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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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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章

  冰心,福建长乐人,出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被称为“世纪老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冰心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冰心文章:我和玫瑰花

  我和玫瑰花接触,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记得在童年时代,在烟台父亲的花园里,只看到有江西腊梅、秋海棠和菊花等等。在福州祖父的花园里,看到的尽是莲花和兰花。兰花有一种清香,但很娇贵,剪花时要用竹剪子。还很怕蚂蚁,花盆架子的四条腿子,还得垫上四只水杯,阻止蚂蚁爬上去。用的肥料,是浸过黑豆的臭水。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就开始看《红楼梦》,看到小厮兴儿对尤三姐形容探春,形容得很传神的句子,他说:“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我就对这种既浓艳又有风骨的花,十分向往,但我那时还没有具体领略到她的色香,和那尖锐的刺。

  直到一九一八年的秋季,我进了大学,那时协和女大的校址,是在北京灯市口佟府夹道(后改同福夹道)。这本是清朝佟王的府邸,女大的大礼堂就是这王府的大厅堂三间打通改成的。厅前的台阶很高,走廊也很长,廊前台阶两旁就种着一行猩红的玫瑰。这玫瑰真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而且花朵也大到像一只碟子!我们同学们都爱摘下一朵含苞的花蕊,插在髻上。当然我们在攀摘时也很小心花枝上的尖刺。记得我还写了一首诗,叫做《玫瑰的荫下》。因为那一行玫瑰的确又高又大,枝叶浓密,我们总喜欢坐在花下草地上,在香气氤氲中读书。

  等到我出国后,在美国或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品种繁多的玫瑰,而且玫瑰的声价,也可与我们的梅、兰、竹、菊相比!玫瑰园之多,到处都是,在印度的秦姬陵,我就惊喜地参观了陵畔五色缤纷、香气四溢的玫瑰园。

  一九二九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家,便在我家廊前,种了两行德国种的白玫瑰,花也开得很大,而且不断地开花,从阴历的三月三,一直开到九月九,使得我家的花瓶里,繁花不断。我不但自己享受,也把它送给朋友,或是在校医院里养病的学生。

  抗战军兴,我离开了北京。从此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也更没有栽花的心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我在重庆歌乐山下,倒是买了一幢土房,没有围墙,四周有点空地。但那时蔬菜紧张,我只在山坡上种些瓜菜之类,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光吃南瓜下饭,就吃了三个月!

  解放后回国来,有了自己的宿舍了,但是我们住的单元,是在楼上,没有土地,而我的幸运也因之而来!在我们楼下,有两家年轻人,都是业余的玫瑰花爱好者,花圃里栽满了各种各色的玫瑰。这几位年轻人,知道我也喜欢,就在他们清晨整理花圃的时候,给俄送上来一把一把的鲜艳的带着朝露的玫瑰——他们几乎是轮流地给我送花,我在医院时也不例外,从春天开的第一朵直到秋后开的末一朵——每天早起,我还在梳洗的时候,只要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我的喜悦就像泉水似地涌溢了出来……

  冰心文章:张 嫂

  张嫂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住到第三天,我便去找张嫂,请她替我洗衣服。张嫂从黑暗的小屋里,钻了出来: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挽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精悍之气。她迎着我,笑嘻嘻的问:“你家有事吗?”我说:“烦你洗几件衣服,这是白的,请你仔细一点。”她说:“是了,你们的衣服是讲究的——给我一块洋碱!”

  李老太太倚在门边看,招手叫我进去,悄悄的说:“有衣服宁可到山下找人洗,这个女人厉害得很,每洗一次衣服,必要一块胰皂,使剩的她都收起来卖——我们衣服都是自己洗。”

  第二天清早,张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单,送了上来——洗的很洁白,叠的也很平整,放在我的床上,说:“×先生,衣服在这里,还有剩下的洋碱。”我谢了她,很觉得“喜出望外”,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熟了以后,她常常上楼来扫地,送信,取衣服,倒纸篓。

  我的东西本来简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我出去从不锁门,却不曾丢失过任何物件,如银钱,衣服,书籍等等。至于火柴,点心,毛巾,胰皂,我素来不知数目,虽然李老太太说过几次,叫我小心,我想谁耐烦看守那些东西呢?拿去也不值什么,张嫂收拾屋子,干净得使我喜欢,别的也无所谓了。

  张嫂对我很好,对李家两老,就不大客气。比方说挑水,过了三天两天就要涨价,她并不明说,只以怠工方式处之。有一两天忽然看不见张嫂,水缸里空了,老太太就着急,问老张:“你家里呢?”他笑说:“田里帮工去了。”我悄悄的走下山去,在田里找到了张嫂,我说:“你回去挑桶水吧,喝的水都没有了。”她笑说:“我没有空。”我也笑说:“你别胡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以后挑水工钱跟我要好了,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她笑着背起筐子,就跟我上山——从此,就是她真农忙,我们也没有缺过水,——除了她生产那几天,是老张挑的。

  一天早起,张嫂没有上来扫地。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老张提着一小篮鸡蛋进门。我问张嫂如何不见?他笑嘻嘻的说:“昨晚上养了一个娃儿!”我连忙上楼去,用红纸包了五十块钱的票子,交给老张,说:“给张嫂买点红糖吃。”

  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里闲谈。老太太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进门就说:“好大的一个男孩子,傻大黑粗的!你们猜张嫂在那里做什么?她坐在床板上织渔网呢,今早五更天生的,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又做起活来了。她也不乏不累,你说这女人是铁打的不是!”因此就提到张嫂从十二岁,就到张家来做童养媳,十五岁圆的房。她婆婆在的时候,常常把她打的躲在山洞里去哭。去年婆婆死了,才同她良懦的丈夫,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算起来,她今年才廿五岁。

  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我以为她已是三四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她永远不发问,不怀疑,不怨恨。

  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

  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吗?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冰心文章:父亲的“野”孩子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 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地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地走! 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地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地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 看见董自己远远地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地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做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 上去!”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地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 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渐渐地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地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看了海面的黄昏——董在前牵着,父亲在 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仪,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出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 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 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着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 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如此,连紧鞋父亲也不让我穿,有时我穿的鞋稍微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一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 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 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是黄昏 时,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沟寨,走在寨里的小 街上时,忽然从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 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的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⒀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底金线的肩章取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向大海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么?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捡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 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 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啊。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卫,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 上霸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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