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影响及世人评价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5] ”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种精神：

　　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官方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6]

　　当时国民政府的观点

　　当时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载：长征其实是蒋的计谋，剿共为名，收复西南是实，国家团结了，才可以抗战。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与日军装备及训练间差距太大，蒋九一八事变期间写道：“中日之战必不可免”，若开战，“倭三日可亡我矣”。又说：“不可贸然而战”。期间，蒋考虑到中日若开战，上海必先沦陷，南京亦将失守，国民政府势必迁都，期间蒋考虑了洛阳、西安等地，最后选定重庆;中国那个时候是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蒋介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中国，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几个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记中就说我怎么进入四川呢?特别是四川、云南和贵州都是军阀势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并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计”，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借剿共以收复西南”，故意把红军留下一小股，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红军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这是他的一计。 而另一方面，蒋当时认为红军势力微弱，并不足以对其政权发生威胁，所以在日记中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7]

　　其它评价

　　唐德刚认为蒋中正利用中共长征借机“削藩裁军”。当时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军阀割据，湖南也不是嫡系，蒋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

　　越共领导人邓春区对长征十分仰慕，后来改名叫“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