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生而为人，一生疼痛
作者 | 风小杨
来源 | 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世界镇痛日。2004年，国际疼痛学会(IASP)将每年的10月11日定为“世界镇痛日”，并将“疼痛”认定为除呼吸、脉搏、体温、血压之外的“人类第五大生命体征”，以引导人们正视疼痛问题。
曾经有一位产妇因无法忍受分娩之痛而提出剖腹产，但与家人沟通无果，最终跳楼引发悲剧。类似的悲剧时时警醒我们，疼痛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每个人的一生都与疼痛脱离不了关系，生于疼痛，或许也会死于疼痛。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疼痛只是疾病的一种症状，只要病治好，疼痛就会消失。但疼痛本身也是一种病患，如慢性疼痛。2002年，第十届世界疼痛大会达成基本共识：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它会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焦虑、失眠、忧郁、易怒、人格变化甚至自杀倾向。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因为一次交通事故，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铁质扶手刺穿了她的骨盆。虽然最终生还，但疼痛自此与她终身相伴，她只能用强烈的绘画语言传达自己无法言说的剧烈痛楚。图为改编电影《弗里达》(2002)剧照。
即使是同一类型的疼痛，不同病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这不但受年龄影响，也因文化素养的不同而显出差异。比如，疼痛是病人的主观感觉，有的截肢者虽然失去了一部分肢体，但仍然会感觉到那些离去的部分在疼痛。
疼痛确实也是主观感觉。1968年，疼痛处理专家马戈·麦加费利(Margo McCaffery)提出一个在护理学界普遍使用的定义：
“一个人说感到痛，这就是痛;他说痛仍在，痛就仍在。”
肉体疼痛与精神疼痛也往往是彼此影响的。因此，疼痛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感觉，它是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体，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形态中有着不同的意义。有的时候，人们忍受疼痛，视言说为耻辱，有的时候又主动寻求疼痛，在疼痛中追求逆反、报复、信仰或快乐。
撰文 | 风小杨
疼痛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
疼痛，到底是一个生理问题，还是一个心理问题?纵观疼痛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罗塞林·雷伊(Roselyne Rey)告诉我们，它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疼痛的历史》这本书中，雷伊指出：
疼痛被发现和被承认的历史，是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边界和内容不断厘清的历史，是科学与玄学分野的历史，也是个体自由意志得到彰显的历史。疼痛不断再认识的过程，也是宗教在世俗生活中隐退、现代社会雏形逐渐显现的过程。
《疼痛的历史》
作者: 罗塞林·雷伊
译者: 孙畅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05年12月
“疼痛被发现和承认的历史，就是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边界和内容不断厘清的历史。”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视野中，疼痛的含义不尽相同，关于疼痛的理解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远古时代，人们用超自然原因解释疼痛，视之为魔鬼作祟或者神灵旨意。荷马史诗中经常会出现战争疼痛的描写，但却没有具体的疼痛概念。古希腊悲剧里，人物对疼痛的感知比起史诗中的英雄们更加丰富，但是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解释疼痛，只能归之于神意。
中国古代名医华佗采用麻沸散镇痛示意图。
在医学中，这一认识有所进步。比如在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发现，疼痛不是一种孤立的症状，它往往对应着身体某个部位的病变;古罗马时期的医生瑟尔苏则认为，疼痛意味着疾病本身。这个阶段，疼痛也往往是哲学家所重视的问题。比如苏格拉底认为，欢乐与痛苦这两种状态是密不可分的。但伊壁鸠鲁主义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过渡状态，愉快的原因就是没有痛苦，因此提倡人们享受欢乐，抵制痛苦。到了古罗马时期，禁欲主义与基督教结盟反对伊壁鸠鲁主义，对待肉体上的疼痛，态度是忍耐：咬紧牙关，无动于衷。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中世纪，教会基本上统治了整个欧洲社会。在基督教教义中，疼痛被视为上帝惩罚人类罪恶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赐予人类的礼物。面对疼痛，不仅要学会忍耐，更要学会享受。因此在基督徒和修行者中盛行“炼狱”，他们往往用折磨肉体的方式乞求上帝的宽恕。考察中世纪的绘画艺术就可以发现，圣徒们在遭受巨大痛苦时流露出的往往是自我满足的状态。
文艺复兴之后，个体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在面对疼痛时，不必做任何掩饰或伪装，可以直接地表达出疼痛的感受。对疼痛的真正认知始于启蒙时代，人们逐渐建立起一种关于疼痛的症状学，关于疼痛的分类、定位、测量开始变得系统化。19世纪，神经学大发现为疼痛研究提供了更多学理上的支持。到了20世纪，受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影响，人们开始获得一种关于疼痛的自觉意识，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疼痛有益论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这种观点认为，疼痛是一种自我发现的方式。
疼痛，文学艺术的缪斯?
关于疼痛的文化特征，免不了提及它与文学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那座著名的雕像《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巨蟒缠绕而死的痛苦形象经由雕塑家阿格桑德罗斯(Agesandros)和他的两个儿子之手变成了一件不朽的艺术珍品。德国古典美学家莱辛根据这个雕塑写了一篇美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拉奥孔》，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也以此为题材作了一幅同名油画。在蒙克、毕加索、梵高等画家的作品中，也充满了疼痛扭曲的意象，它们因对人类存在的高度象征而成为深刻的寓言。
拉奥孔(埃尔·格列柯1610年创作的油画)。
最惊心动魄的现实场景莫过于疼痛与艺术在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身上的剧烈撞击。因为一次交通事故，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铁质扶手刺穿了她的骨盆。虽然最终生还，但疼痛自此与她终身相伴，她只能用强烈的绘画语言传达自己无法言说的剧烈痛楚。
毁坏的圆柱(The Broken Column )。
在一幅名为《毁坏的圆柱》(The Broken Column)的画中，弗里达以全身上下钉满钢钉的模样出现，身体被痛苦割裂。她站在一片干旱到开裂的土地上，躯干被包裹在用以支撑身体的钢质绷带中，钉子甚至穿过衣服刺进她的皮肤里，原本洁白的爱奥尼亚式圆柱的脊柱，如今也断裂成一节一节。她独自站在荒凉的土地上，脸上挂满泪珠。那是1944年，医生用钢质胸衣代替了她以前穿的石膏胸衣，她被关进坚硬冰冷的钢圈里，每一次活动，都是与痛苦的殊死搏斗。藉由图像，弗里达切身的个体疼痛经验隐喻了20世纪人类整体的疼痛。
由弗里达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弗里达》(2002)剧照。下图来自该剧末尾。
众多事实表明，那些不朽的作品，大都是艺术家、文学家们用自己的血泪甚至生命铸成的。因为对现实超越性的理解和对完美生命的追求，他们对疼痛的感受与体验远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他们精神疼痛也要远比生理疼痛来得剧烈持久。古代的诗人们总喜欢说“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大体都是说好诗是疼痛的分泌物。
列夫·托尔斯泰为了人类之爱苦苦求索了一生，但内在的精神痛苦始终无法排解，最终选择了出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人性的复杂也投入了痛苦的一生，还要时时忍受癫痫之痛。史铁生也是因疼痛献身文学的绝佳注脚，有人问到他的职业，他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并非调侃。
许多疼痛与疾病相关。在所有的疾病中，癫痫与肺结核尤其成为文学中常见的背景或描写对象。但丁、拜伦、莫里哀、狄更斯、丁尼生、莫泊桑、福楼拜、阿加莎·克里斯蒂、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都终身被癫痫所扰。比如《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奇境》中有很多奇妙的场面：爱丽丝坠入兔子洞，她的身体可以忽然变小，也可以忽然变大。有研究者认为，这些童话场面来源于卡罗尔癫痫病发作时的幻觉。这种说法虽然未被证实，但医学界确实曾把一种类似的神经性疾病用这个童话来命名——爱丽丝漫游奇境综合症。
此外，肺结核因其所牵连的浪漫主义联想也成为文学中常见的疾病意象，只不过，疼痛性被大大地减弱了。这种将肺结核浪漫化的风气在西欧和日本盛行一时，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创造社作家深受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萧红等人都是肺结核患者，郁达夫的作品体现得尤其明显，《茫茫夜》中的吴迟生、《过去》中的李白时、《迟桂花》中的翁则生都是肺病患者。这些作家笔下的疾病有时不仅仅是在陈述一种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也常被当作对文明的隐喻与批判。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
不过，虽然文学与疼痛看上去是近亲，虽然司马迁将神圣的书写使命赋予了疼痛，疼痛并不必然产生文学。在文学艺术的金字塔底，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哀现实。只是因为在疼痛时，让我们往往陷入孤绝的处境，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排遣这痛苦与孤独，于是语言和隐喻成为了某种释放的出口。疼痛一词，在本质上常常和“消耗”、“吞噬”相关，当疼痛的阈值达到不堪承受之时，我们往往会被无声吞噬。
《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
作者：彭小妍
版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17年7月
20世纪初，时局的变动也影响了中国作家的疼痛感，比如产生了“神经衰弱”。科举考试的废除，知识分子突然必须在茫茫人海中讨生活;内战、帝国侵略带来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使得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精神疾病的温床。即使如鲁迅、沈从文，也无法自外于神经衰弱症的影响。下图是当时《上海申报》上治愈“神经衰弱”的“补尔多寿”广告。
主动求痛，我痛故我在?
不得不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是，尽管很多人对疼痛避之不及，但仍有许多人主动去索求痛苦，尤其是身体上的疼痛。比如中世纪忏悔者的苦修，18世纪法国圣梅达地区的“痉挛者”用各种酷刑来折磨自己，大批的圣徒和殉道者等等。
有一位莱茵河的神秘主义者，他让肉体服从于思想的苦刑，穿着带钉子的衣服睡觉，用尖刀在心口刻写代表上帝的字母，还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个十字架钉在自己身上。有一位修女，她追随自己可怕的虔诚，将自己的美貌毁掉以弃绝俗世的爱情和婚姻，糟蹋自己的身体，任凭全身长满坏疽、结石、溃疡而不去医治，为能够无限地受苦而感到快乐。这些主动的求痛行为往往受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影响。
在圣徒那里，疼痛成为一种接近上帝的方式。信仰与疼痛的关系被神化和升华了。个体肉身或精神的痛苦超越了人类普遍追求的幸福感，成为一种可以自我激发的激情，一种可以作为客体来反观的审美，一种崇高而又诗意的个人宗教。罗马尼亚哲学家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对疼痛无限赞颂。他在《眼泪与圣徒》中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苦难是意识的起源”，将世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懂得这句话，另一种人不懂。他说，人们通过痛苦来破除这个世界的诱惑，“要做圣徒，就永远别在痛苦的无穷变奏里错失任何一次机会。”
《眼泪与圣徒》
作者: (法) E·M·齐奥朗
译者: 沙湄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14年1月
“在对宗教与信仰反复的拷问下，齐奥朗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放逐。”
这种疼痛是一种主动的受难，在剧烈的疼痛中，人得以感受到亲近上帝的快感。圣女玛加利大·玛丽·亚拉高(Saint Margaret Mary Alocoque)的那句“我所受的最大的苦，就是受苦还不够”成为渴求痛苦的经典表达。“帕斯卡尔的腰带”也属于这一受难传统，据说帕斯卡尔常年在腰间佩戴一条缀满尖刺的腰带，刺尖全部向内对准皮肉，感到需要驱逐邪念时，便拳打腰带来刺痛自己的肉体。
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一生以圣徒般的严苛要求自己，只不过她为了众生的主动索取痛苦更加令人崇敬。5岁时，她因一战前线的士兵没有糖吃而拒绝吃糖，二战期间拒吃比敌占区同胞定量多的食物;她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主动和工人们一起劳作，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最终因饥饿和结核病在34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她在那本《重负与神恩》里留下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是：
“天地重压在人的双肩，人感到痛又有什么可惊奇的?”
《重负与神恩》
作者: (法) 薇依
译者: 顾嘉琛 杜小真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
“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
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说，痛可以分解成为多种不同的感知，包括绝对疼痛和一种类似于快乐的感觉。疼痛有时的确会引发某种快乐的感觉。除了圣徒们自残求痛的体验，性瘾者常常也会主动索求痛感，以求取极致的性爱体验。一如齐奥朗对圣徒的描述，“巨大的痛苦过后，淫逸的快感袭来，有如无限的幸福。”
在主动求取痛苦的诸种现象中，也有追求纯粹的痛感的。比如，在匈牙利故事《恶童日记》里，为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存，兄弟两个彼此互殴，彼此辱骂，以练习皮肉和心灵之痛。他们练习忍受皮肉之痛，是因为别人常对他们拳打脚踢，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练习使自己适应这番折磨。他们练习心灵之痛，是因为人们经常辱骂他们，他们希望能快快适应这些辱骂和伤人的字眼。
《恶童日记》中，兄弟互殴锻炼毅力和体魄。图书有中译本《恶童日记(珍藏纪念版)》(作者: [匈牙利]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译者: 简伊玲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图为同名电影《恶童日记》(2013)剧照。
对于母爱的回忆，他们“不断地重复这些话，让这些字眼逐渐丧失它们的意义”。只是，在将一切换算成疼痛程度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温度也渐渐丧失了，最终成长为“恶童”。还有的人热衷人体悬挂，借自残刺激自己的感觉器官，制造痛感，以在麻木的生存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这些关于疼痛的悲剧不免使人心痛，也让我们去思考疼痛的真正意义。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