些导师、领袖的话作为自己的论点的论据。与此相反西方人思维唯实唯真唯法色彩明显注重实际讲求科学遵守法律敢于与权威论战。再如中国传统思维的指向主要是人伦关系偏重于向内思考而西方传统思维的指向主要是人与自然关系偏重于向外思考。
四.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区别，影响到了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在事件归因方面，西方学者习惯归因到个人，中国人则强调团队影响。西方研究者将此称为归因错误。但在中国，这一错误应该颠倒过来，因为中国人先看情境再看情境中的个人，与西方人相反。
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西方跨文化的思路--寻求统一、一致的机制和理念来衡量中国人是不对的。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即是从对自然的起源、成因的探索开始的。最初提出的问题大都是涉及自然实体、本体方面的问题，因此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是“物理学家”或自然哲学家。而中国古代最早的思想家们的思维是直接从对人的观察开始的，中国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即以天地人为一体，也即大宇宙，而其中的核心即为小宇宙的人。
无论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还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他们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都具有二重性。如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为例从积极方面看它容易使人对世界、对事物形成整体、系统和有机的观念便于对世界、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正是在模糊、直觉、辩证思维方式基础上产生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医、气功、养生学而且未来新科学也可能由此萌发。从消极方面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科学精神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识。显然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与此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吸收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合理成分又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吸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精华充实新的内容建构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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