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挫折后成功的事例3个
经历挫折后成功的事例3个
彩虹固然美丽但需经历风雨，成功固然快乐但需经历挫折。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经历挫折后成功的事例，欢迎阅读!
经历挫折后成功的事例1:
当他还是个打工仔时，他就喜欢跟老板打交道，总结出了老板定律。终于，他当上了老板。
“创世界品牌，争行业第一!”8年前，老板吴长江在企业开业典礼上大放此言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吹牛”!但他仅仅用了8年时间就做到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大学生委身做保安
1992年8月，27岁的吴长江怀揣700元钱和大学校友王戎伟结伴来到了广州，他们希望在这个热浪滚滚的地方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不会讲粤语。很多用人单位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说粤语，吴长江和王戎伟都老实地回答不会。
一周过去了，他们没有找到工作，身上所带的钱也所剩无几，这时，他们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烈日下，两人徒步在一个个工厂间奔波。
想想自己在家时无忧的生活和眼下的境遇，王戒伟沮丧地打道回府了。而吴长江则倔强地留了下来，他不相信自己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就在吴长江即将弹尽粮绝之时，深圳郊区龙华镇的一个自行车厂接纳了他。吴长江于1988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十分稀少，而且国家包分配工作。当即，工厂招进来一个大学生的消息就传遍了全厂。可不久，又有一个消息震惊了全厂，大学生竟然当起了保安!
因为吴长江身材魁梧，厂长便让他在保安的岗位上锻炼锻炼。吴长江答应了，因为他知道这里只是自己暂时的一个落脚处。
几个月后，当打听到一个招工消息后，他离开了深圳来到了广州番禺的雅耀灯具厂。在这里，他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努力赢得了老板的赏识，十个月后，他就被提拔为品质部部长，月薪涨到3000元。
吴长江为企业创造的利润越多，他的创业之梦便越发清晰。一年多后，他再次辞职，理由是：我要创业!
灯具厂老板不相信吴长江是真想辞职，于是，给他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年薪提高到十万，二是给他一套房子，三是给他提到了副总经理的职位。这个水准在当时绝对是高收入、高待遇，然而吴长江却婉拒了老板的挽留，坚决地离开了。
其实，吴长江之所以一定要当老板，是有原因的。
吴长江1988年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工作，因为毕业于重点大学又曾经是学生干部，吴长江深得厂长器重，刚到一个月，厂里就将他送到北航深造。
一年多后，吴长江被任命为外贸办主任。在同批大学生中，吴长江第一个买了彩电，分了住房，成家立业，成为了同龄人羡慕的对象。
但不久，他却制造了一个爆炸性新闻：他要放弃这一切，南下打工。而引发他这个决定的导火索恰恰是那个器重他的厂长说的一句话。当时，厂里在搞合理化建议，希望大学生都写些报告，吴长江写过之后就石沉大海了。一次，他大着胆子问厂长“厂长，我那个报告写得怎么样?”厂长瞪了他一眼，说：“臭小子，老子干了几十年的工作还不如你，这个企业不是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除非你自己当老板。”厂长推心置腹的一番话在不经意间触到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从这段时间的经历中，他觉得凭着自己的性格，很难在国企里大展拳脚。吴长江出生在重庆市铜梁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由于父亲在外地当矿工，母亲不得不在娘家村子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常常受到村里人的排挤。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为了粮食跟别人吵架、甚至打架，可那时的吴长江只能用眼泪冲洗内心的伤口，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出人头地，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1984年，吴长江考入重点院校西北工业大学，终于让母亲在村子里第一次挺直了腰杆。
要做就做行业第一
在雅耀灯具厂工作期间，吴长江最喜欢跟大大小小的老板打交道。经过长期观察，他总结出这些老板的共性，被他称之为老板定律：第一，非常能吃苦;第二，敢冒险;第三，商业意识很浓。吴长江觉得这三点自己都具备，而且他觉得自己身上还有别的老板所欠缺的素质：读书多。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老板梦变为现实。
1993年12月30日，吴长江怀揣着仅有的1.5万元，开始创业。对于吴长江的辞职，很多人说“开什么玩笑，1.5万元就想当老板?”可吴长江有自己的打算。
他先后找到5个朋友和同学，说希望他们以入股的方式支持自己办厂，亏了算在自己头上，赚了大家分。赢亏都有人情在，何况吴长江还是这么能交心的朋友。于是人人慷慨解囊。1995年，总资本十万元、总股东七八个的惠州明辉电器公司成立了。
1995年的国内灯饰行业正处于萌芽阶段，所有能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卖出去，且利润丰厚。公司接到的第一张订单是一个香港老板的2万只变压器，要求两周内交货。业内人都知道开模具就要一个月，但他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全公司人像疯了一样没日没夜干了十多天，最终如期交货，一口气赚了20多万元。
一年后，小企业内讧，公司被卖掉，每个股东分了一笔钱散伙走人。吴长江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此时的吴长江被一位香港老板聘为总经理，又变回了打工仔。
这家香港灯饰企业专为跨国公司做贴牌。这期间，吴长江建议老板自创品牌做内地市场，不过老板却不愿意冒险。
与老板的经营理念相左，吴长江又萌发了做老板的念头，他再次辞职。1998年底，他联合两个高中同学凑了100万元，成立了雷士照明公司。
刚刚成立的雷士，厂房是租的，人员是新的，账上的钱连开条生产线都不够。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吴长江在开业典礼上还是激情澎湃地说：“雷士要创世界品牌，做行业第一!”员工们将信将疑地回头，看到的却是“行业第一破厂房”。
其实，吴长江的信心源于他对市场的分析：一是中国市场正高速崛起，潜力巨大：二是自己深通品质、技术，优势明显：三是全行业目光短浅，这正是诞生品牌的最佳时机。
接下来，吴长江揣着两万元到市场做调研。回来之后他向大家宣布，雷士下一步集中全力做高端照明!又开什么玩笑!高端产品是一个小公司能做的吗?投票表决，只有他一票赞成。
可吴长江认为：主流市场的产品谁都能上手，如果选择这条路，就得与数千家同行比价格比回扣，哪里还谈得上创品牌?如果做高端产品，虽然看似艰难，但竞争没那么激烈，容易脱颖而出。
总算说服了众人。之后，吴长江转而主攻颇具技术含量的商业照明，并将工程招标作为突破口。商业照明的核心是技术。于是，他将大批照明行业的专家请到公司，并同时与复旦大学光能合作所、哈工大光学研究所等顶尖研究机构合作。有了两大机构的技术支撑，在一些工程招标中雷士便屡有斩获：工程中标之后，自己的厂子没有这么大的产能，吴长江便委托一家企业搞贴牌生产。
1999年，雷士将销售做到了3000万元，在年终的大会上，吴长江说：“明年要实现销售额翻一番，达到6000万……”人们只认为这是吴总的一次激情演说，没有人相信它会变
咸事实。可到了2000年底，产值达到了7000万，吴长江说：“明年的销售额要超亿元大关!”上亿元销售额的照明企业，全国也找不出几个啊!依然没人相信。可到了2001年底，事实再次印证了吴长江的话。
但此时的雷士依然没有盈利。前两年的利润为了扩大生产都投入到市场里了，就指望着第三年能够盈利，但一个事故差点将其打翻。
在展览会上，吴长江认识了一个灯源供应商，对方自称产品能与飞利浦媲美。吴长江信了，这家供应商成为雷士的配套商。
灯具发出去了，两个月后顾客投诉蜂拥而来。当时的市场鱼龙混杂，出一两次质量问题也实属“正常现象”。不过，吴长江却决定全部召回。经历此次“壮举”，雷士的声名算是出来了，不过也损失惨重，几乎赔进去了公司当年的全部利润。
2000年，雷士已经小有名气，不过，吴长江又开始不满足了。照明产品是大众消费品，销售量要足够大，下一步雷士的品牌之路该怎么走?
此时，各地开始有了成型的灯具市场。各式各样的产品摆在一堆，像开杂货铺式地麻麻匝匝地卖。但既然是品牌，长期这样卖下去肯定不行。
思前想后，他决定在业内推行专卖店模式。很多人又劝他：“雷士才几年时间，产品连半壁墙壁都摆不满，开什么专卖店?”
不过专卖店最终还是开起来了!2000年7月，第一家专卖店在沈阳开张了。说是专卖，其实不过是在店门上挂块牌子，店内划出一块区域做雷士专柜。如果有人愿意按照这样的方式做，雷士倒补贴一笔钱给经销商。一年过后，这样的专卖店有了20多家。经销商普遍反映，挂了牌子的店要比不挂的好得多。2005年，雷士专卖店达到了800多家。渠道爆发的能量是惊人的，2003年，3亿，2004年，6亿，企业开始爆炸式地增长。
上千家雷士专卖店，仅靠总部管理已经顾此失彼。为此他召集公司高层开会，说“总公司管不过来，何不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经销商，每省设立一个运营中心，由当地最好的经销商来经营 ”
反对声一片!这等于将生杀予夺大权交给经销商。大权旁落，万一经销商得势，总部又将置于何处?一旦造反，厂家如何收拾?
吴长江偏不服：“如果给予经销商充分信任，又能帮其赚钱，它岂有不维护自己市场的道理?即便有人乱来，产品把持在厂家手里，到时厂家直接‘断奶’就是!”
吴长江再次说服了大家，2005年雷士的35家运营中心宣告成立。原本混乱的供货渠道、价格体系也得到了梳理。更重要的是，经销商感觉得到了信任，融入了雷士的大家庭中。
不断丰富的老板定律
2005年，雷士将销售做到了10亿元。就在雷士在市场上迅猛崛起之时，3个股东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其他两个股东认为，前几年一直在投入，现在赚钱了应该分红;而吴长江认为，企业做得还不够大，赚的钱应再投入!
双方互不让步，股东之间最后摊牌。投票结果是，两票赞成，一票反对，吴长江出局!他被要求领走8000万元后彻底退出雷士。
8000万对于吴长江来说只是个数字。更让他心痛的是，他将离开一手打造的雷士。然而，就在退出协议签订后的第3天，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吴长江刚离开惠州，就接到了一位供应商的电话，要他赶紧回公司。
一到惠州，他就被直接带到了大会议厅。全国各地200多个供应商和经销商，还有公司的中高层干部，黑压压地挤满了屋子。3个股东坐在主席台的对面。
最终大家举手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吴长江留下，另两个股东表示退出。
吴长江留下了，可他必须支付另两个股东总计1.6亿人民币的股权转让金。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吴长江必须在一个月之内首先给每人支付5000万总共1亿元的资金，而余款也必须在半年内全部交完。两天后，律师又给吴长江拿来了一份补充协议，如果不能按期支付，会拍卖他的股份和品牌。
眼见雷士陷入了困境，两家合作伙伴趁机“起哄”，一纸诉状将雷士告上法院追款，然后，账户又被冻结!这几乎是彻底的覆灭，没有人相信雷士能活过来。
吴老板遇困的消息迅速在圈内传遍，一位老乡专程从美国赶来，将2000万元支票交到他的手里，欠条都没打，一个朋友一下子拿出了1000万，还四处帮他借钱，一家风投公司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先打一亿元钱到账上再说，今后合不合作无所谓……
很多员工拿出了自家的房产证、存折、现金，堆在桌子上足足有半人高。他们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公司渡过难关，希望他还能继续坚持，因为“公司离了吴老板不行!”吴长江的眼泪夺眶而出，被同行骗了他没哭，被合作伙伴排挤出局他也没哭，然而此时，他却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经历过这些，他也突然顿悟如果自己平时没有足够的人缘，没有良好的人品，倒下了也就倒下了。虽然老板是自己，但别忘了，是整个社会、朋友、员工、消费者在支撑着他的企业，在危难时拯救了他的企业，其实老板更应该懂得知恩图报。
他决定给员工放三天长假，由他私人出钱请大家到附近最著名的罗浮山上玩几天。100多辆大客车拉着3000名员工“招摇过市”，街道两旁围观者数以万计
2006年，元气大伤的雷士反倒迎来了最辉煌的增长，这年，雷士将销售做到了近20亿元，成了业内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也就是在这一年，雷士在惠州建立了工业园区，并在山东临沂、重庆万州斥资数亿元，打造华北、西南地区最大的照明基地。
不久，软银风险投资进入雷士，不仅解决了资金瓶颈，还带来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
2007年8月1日，雷士与GE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雷士将通过GE公司，搭建通向世界的舞台。
2009年10月30日，吴长江荣获“安永企业家2009中国”殊荣，这是中国照明行业第一位获此大奖的企业家。
到这个时候，吴长江已经为他的老板定律增加了更多新的内容，如，要会让利，要会交朋友，要去开拓……
经历挫折后成功的事例2:
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今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很多人都抱怨，怎么我们就这么倒霉赶上金融危机了?但你能改变现状吗?
于丹以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要迅速地接受下来。在你迷惑不解、怨天尤人的时候，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第一份工作与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别
1989年，我就业了。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让大学生下放。我们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分在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因为我当时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毕业的硕士生。但是，我们是要下放锻炼的，我们的锻炼可不是说打起包来锻炼俩礼拜就回来的那种，我们是带着户口，下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那时候如果大家锻炼得、表现得很好，可能就陆续回来，如果锻炼得不太好，可能就多呆一阵子，呆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那时候经历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从上小学到硕士毕业，这十几年间，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风花雪月，浪漫得不着边际，恨不得不吃不喝，光凭着吸风饮露吟诗，然后像林黛玉那样埋埋花瓣日子就能过下去了。我那时候长发披肩，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我下到柳村，拎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脸盆，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那条土路很长，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狗，但也绕不开它们，因为旁边是庄稼地，我就往里走，那个狗不停地冲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哇啦、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走了一半，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满意地说：“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得!”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个反应是说，我还行啊，我也能把狗吓着，原来它也怕我，我还以为只有我怕它呢。我从那时候起不怕狗了。
进了柳村以后，住在长院上，四间小屋，我们九个，各个名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大家天天住在这里，开始在印刷厂干活。这一干活，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见不着字，是纯体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纸毛子，裁下来的废纸边，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咔嚓咔嚓。我们那时候干活多认真啊，人家是简单地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我们给人家滚子都咔嚓成白的了，而且一棱一棱，都成多棱体了，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们那样笨读书的人，说让你们干点活儿，把这圆的咔嚓成多棱体了，这不都报废了嘛。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那种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后，再把它抡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十几条血口子，但是你不能带手套的。人家大姐手上都有茧子了，我们这个手一下子血就下来了，但是这个活儿你得干，而且我们肩膀没有劲。那个活多重啊，天天那么抡啊。
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我一干就是一年半。我到现在认为，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我现在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建立自己的起点。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波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要说，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你能改变现状吗?要迅速地接受下来。有你那样迷惑不解、怨天尤人、怨声载道、到处追问的时间，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想建立什么价值呢?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说你们看谁能校对这个书稿，这些书稿的价值是一般的五倍，但大家都很着急：谁能看懂医古文呢?我说，宋主任，让我看一眼行吗?我是学先秦的啊，我翻开那个的时候，如见母语啊，我们多久没有看见字了，在这里看见古文了!我们一起分下去的有一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子，姓马，还有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下去的孩子，姓苗，我把他们哥俩叫过来，说咱们三个能把这个活干了!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给我们准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
我现在想想，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趾高气昂的学生，到基层去和工人、农民交交朋友，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后来说的张金锁跟他媳妇，两个人天天跟我们聊天。我记得张金锁24，他媳妇25，我们都是同龄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气足多了，他媳妇天天拿着棒子面做的这个那个，特别香，带着我们一块儿吃。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从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我们开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我们的门没有插销，被子经常被大姐们抱走，拆、洗、晾，拍得蓬蓬松松的给你抱回来。我们的自行车经常被大哥推走，我记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来，我都忘了自行车还要打气，永远有人给把气打得足足的回来，永远有人给擦车。我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给补功课的那些孩子，一会儿捧来一大碗粥，一会儿捧来新烙的饼，各式各样的吃的，堆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享受生活。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发现当下的乐趣。第一个阶段是接受现实，建立价值。第二个阶段，你不仅要有价值，而且要有生活的欢心。
既然你现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过得乐呵一点，我们既然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快乐地在这里吗?所以我们开始在那儿和大伙交朋友、玩儿，特别高兴。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我们当时拎的是大砖头的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吼1234567;我们那时候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布。我们在那个地方，四间屋子，第一间，很挤，我们的男孩子很绅士，四个男孩子挤在第一间里，三个女孩子住第二间，两个女孩子住第三间，把一问腾出来做我们的图书室。我们开始从家搬去大量的书，我们在那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叫我们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大家知道要读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去享受那种快乐。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因为我们走出了单纯的校园，在那里你们也会看到人性的尔虞我诈，当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们户口的坏人，要整治我们，成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怎么办呢?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我们就是不去，我们愿意在车间里干重活。然后人家调令来
了，我记得有一个独眼龙，黑黑瘦瘦，面貌近乎狰狞的一个工人大哥，那个田大哥堵在门口，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这都是我们亲历的生活。我为什么说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真的非常快乐?因为其实我后来直到今天，我都很惭愧地说，我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阶段能够和草根阶层完成这样一种水乳交融。那种时候，你觉得你是他中间的一员，你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你受他们的保护和恩典，那种时候，你跟他们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人。如果你们说，这从上小学一直到硕士毕业，根本就没有离开校园的，一下子给扔到村里，这日子怎么过呢?你去发现价值吧，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快乐，而且有尊严。
第三个阶段，就更高级一点，你说你日子也过好了，也挺乐呵了，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去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样的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属于未来的那种个人的人格和品质。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第三步是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拿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比如说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写的是那一章题目是《红曲书上》，“曲书”就是地毯，红曲书上是演昆曲的地方。时隔18年之后，我后来写《游园惊梦昆曲艺术之旅》，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写昆曲呢，我想说更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了，那跟周围的范围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个心灵的空间。我那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里，我那时候头发厚厚的，长长的，盘起来，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呵。后来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术活，挺高兴。到下午五点来钟，下班了，女工们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后，那么厚的头发得晾，天不是太冷的时候，我就骑着我的二六的小女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我们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把西瓜放在车筐里，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装，在村里骑着，看的是炊烟、麦浪，听的是孩子奔跑和高门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头发也半干了，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两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写着写着你听长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然后灯亮起来了，逐渐人都散去了。我写到晚上十一二点，想关关灯，通通气，放放风，把屋门打开，灯全关上，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长院上就一盏路灯，我放到路灯的正中间，坐在那儿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个小西瓜吃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了。在后来的那段时光里，我觉得我过得很田园，你可以在那里可以写书，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光芒。
我记得有一次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的路上，那个早春，周围还一片箫瑟，从新街口那条街上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摊子，烟熏火燎，早春的枝干还没有冒出绿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1990年，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刚刚在大陆发行，那时候没有CD。只有盒带，8块钱一盒，我身上就10块钱，我买了那盒盒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你会真的明白，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面对古籍也许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会少了什么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经历给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份。但一旦给你，就是情份。如果没有这段日子，我可能会觉得得不到什么都抱怨，得到什么都是本份，如果那样想的话，你就惟独少了感恩。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就业难吗?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的就业，我的第一份工作，从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个9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很怀念，非常喜欢。
经历挫折后成功的事例3:
2012年11月22日，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热映，影片上映四天便赢得了过亿票房。少年派与孟加拉虎在海上共度两百余天的漂流故事，更是深深震撼、征服了所有观影人的心灵。
影片上映前三天，有记者采访李安，解密了他和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原来，这部倾注了李安四年心血的力作，其实是他的一部半自传体电影。这既是少年派如何在绝境下寻求生存的故事，更是李安本人如何寻找勇气，让自己在逆境中坚强活下去的故事。为了点燃生活的希望，少年派饲养了心中的猛虎;而李安，则选择了征服自己的怕水症，为自己展开了别样的潜水人生……
“悍妻”也治不好的“恐水症”
1954年10月，李安出生在台湾屏东。父亲给他起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他父亲死里逃生来到台湾，所乘坐的轮船就是“永安号”。然而很少人知道，这位“安”公子曾经也有非常不安的时候——直到30岁前，他都极度怕水!怕到什么程度呢?洗脸时，毛巾要拧得干干的;洗澡只能是淋浴，而且每次不能超过五分钟，时间长了会晕眩。老友们都笑话他上辈子是猫投胎的，和水有仇。
只有弟弟李岗知道，李安的怕水症是因他而吓出来的。1965年秋天，因父亲工作调动，李安和李岗从花莲转读台南小学。在一片用闽南语交谈的氛围中，只会说国语的李安兄弟俩显得格格不入。一天傍晚，7岁的李岗被群孩子捉住，要把他推进水里，正在到处找弟弟的李安见了，一个箭步冲上来，却被其他孩子抓住手脚，倒提着抛进了小河深处。不会游泳的李安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幸好没过多久，一个路过的行人听到李岗的哭声，把李安捞了起来。
从被抛入河中到获救，前后不超过五分钟。然而这五分钟对于10岁的李安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他昏迷、发烧、呕吐，反反复复折腾了两三个月才好，从那以后，李安有了见水就头晕的毛病，打死不上游泳课。
1983年，李安和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林惠嘉结婚。这位李太太是个性独立的女人，她不介意丈夫成天蛰居在家当家庭主夫，但却相当看不惯李安见了水就像看见老虎一样的怯懦神情。林氏治疗方案的第一招，是从浴缸洗澡开始。她又拖又拉，又哄又劝，还特意穿一身清凉比基尼大施诱惑。谁知道李安一看满浴缸热气腾腾的水，腿就先软了，宁肯蹲在地上耍赖也绝不跨进浴室一步。看到丈夫像个小baby一样既惊恐又无奈的眼神，林惠嘉只好鸣金收兵。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新婚没多久，小两口有了一次回台湾探亲的机会。林惠嘉算好日子，兴致勃勃与李安乘火车到新北市，这一天是新北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成百上千的“湿身”男女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认识不认识的都用水枪、水桶热情“招呼”，小两口被浇了一身凉水，林惠嘉哇哇大叫“爽呆了”，回头一看李安，堂堂七尺男儿竟脸泛青灰，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林惠嘉长叹一口气，把他塞进计程车带回家。
这之后，什么养金鱼、敷面膜、找心理医生治疗、请算命先生编瞎话恐吓……种种招数都用尽了，李安的怕水症却更加严重，甚至连碗都不敢洗了，把林惠嘉气得直翻白眼。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李安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不但决定要征服自己古怪的“怕水症”，而且还要去学潜水!
像腌萝卜一样学会潜水
1985年2月，李安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项，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公司的经纪人当场与李安签约，劝他留在美国发展。意气风发的李安没想到，这一签，竟会让他坐了六年的冷板凳!
最初的日子里，李安拿着剧本开始跑影片公司，两个礼拜跑了30多家，得到的答复永远都是：修改、等待、再修改、再等待……
就这样，半年过去，李安“安”不下去了。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仿佛自己就会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给吞噬，那种极度的没安全感简直和溺水一模一样。凌晨3点，被失眠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李安翻身下床，给李岗打电话。畅聊中，兄弟俩第一次说到了二十年前的那次溺水：“我在水里独自挣扎了不知多久，水……无处不在地灌进身体……濒死的感觉，我一生都会记得。”
李岗沉默片刻说：“有时，人要勉强下自己的。你总要敢于面对某些东西，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它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李岗的话让李安联想起白天一个制作人对他的剧本作出的点评：“李，你太东方，太克制了!做电影要的是疯狂，你不合适!”
李安霎时如同醍醐灌顶：为什么他的剧本不受欢迎，就是缺少了一种把人逼到极致的东西!他当即决定尝试一把，他问李岗：“我想学潜水!”李岗大吃一惊：“你疯了!”
抱定了决心的李安打开电脑，预订了一月后去马来西亚西巴丹岛的潜水课程。而这当中的一个月，就是李安预留给自己征服“水”的时间。
第二天，他搬回了一张超大号的大水床。轻轻一碰，水床就像波涛翻滚的海面，起伏动荡，躺在上面更有一种在海上漂浮的感觉。李安绕着水床走了三圈，鼓足勇气，闭上眼睛往床上一坐，“啊”的一声惊叫，火烧火燎般地弹了开来。
等到林惠嘉下班回家，看到李安奄奄一息地匍匐在一张陌生的大水床上，不禁又好笑又心疼，这书呆子是哪来的毅力，把自己往死里整!
一个月后，战胜了水床和浴缸的李安独身一人出现在了西巴丹潜水学校。潜水教练马修是个不苟言笑的黑瘦小伙子，给李安发完厚厚六本PADI潜水教材后，没作任何交代。李安的潜水第一课就像是腌萝卜，被丢进又咸又苦的海水里浸泡。他在池子里吐得上气不接下气，马修却视若无睹，只有瞄到李安呛水了，才一伸手把他捞起来，清理好海水池，又把“萝卜”丢进“坑”里。
泡了三天，李安脱了层皮，又红又痛，然而更惨烈的训练还在后面：乘船出海。在快艇上乘风破浪的快感放在李安身上，那就是折磨。他双手死死抓住船舷不放，整个人完全是晕死状态。马修有时叫他：“嘿，醒醒!”李安配合地抬一下头，马修便又放心地继续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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