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债银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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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银行国债利息
国债利息收入免税政策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提升各类投资者认购国债积极性、促进国债发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这一政策已与当今市场化的金融环境不相适应，与发挥国债的金融功能、确立国债收益率曲线基准性地位不相适应。因此，从金融改革全局角度出发，建议适时取消免税政策。
我国国债免税政策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国债利息收入享受免税待遇这一政策红利从我国早期的国债就已存在，1950年11月，新中国最早的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成功发行，其利息收入在实践中享受免税政策。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债免税政策也随之更加具体。201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国债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明确国债的利息收入免征25%的企业所得税，但是对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获得的价差收入(即资本利得)仍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沿用至今。
国债利息收入相关税收政策国际经验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然而，出于促进国债市场发展等因素的考虑，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将国债利息收入列为免税项目。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根据权责划分对税收实行分税制。对于公司购买国债获得的利息收入，美国在联邦层面仍征收公司所得税。在实际操作中，税收征管机构将公司国债利息收入与劳务、贸易等其他税前利润合并计算为公司的实际应纳税额，并根据公司实际应纳税额的多少按照15%-35%的累进税率征收联邦公司所得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债对海外投资者完全免税。
此外，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样不对国债利息收入实行免税政策。具体而言，对于公司持有国债获得的利息收入，英国征收18%的资本利得税，德国征收25%的资本收益税，日本征收20%的所得税。
我国国债利息收入免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债利息收入的税收政策对其投资者行为有重大影响，对国债市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国债免税政策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日益显现。
(一)阻碍中小商业银行和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国债，不利于形成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
一方面，免税政策导致农信社、城商行以及农商行等中小商业银行难以获得国债。由于国债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持有国债稳定获取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吸引力显著提升。因此，各类大型商业银行凭借国债承销团成员地位和较低的资金成本等优势购得大部分国债并持有到期。另一方面，免税政策降低了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者持有国债意愿。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持有各类债券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因此，从持有收益的角度来看，国债的免税政策对于基金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实践中基金在配置利率债时将会自然地选择政策性金融债以获取较高收益。
(二)增加国债实际融资成本
表面上，国债作为“金边债券”，其发行利率在各类债券中最低，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免税政策掩盖了国债融资成本偏高这一事实，这一点在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收益率比较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以国开债作为政策性金融债的代表品种，比较分析国债与国开债间的隐含税率，可以发现，2010年以来，1、3、5、7、10五个关键期限国债与国开债间的隐含税率平均值分别为17.97%、18.01%、17.26%、15.75%和14.90%，均远小于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这表明在剔除税收因素后，国债收益率相对国开债显著偏高，这实际上增加了国债的融资成本。换言之，国债本应以更低的票面利率发行。
(三)限制国债金融功能发挥
首先，免税政策降低了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基准利率体系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如前所述，免税政策掩盖了国债收益率显著偏高这一事实，降低了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基准利率体系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失真的国债收益率将难以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导致投资者在使用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金融资产定价、衡量融资成本以及计算投资收益时产生偏差。
其次，免税政策促使商业银行等持债主体将国债持有至到期，降低国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限制国债作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使用。以我国目前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与政策性金融债相比，商业银行将更多的国债存放于持有至到期账户。截至2014年底，16家商业银行共持有国债5.75万亿元，占市场存量的59.92%;共持有政策性金融债5.12万亿元，占市场存量的52.60%。其中，有1.70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债被计入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占比33.31%;相比之下，仅有1.07万亿元国债被计入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占比18.60%。客观来看，免税政策促使商业银行倾向于将国债持有至到期而非交易，降低了二级市场流动性。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仅将国债作为资产配置的工具，限制了其作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使用，导致机构难以将持有的国债快速变现用以应对预期的流动性管理。
顺应金融改革发展，取消国债免税政策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不断的改革与发展，应适时取消国债利息收入免税政策，促进国债市场发展。同时，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取消免税政策还可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发挥商业银行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一)促进国债市场发展
取消免税政策对于国债市场发展将起到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促使商业银行等持债主体将国债用于交易，提升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以政策性金融债作为参照，可以定量估算取消免税政策在提升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方面的作用。根据之前数据，在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各类属性高度一致的假设前提下，取消免税政策后16家商业银行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中的国债占比也可由之前的18.60%升至33.31%，增加约8465亿元国债。进一步地，假设商业银行存放在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中的国债每年可周转3次[ 由于无法获取准确数据，此处关于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中国债每年周转次数的估算源于对若干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债券交易员的电话访谈。从定性地角度看，每年3次的周转次数为保守估计。]，则这部分国债每年可释放出8465×3共计约1.69亿元的交易量，能使国债全年换手率从2014年的59.90%提升至86.38%。考虑以上结果仅基于对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分析，实际中其他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同样涉及到此问题，取消国债免税政策对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的提升作用将更为明显。
二是丰富投资者结构，提升国债收益率曲线基准性。取消免税政策，有助于削弱大型银行持有国债的垄断地位，促进小型商业银行和基金等新兴投资者获得国债。特别地，实践中可继续对个人投资者购买国债获得的利息收入继续实行免税政策，提升其投资国债积极性。同时，取消免税政策在促进国债投资者结构多元化、提升二级市场流动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解决当前国债收益率偏高的问题，提升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性。
三是降低国债融资成本。直观来看，取消国债免税政策将造成国债票面利率上升，增加融资成本。然而，增加的利息支出事实上又通过税收的方式回流，本质上是从政府的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不会对国家财政造成额外负担。同时，取消免税政策有助于解决当前国债收益率偏高的问题，降低国债总体融资成本。
(二)提高国债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从美元发展为世界第一币种的历程看，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国际化的金融资产，而国债则是最佳选择。取消免税政策，将提高国债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取消免税政策有助于扭转国债市场银行独大的局面，从而为海外投资者购买国债提供更大空间，满足海外市场对安全性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另一方面，取消免税政策对提升国债收益率基准性和二级市场流动性的积极影响将提升海外投资者配置我国国债的意愿，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特别地，实践中可参考美国国债税收经验，对海外投资者投资我国国债继续实行利息收入免税，推动我国国债“走出去”。
(三)有助于发挥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在会计核算上，商业银行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中的债券资产与持有至到期账户明显不同。与持有至到期账户相比，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中的国债价值根据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利得或损失直接影响资本公积，而资本公积为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之一，在资本充足率计算中占据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取消国债免税政策可以促使商业银行将大量国债从持有至到期账户转移至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这将有助于发挥商业银行对经济的逆经济调节作用。举例来说，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时，央行通常会采取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引导利率下行以刺激经济。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账户中的国债将随之升值，从而对资本充足率起到补充作用，提升其放贷能力，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企稳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