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哲学论文(2)
人工智能哲学论文
人工智能哲学论文篇二
科学与哲学的融合
【内容提要】实验哲学是最近在欧美兴起的一场科学与哲学融合的运动，代表了科学与哲学融合发展的最新趋势。实验哲学的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运用价值，既可用于人工智能研究，也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同时还能解决部分重要的哲学问题。实验哲学对国内未来的科学和哲学发展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既可以为计算机科学提供理论手段，也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技术手段。
【关 键 词】实验/科学/哲学/人工智能
1 实验哲学的兴起
实验哲学是一种新兴的哲学科学运动，旨在结合实证研究与传统的分析哲学研究，利用认知科学的方法来了解普通人对于一些基础哲学问题的想法;同时实验哲学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最新发展趋势，研究者期望借助哲学来探寻人类知识的形成机制，以便能够用电脑模拟这一过程，进而为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奠定基础。最近几年，实验哲学的影响力迅速扩大，特别是在美国一些知名大学中。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等知名学府中，都有学者在从事哲学实验，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团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还成立了实验哲学实验室，组织和指导研究生进行哲学实验。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实验哲学的倡导者或研究小组。这场实验哲学运动也得到了我国一些哲学工作者的响应，如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朱菁教授率先在国内展开了有关的研究，并已经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7年夏季，在澳大利亚召开了首次有关实验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国际性小型研讨会;之后，各种实验哲学的会议和论坛不断在世界各地举行，美国哲学协会的年会也专门设立了实验哲学的问题小组。此外，实验哲学学会及其网站和在线期刊也已经创立。2008年5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一书，在书的开头部分，实验哲学的两位主要推动者诺贝(J. Knobe)和尼科尔斯(S. Nichols)共同发表了一份“实验哲学宣言”，对实验哲学的宗旨、意义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作了阐述，从长远看，该书也许可作为实验哲学兴起的一个标志[1]。
从国际上来看，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成为认知科学发展趋势和新方向。实验哲学的出现有其内在必然性。近半个世纪来，分析哲学的影响力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美国哲学家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进一步把这个影响带入到科学领域。按照普特南的说法，“对奎因坚持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内容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知识要么是科学，要么是希望成为科学);奎因还认为，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本身，只有在科学的范围内，才能加以解决”[2]。在分析哲学大行其道的同时，其内在的矛盾和不合理性也已经种下了实验哲学的种子。分析哲学概念分析方法的局限促成了实验哲学的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分析哲学一直是英美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对科学或日常概念进行逻辑和意义分析，来澄清或消解科学基础、日常思维中的概念问题和各种哲学争论。然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对于这种概念分析的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哲学(包括形而上学)中各种传统的问题和争论并没有因概念分析方法的运用而减少。对分析哲学家而言，坐在“扶手椅上沉思”仍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法。相较于其他学科，哲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显得十分单一。在其他基础学科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的情况下，哲学坐而论道的研究方式千年未变。可以说，研究方式的单一是哲学发展的一大障碍。而实验哲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响应，实验哲学就是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开辟新的研究之路。
从学科的交汇发展来看，发展实验哲学刻不容缓。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要求各门学科要相互协作，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哲学也不例外。传统上，对人的意识和行为的本质及其之间的关系，知识的性质、来源和有效性，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等问题都是哲学特有的研究对象。但随着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兴起和飞速发展，这些领域中的一部分也成了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家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如何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是哲学家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实验哲学正是哲学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哲学家借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直接获取必要的经验，以帮助进行概念分析或提出新的问题和理论。也可以通过真实的实验，来证实或否证哲学理论。实验哲学的出现，说明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互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国外的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匮乏，科技界和哲学界都未对这一最新发展趋势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研究成果的意义上看，进行实验哲学具有理论和应用上的双重价值。首先，实验哲学研究普通人行为和直觉判断之间的联系，研究普通人是如何形成知识的。而这恰恰是知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哲学实验，一方面能让现有的哲学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保持哲学的开放性和内在活力;另一方面也能在实践中汲取智慧，创新和发展哲学理论。其次，实验哲学的成果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实验哲学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并且这种应用价值已经在欧美国家显现出来。例如，在欧美司法领域，由于受到实验哲学“副作用效应”的影响，不少研究者开始质疑欧美评审团评议制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见。除了在司法领域产生影响，实验哲学的成果将来也可以应用到商业和宣传领域。商业主体和政府机构等在宣传自身形象和应对突发危机时，应当注意到人们判断上的倾向性，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3]。
从教学上看，实验哲学能够全方位锻炼学生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对于哲学专业学生而言，传统的哲学训练注重抽象思维和理性批判能力，缺乏实际操作方面的锻炼。对于非哲学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往往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哲学实验则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既能让哲学专业学生获得操作技能方面的训练，也能让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得到抽象思维能力上的训练。因此，无论是哲学专业学生或是非哲学专业学生，都能从中获得必要的知识和训练。此外，实验哲学作为一种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能进一步培养研究生的基础创新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从而激发研究生对学科基础创新的热情。因此，无论对哲学教学或是哲学研究而言，发展实验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2 实验哲学的经典案例
2.1 “副作用效应”实验
“副作用效应”是美国哲学家诺贝(Knobe)在2003年提出来的，也被称为“诺贝效应”，是实验哲学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发现。当时诺贝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做了一个实验。诺贝把78名受调查者分为两组——有利条件组和伤害条件组。这两组人拿到的调查问卷分别如下[4]：
伤害条件组：公司副主席向董事长提议说：“我们想要开展一个新项目，这个项目有助于提升公司利益，但它也会破坏环境”。董事长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再在乎破坏环境这件事，我只想尽可能获得更多利益。开始这个项目吧”。公司开展了这个新项目。果不其然，环境遭到了破坏。问：董事长是否有意损害环境。
有利条件组：公司副主席向董事长提议说：“我们想要开展一个新项目，这个项目有助于提升公司利益，同时它也能改善环境。”董事长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在乎改善环境这件事，我只想尽可能获得更多利益。开始这个项目吧”。公司开展了这个新项目。果不其然，环境得到了改善。问：董事长是否有意改善环境。
实验结果是，在伤害条件组中，82%的人认为董事长是有意损害环境;在有利条件组中，只有23%的人认为董事长是有意地改善环境，77%的人认为他是无意的。经过数据分析，这个实验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具有统计学的意义。此后，诺贝用类似的实验场景进行了多次测试，实验结果也与前面这个例子基本相同。诺贝从这个实验结果中分析出，人的意图判断会受到行为的副作用的道德评价的影响。根据后来研究者的进一步实验，如Leslie、Cohen、Pellizzoni、Siegal和Surian，这种不对称的判断现象在4岁儿童中就已经开始显现。也就是说，当人的心智发展到能够辨别行为者对副作用的态度时，这种判断上的不对称现象就会出现。
对于诺贝效应的理论解释有很多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解释主要有4个：诺贝的道德效价论，Nadelhoffer的心理偏见说，Adams与Steadman的语言的实用意义解释，以及马克亨利(E. Machery)的权衡假设理论。但到目前为止，这4个理论都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在诺贝效应中所出现的现象。
2.2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实验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其核心问题可以表述为：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前面的事件所决定的——就这样一个事件引发一个事件以至无穷——那么人类还要为所做的事情负道德责任吗?为了验证普通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诺贝和肖恩·尼科尔斯共同做了一个实验[3]。在这实验中，参与者都告知存在一个决定论主宰一切的宇宙，称之为A宇宙，这个A宇宙的运行方式与我们实际所处的宇宙完全相同，参与者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宇宙A里的人是否要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实验的核心部分在于提问方式上的差别。一部分参与者被问一个被设计为能激发抽象推理的问题，另一部分参与者所回答的则是一个更为具体和直接的涉及情感反应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可以设计为：A宇宙中的人是否要为他们的行为负全部的道德责任?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包含在一个具象的、充满感情的问题中：在宇宙A中，一个叫比尔的男人被他的秘书所吸引，他发现唯一能和秘书在一起的方法就是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比尔知道一旦他的房子发生火灾，里面的人没有幸存的可能。于是比尔在出差前偷偷放了一个装置在地下室，他利用这个装置烧毁房子，杀死了自己的妻儿。比尔是否应对他的杀人行为负道德责任?
在本质上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而实验的结果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86%的人认为宇宙A中的人不用负道德责任，而在后一种情况中，72%的人认为比尔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实验表明，对于自由意志这个问题，我们的判断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在这种冲突中，我们是应更相信强烈而直接的情感，还是相信抽象的理性分析?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未达成结论，这也是实验哲学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但正如诺贝所说：“如果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思维运转的方式，那么我们将能更好的处理这些基本哲学问题”[5]。
2.3 普通人的直觉与哲学家的直觉
这个例子最早是克里普克设想出来的，当然他是在指称理论的意义上构造这个假设，实验哲学家借用这个假说。假设哥德尔并不是“哥德尔定律”的实际作者，施密特才是这个定律的原作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施密特的手稿最终到了他的朋友哥德尔的手中，人们因此认为这个定律是哥德尔发明的。克里普克认为，按照原有的“摹状词”理论，当我们在使用“哥德尔”这个名词时，实际上所意指的是施密特，因为对于摹状词发现“算术不完全性定理的人”而言，施密特才是唯一符合要求的人[6]。哲学家普遍认为，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同意“哥德尔”这个词实际上不是指施密特，按照哲学家的直觉，认定“哥德尔”的指称是施密特的指称理论都是错误的。但是，哲学家的直觉是否具有普遍性?哲学家的直觉能否代表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呢?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被忽视了，作为人类最大群体的普通人的直觉长期以来一直被哲学家的直觉掩盖着。马克亨利、马伦(R. Mallon)、尼克尔斯和史迪奇(P. Stich)针对这个问题设计了一个实验[7]。实验对象是来自美国和中国香港的两组大学生，当这两组大学生回答这个问题时，美国的大学生基本都分享了分析哲学家的那种直觉;而来自中国香港的大学生则与此相反，他们大多认为“哥德尔”指称的是施密特。随后这几位实验哲学家又在认识论领域和伦理领域也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都表明至少亚洲人和美国人在对待哲学问题的直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而不是过去一直所认为的人类具有类似的理性直觉。
3 未来国内可行的实验规划
按照笔者的设想，基于国内实验哲学的研究现况，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实验哲学的研究：
1)“副作用效应”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否依然有效。
诺贝效应的提出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目前研究者所做的调查都是针对英语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是在欧美社会。诺贝效应在不同于欧美的文化背景下是否有效，其影响力是否会发生明显改变，仍需验证。诺贝效应在企业招聘和司法领域都有重要的实际运用价值。如果企业的招聘人员存在不自知的某种偏见，这很可能会导致在招聘中做出不正确的判断，既影响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也阻碍优秀人才的发展。在司法领域，虽然我国没有陪审团机制，但还是有回避制度，如果研究能证明司法活动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因诺贝效应而产生不恰当的判断，就可以在司法实践中提前规避，保证司法行为的公正性，这对于国家法制具有重要意义。
2)普通人对知识与证据之间关系的看法，即如何看待确证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行为的哪些因素会对普通人的直觉判断(哲学直觉)产生影响。
传统哲学认为，人们对意图的判断应当先于对道德判断。诺贝揭示的这种不对称现象就与传统的理论认识相悖。根据近期的一些研究，这种不对称现象不仅仅存在于道德判断与意图判断中。普通人的认识或直觉判断会受到副作用效应的影响。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知识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即确证与证据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诺贝现象已经说明，行为的副作用会影响普通人的直觉判断。知识论上，哲学家通常把知识定义为确证的真信念。但副作用效应发现，说明普通人形成知识和确证知道的过程不是纯理性的，而是会受到来自行为方面因素的干扰。因此有必要弄清哪些因素会对人们产生知识的行为发生影响。过去的哲学家往往将之笼统的归为直觉，而本项目就是要通过哲学实验，弄清“直觉”会受哪些因素的干扰。这些可能的干扰因素有：行为的重要性、主体对行为的认识程度、主体所在的处境等。如果能通过哲学实验弄清直觉判断的形成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就能为我们弄清普通人形成知识和确证知识提供重要线索，这对知识论和人工智能而言，大有裨益。
3)探寻普通人对先天知识的看法，研究普通人是否具有或认同哲学上的先天知识。
先天知识是知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先天知识是否存在，历史上也充满争论。先天知识是产生于哲学家的抽象思维，而在哲学家的抽象中先天知识是普通人都应当具有的。这个问题就是要探究普通人如何看待先天知识，研究上帝、灵魂、自由意志和道德真理等超出经验的东西对普通人而言是否具有先天知识的意义。
4 实验哲学带来的启示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科学运用，虽然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但总体上还是乐见其发展。实验哲学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实验哲学开始从事真实实验，运用科学的手段、心理学的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体现的是一种学科融合的趋势。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日渐衰落与其过于抽象和思辨的方法分不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哲学也应当借用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的结合或许能为古老的哲学学科注入新鲜的血液。同时，哲学对人类理性心智的研究也能为科学的发展，如人工智能等，带来新的契机和启迪。
这种运动源自于美国，并迅速在欧洲发达国家扩展。对于国内的研究者，也能从这场运动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首先在研究手段上，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革新，哲学不仅仅只是思辨的工作，也可能结合科技的手段。虽然理论高于现实，但也不能完全脱离事实，哲学理论也可能在实际经验中加以检验。其次，学科的交叉结合上，过去也有学科交叉融合，但基本上都是相近学科的融合，如文史哲的结合，文科与理工科的结合几乎没有。实验哲学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说明最抽象的理论思维也能和最新的科技发展相结合，但这要求研究者有更多方位的能力，既要有哲学的思维抽象能力，又要具有进行实验所需的相关技能。单一的学科已经不能满足现有需求，而实验哲学所需的计算机技术手段、数学统计手段、哲学分析能力显然不是个人能在短时间习得的，因此进行哲学实验可以采用团队的方式，或与其他学科合作的方式，厦门大学的知识论研究中心就是由哲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两个团队所组成。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或许也将是实验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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