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主张

　　每个诗人写诗的主张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特点，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白居易诗歌主张，希望大家喜欢!

　　白居易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

　　白居易的诗歌艺术

　　白居易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作的说明，是其诗歌主张的精华。

　　他认为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采诗”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这就是说诗歌的基础是“事”，即客观的社会现实。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从诗歌里可以体察社会治乱、人情哀乐，所以诗歌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在诗歌反映现实的问题上，白居易有两点主张是很可贵的。第一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⑷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白居易第二点可贵的主张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⑸。杜甫以前，在《诗经》和汉乐府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所反映。

　　然而文人笔下所表现的多半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很少写到人民。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在杜诗里才开始占据了一席地位。杜甫写过农民、士兵、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对他们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他们贫困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揭示。但杜甫并没有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张，这个主张是由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来的。前有杜诗的榜样，后有白居易的主张，这就为后世诗人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为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后代许多诗人正是沿着杜甫、白居易的道路前进的。

　　白居易能够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时代、经历和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安史乱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均趋向深化，唐王朝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土地与赋税的问题尤其严重，均田制破坏，两税法实行，反映了土地急剧兼并的事实，同时也使兼并合法化。统治阶级不顾农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的境地。这就加深了阶级矛盾，也加速着唐王朝的灭亡。当时，统治阶级中间有不少开明的人物，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危机而奋起改革政治。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地主阶级，早年经历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比较了解。他曾多次论及土地和赋税的问题，希望引起统治者重视。他警告统治者：“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⑹所以他主张抑兼并，轻赋敛，节用爱民，以利万人。希望皇帝“以天下心为心”, “以百姓欲为欲”，而不要“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⑺ 他认为只要皇帝体察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革弊政、行仁政，就可以摆脱危机，巩固统治。正是从这样一个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出发，他提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

　　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白居易总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为了使诗歌发挥社会作用，他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显。《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中，他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个思想：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就是说，政治意义和真实性强的，即使形式粗糙些也应鼓励;反之，即使形式多么华丽也应禁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他认为缺乏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的淫辞丽藻“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