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知青的文章
歌颂知青的文章
随着知青作家的崛起，伤痕文学的主题也在发生着转向。从丛维熙的“大墙文学”到张贤亮的《灵与肉》，伤痕已经变得太美，甚至看不见伤痕了。历史的非理性与荒诞性，被这些“归来”的既得利益者们，通过神圣的笔，慢慢抹去，实现了自身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无缝对接。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歌颂知青的文章，希望你会喜欢!
歌颂知青的文章篇【1】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名词。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对这两个字是不在意的。
在朦胧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不知从哪天起村里来了一群男男女女的年轻人。他们与村里人有着截然相反的区别。穿着整洁新颖大方，说话轻声柔气得体，肤色白嫩牙齿洁白，头型新潮 时尚，更重要的是每个人身上有股淡淡的“胰子”香味。生产队把他们安排分住在条件较好的社员家里。我家对门就住了三四个女的。
他们和村里人一样随着沉闷的铃声上工下工劳动生产，挣工分。平整土地，拉粪打药，栽红苕秧苗，锄草，割麦;不论窑城(砖瓦窑)粉坊还是饲养室都留下了矫健的身姿和辛勤的汗水……劳作之余我们这些屁孩可是他们的高级玩具，教认字做游戏还教我们讲卫生，看谁的手干净，看谁没有鼻涕;经常好奇的看人家刷牙，满嘴泡沫是当时怎么也想不通的事情。小孩子回家翻遍所有的抽屉也找不到类似的工具，不过叔叔阿姨们教我们早晨和晚上要用盐水嗽口。以前的称呼中都是一个字，“爷(呀)、婆、伯、叔、婶、姨”，从那以后知道了有个称呼叫-阿姨。叔叔和阿姨是孩子们对他们的特定称谓。遇到连阴雨没有活计的时候，阿姨们跟着村里的婆媳学做鞋或者帮忙带小孩;婆媳们总是仿照他(她)们的衣服式样赶时髦，虽然是颜色单调的黑老布做的，也洋迈了!叔叔们不知用什么办法弄来野兔，麻雀甚至蛇来打牙祭，吓得我们从大门歇斯底里的跑出来。我们小孩子唯一能给叔叔阿姨帮忙的是拉风箱。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地里回来急着做饭，有时候碗刚端到手上出工的铃声已经响起。所以我们拉风箱的劲头很足，因为随后时间来的及可能有小饼干的奖励!
夏天暴雨过后，满溢的涝池里游泳嬉戏的肯定是叔叔们。潜水，跳水给村子里带来了无尽的活力，涝池边上围满渴望激情的人群，可很少有人加入到其中——不好意思。那年村里的辐射井因为雨水倒灌而出现险情成立了抢险小组，在维修时发生了意外修理人员全部掉进井里;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胖子叔叔凭借良好的水性把大多数人救起，然后裸手扒着钢绳从井里爬出来报警为抢救赢得了时间……记得人生的第一次坐火车是阿姨带我的。当时父亲在西安工作，阿姨们探亲回家。在10公里外的火车站，母亲把我交给了阿姨，只记得火车临行前的一声嘶鸣，吓得我哭喊着极力想挣脱阿姨的手下车---再醒来时已经在爸爸的宿舍里。80年代初期，叔叔阿姨都相继返城;随后的几年后有个叔叔还回村里看望了老熟人。
真想用稚嫩的童声再叫一声叔叔，阿姨!你们现在都已经是60岁左右的老人了，过的都好吗?身体都安康吗?你们把青春奉献给了这片黄土地，把汗水洒在了这片黄土地，把激情和活力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更重要的是用你们思想的火花叩开这块千年沉寂的大地!父老乡亲没有忘记你们，当年的顽童没有忘记你们!这块土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机会欢迎你们回家看一看!熟悉的身影在逐渐消失，住过的老房子也逐渐消失，可黄土地上的脚印永远留存!叔叔，阿姨们，你们都好吗!
记忆中能搜索到我们村的知青名字有：周敏，玉梅，宗建，李明，胖子当兵走了!(
歌颂知青的文章篇【2】
知青怀念
双峰/游延年
已是中秋时节了，天气依然那么热，最高温度还徘徊在35℃左右。周末我只好把自己裹在空调的氛围里，在家中整理起旧时的照片。一张“革命友谊”的黑白照，立时吸引住了我的眼球。知青生活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景，随即在脑海中一幕一幕地浮现了出来……
一、插队落户
1975年4月5日，高中毕业才三个多月的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揣着县知青办颁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挑着木箱和被窝，走进了那个被叫做广阔天地的农村。这是我初涉人世的第一个清明节，它祭奠的是我的青涩岁月。
我那年还没满18岁，1米6的个头，体重不到50公斤。妈妈不忍心让我随单位集体下放到边远山区，便在表姑的那个大队帮我办好了插队落户的手续。
那个大队叫塔山，离县城有6公里，但被资江隔成了两岸。它与县城北郊的宝塔隔水相望，所以就有了“塔山”这个名儿。妈妈说，要是没有这条河，我完全是可以早去晚归的。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自己宁愿去做田间地头的小草也不愿意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顺着河堤朝宝塔的方向走去，前面是一望无边的田垄。绿色遍野，满透着盎然的春意。资水湛蓝，白云潜在水中被洗得洁净如玉。河面上不时有小帆船飘过，青葱的丘壑在微波中轻轻起舞，荡漾着我的心儿沉浸到了山清水秀之间。
七层宝塔是以方位命的名叫“北塔”，独立在资水河畔已经有160多年了。相传，它始建于清代嘉庆十二年，由于财力和人力紧张，建建停停耗时20多年才完工。建塔的目的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一句台词：“宝塔镇河妖”。但是，时任知县林联桂书写的楹联，却丝毫没有言及这些，而是将它视为了高升向上的象征。正门匾额题“北门锁匙”，出联是“正欲凭栏舒远目”，对联为“ 直须循级上高头”。
青砖砌成的塔身，经历着年复一年的春风夏日秋雨冬雪的侵蚀，已经有了沧桑感。破“四旧”时，有人想拆了这座宝塔。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只打烂了台阶前的一对石狮，就再也没有人前来破除了。如今塔门紧闭，底层的外壁上被石灰水涂刷着“打倒封资修”、“将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标语，凸显出了革命时代的鲜明特点。
北塔码头就在宝塔的下边，河滩上有一条窄长的散乱在草丛里的青石路顺延到水畔。岸边停靠着一只木板船，当地人叫它为“划子”。
艄公是一个50开外的瘦老头，上身光着，皮肤黑黝黝的，缕缕排骨清晰可数，扎腰裤缠在身上好像随时要掉下来似的，尤其是那膝盖上的两个大补疤特别地显眼。
船上稀稀落落地坐了五、六个人，等得不耐烦的就催喊着：“何老四，开船算啦。”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性急。“还没有十个人呢，你就坐着等吧!”说完，蹲在船头掏出一根尺来长的竹烟杆，将一小撮土黑色的旱烟装在烟锅里，用火柴点燃烟丝“叭叭”地吸了起来。浓浓的烟雾迅速弥漫在船舱里，呛得人的眼泪直流。
好不容易又上来了几个人，何老四把烟头在鞋底上敲了几下，打着“哈哈”钻进了船舱，边伸着手边吆喝着：“来来来，每人五分，一分不少。”有人只出了三分钱，他脸色一耷拉：“不要欺负老倌子啊!”硬是逼着那人交足了钱，才拔出竹篙挪动了船只。
河面很宽，水流有点急。何老四的竹篙撑不着底了，便用浆架在橹上划了起来。每摇一下浆，就发出一声“吱”的音响来。
塔山大队的码头气派多了，清一色的青石板垒成100多个台阶，仰头看去俨然一条拾级而上的街道。这里是一生产队的居住地，也是全大队最富有的生产队，因为人们除了种田耕地之外，还能靠撑船、捕鱼等副业来增加一些收入。
街道两边排列着高矮不齐的土砖屋，偶尔有木板房参插其中，标志着这户人家是有人在外面赚钱的。顶端是一个小卖部，来往的行人都要在这儿歇一歇，或买一些东西，或讨一碗水喝。售货员是一位30多岁的胖女人，姓曹。听说全大队只有两个人吃国家粮的，一个是她，另一个就是小学的校长。她其实也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因为嫁给了在县供销社当股长的男人，才将“农”转成了“非农”。
胖女人满脸笑嘻嘻的，一边卖着货儿，一边主动地与妈妈搭讪着。当知道我是下乡知青时，就一口一个“小兄弟”地叫着，还说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只管去找她。她摇起摇把子电话，打通了大队部。然后又给我们端来茶水，说：“你们等一下子，大队部离这儿有四五里地呢，刘支书就过来接你们。”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门外传来了叫唤声：“老姐姐，急什么急哦，城里人下乡做做样子就行啦!”来人中气很足，腿还没有迈过门槛声音就进了屋内。
妈妈连忙起身，拉着我站了过去：“快叫刘支书。”50多岁的刘支书一脸横肉，右嘴角上还有一道伤疤，谁见了他都会有几分害怕。我弱弱地叫了一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的豪情壮志被他的这副模样威逼得荡然无存。
“刘支书”三个字早就听说了，但一直没有见过面。他看了看我，怜惜地说：“人还没有锄头把子高就要下放农村，这是何苦咯。”一颗火热的心仿佛在被冷水泼着，我真想要反驳几句，但看到他那脸横肉却又把话音缩了回去。
他将扁担塞给了我，左手拎着被窝，右手提着木箱，对妈妈说：“老姐姐，走!先去我家吃中饭，下午再带你的小孩去园艺场报到。”
胖女人追了出来，亲热地叫着：“支书大哥，就在这儿吃啊，我这就去杀鸡。”
“不啦，我上城里经常麻烦老姐姐，还是去我家吃吧。”刘支书脚步不停，头也没回地答应着。
我和妈妈空着手紧追快赶，跑得气喘吁吁的，可还是追不上他。妈妈边走边叮咛着我：“到了这里，就要听刘支书的话。他这个人看着象一块铁板，其实心地里是一个糍粑呢。把你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我没有做声，腑腔内有一股压抑感在回旋着，窜来窜去的却又总找不到出气的地方。
歌颂知青的文章篇【3】
园艺场的场部在张家山的山脚下，是一栋凹字形的红砖平房。紧挨着的是一个礼堂，大队的大会议以及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后右角处，摆着三部揉茶机，社员们摘来的茶叶都是在这里加工制成青茶的。
大队部的办公地点，在园艺场部的左边。前间是接待室，也是李文书的办公室。黑板上写着“安民告示”：今晚全体社员打牙祭开大会，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靠在窗前的办公桌上有一台摇把子电话，两筒大电池捆绑在桌腿上，电话机被木盒子锁了起来。里间的房子稍大一些，是刘支书办公的地方。正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标准像，光线比较暗，白天都要扯亮白炽灯。两间办公室的用具差不多，一个双开门文件柜，一张办公桌，一只靠背椅，四条长板凳。
平房的中间是一个大厅，摆了六个八仙桌。里面靠墙砌着两个烧柴火的大土灶，锅盆碗筷都放在灶台上。左墙角有一间六平米左右的土砖房，袁奶奶住在那儿。她是一个孤寡老人，不太爱说话，年纪还没到60岁，脸上几乎没有血色而且还刻满了皱纹。看到我的时候，她的眼光像萤火虫似的亮了一下，然后又飞走了。
我知道，刘支书没有分配我去生产队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照顾我。一是场里每月能发12元的工资，二是袁奶奶可以给我煮饭做菜。袁奶奶告诉我，社员们一般只在这儿吃早餐，红薯粉丝一毛钱一碗，可以用工分来抵伙食费。她平时也就扫扫地烧烧水，只有每个月打牙祭时事情才会多一点。
我住在右边前头的房子，屋内有一个书桌和一张简易木床。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妈妈替我铺叠着被窝，东扯扯西弄弄，又总觉得哪儿没有做到位。“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话音里明显带着哭意，然后又对刘支书、李文书和袁奶奶左一声拜托右一声麻烦。
刘支书说话还是那样地粗声粗气：“老姐姐，你就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在肚子里。谁敢动你儿子一根汗毛，你就找我算账!”一边说着，一边还挽起了袖子。瘦高的李文书戴着黑圆圈眼镜，要笑不笑地看着我们，既不多嘴也不帮手，但始终不离刘支书左右，并时不时地点头应付着，那做派让我想起了《白毛女》里的管家穆仁智。表姑也劝慰着妈妈，说我懂事着呢完全不要担心。妈妈长长地唉了一声，无奈地走上了码头。刘支书留她打了牙祭再走，她说一家人还等着她回家做饭吃呢。
天落黑的时候，社员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大厅，寂静的园艺场部顿时充满了活跃的气氛。男男女女有三十多个人，都是从各个生产队里选调上来的。
李文书站在灶台上，拿了一个铁皮制的喇叭筒，大声嚷着：“请大家肃静。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条最高指示，我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听说要读毛主席语录，社员们立即安静了下来，脸色也显得十分地虔诚。
大厅里，一读一学地响起了整齐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接着，李文书脸露媚笑，尖细的语音从喇叭筒里传了出来：“下面，请刘支书给我们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热烈的掌声，饱含着社员们对这位支书的敬畏。
刘支书抬起双手上下摆动着把掌声压了下去，李文书将喇叭筒递给他，但被他推开：“我说话像打雷呢，不需要这玩意儿。”然后，提高嗓门说：“同志们，今天开会只有一句话：延年是我们大队的下乡知青，大家要像一家人一样地对待他。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以后要是有谁欺负他，那就是在我的脸上打耳巴子。我的话讲完了，开始打牙祭!”
大家正“哦哦”地找着座位，不知谁又冒出了一句：“知识青年没露脸我们都不认识哦。”社员们立刻“是啊，是啊”地附和着。李文书看着刘支书，见他点了点头，于是又拉起了尖细的声音：“下面，请新来的知识青年延年同志表决心!”
我是被他们推到前面去的。刘支书一边把我抱到灶台上，一边替我鼓劲打气：“说两句，说两句，乡里人见到城里人就是稀奇呢。”
我给大家鞠了一躬，端起喇叭筒庄重地说：“尊敬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我是来接受你们的再教育的。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一定要学习你们的劳动本色，触及灵魂改造思想。我的决心是，坚决听从党的话，广阔天地炼红心。请大家今后多批评我多指导我，谢谢大家!”
刘支书接过话头：“城里人就是不一样，一开口都是大道理。你们说，他说的好不好?”社员们应和着：“好!”刘支书：“好就鼓掌啊!”大家的掌声，十分地热烈。
“这就对了嘛，上菜咯——”刘书记一声吆喝，桌面上立即热气腾腾了起来。主菜有麸子肉、韭菜蛋、烧全鱼，我把它们概括为“两多两少一整盘”：即麸子多肉少、韭菜多蛋少、鱼是园艺场自己放养的所以有一整条;另外是红汤粉丝、清炒芹菜、手撕苞菜、水煮萝卜丝、钵蒸老南瓜。但在当时，这已经是很丰盛的了。
最让男人们刺激的，还是那红薯酿成的白酒。他们用饭碗盛着，一喝就是一大口，个个被灌成了红脸关公。有的干脆解开衣扣，裸出前胸划起了酒拳，羞得几个黄花闺女红着脸儿端起碗躲到了屋外。
我不会喝酒，匆匆地扒了一碗饭，吃了刘支书夹来的几块麸子肉，就看着他们热闹着。
这时，过来两个年轻人，提着酒瓶子要敬我的酒。刘支书介绍着他们：“这个虚胖子叫陈建华，是我们大队的高中生，我去公社开会的材料他比李文书写得还多。这个黑不溜秋的叫李进军，是场里的机械手，拖拉机和揉茶机都由他操作，以后回家就可以坐他的拖拉机。”
“建哥”、“进哥”，我礼貌地招呼着他们，然后小声地支吾着：“我是滴酒不沾的呢。”
“其他人的酒可以不喝，他俩的酒你必须喝，因为以后就由他们带着你。”刘支书说道，又转上他俩：“我做个主，他敬你们每人一口，你们一碗都喝完。”
他们像接了圣旨似的，见我酌饮了两小口，就咕隆咕隆地喝了个碗底朝天。之后，又嚷着找别人喝酒去了。
我偷偷地溜进自己的房间，栓好门，衣服没解，鞋也没脱，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掉进了醉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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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知青的散文
2.知青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