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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写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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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学者、诗人、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朱自清写人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朱自清写人文章一:白采

  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解,听之而已。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

  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

  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

  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张小影给我。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仁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

  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留在箱子里。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呢?我只相信,如爱墨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朱自清写人文章二:春晖的一月

  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诚,三月二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

  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干,那变形的纹的栏干;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干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

  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好了,我也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儿,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角,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历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的流着。我碰着丐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汀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惊异,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惊异——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

  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

  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

  ——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谈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只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黛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

  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须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兕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机心!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

  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

  朱自清写人文章三: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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