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给妻子的书信怎么写
民国文人给妻子的书信怎么写
书信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往来的重要工具，虽然现代都用电子设备代替了。但民国时期写信和收信是很难得的。你想知道民国文人给妻子的书信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国文人给妻子的书信，一起来看看吧!
瞿秋白写给妻子的信
亲爱爱：
前天写的信，因为邮差来的时候，我在外面逛着，竟弄到现在还没有寄出。今天又接到你二十五日的信。那是多么感动着我的心弦呵!我俩的爱实是充满着无限的诗意。从半淞园以来，我俩的生活日渐的融化成一片，如果最近半年爱之中时时有不调和的阴影，那也只是一个整个的生命之中的内部的危机。最近半年是什么时候?是我俩的生命领受到极繁重极艰苦的试验。我的心灵与精力所负担的重任，压迫着我俩的生命，虽然久经磨练的心灵，也不得不发生因疲惫不胜而起呻吟而失常态。
稍稍休息几天之后，这种有力的爱，这整个的爱的生命，立刻又开始灌溉他自己，开始萌着新春的花朵。我俩的心弦之上，现在又继续的奏着神妙的仙曲。我只有想着你，拥抱你的，吻你……的时候，觉着宇宙的空虚是不可限量的渺小，觉着天地间的一切动静都是非常的微细——因为极巨大的历史的机器，阶级斗争的机器之中，我们只是琐小的机械，但是这些琐小的我们，如果都是互相融合着，忘记一切忧疑和利害，那时，这整个的巨大的机器是开足了马力的前进，前进，转动，转动——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无敌的。
你寄来的小说月报①等及绒衫已经接到。我明后天大概就可以得到莫斯科的回音，究竟在此②继续休养两星期，还是不。
最近精神觉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正经的工作及书，都不能想起，不能想做。人的疲倦是如此之厉害呵!
见着仲夏余飞代我问好，请他们写封信给我，有些什么新闻。
我吻你万遍
你的阿哥
二十八日晚
民国文人的情书与情事
1955年张爱玲换上她所喜爱的那一袭旗袍，去了美国，终其天年，再也没有回来过。四十年后的一天，她死在自己的寓所里，身上依旧穿着那袭旗袍，她仰面躺在空旷旷的客厅中央，睡着了一般，似乎还微微仰着脸。一个星期后，邻居才发现他们的隔壁老太太已经驾鹤西去，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这名女子，是中国历史上难得数出来的才女。
张爱玲的晚年并不为人所熟悉，大约只知道她把《海上花列传》翻译成了官话，还写了部《红楼梦魇》，其实张爱玲晚年生活的最大内容是为了躲避虫子搬家，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张爱玲每一个星期就要搬一次家。而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里面也说，“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张爱玲：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张爱玲赴美后，曾和一个叫赖雅的人结婚。这个人却是共产主义信徒，张爱玲为了糊口，也经常依附他搞些大陆“中共术语研究”，此时她正在写作着《红楼梦魇》，真不晓得她是怎么统一这两份工作的。其实我拐弯抹角的说到这里，已经大致可以猜出我要讲什么了，是的，张爱玲在美国过得很不好，天才无法被人赏识，为了给赖雅治病，只有写点小剧本给香港公司，一度要接手《张学良传》，如果真是接手了，那可是无奈的被埋没。张爱玲“工作时间太长，眼睛又在流血。”(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
张爱玲的黄金时期是抗战中的上海，在那个地方，她如鱼得水，并且邂逅了一位男子，这是张爱玲曾有的真正的爱，唯一的，于是便爱得惊心动魄，这份爱，直到今天还让旁人觉得妙不可言。
这男子叫胡兰成，一个重重的标签贴在他名字的后面，汉奸。张爱玲小心翼翼，她努力的不去沾染胡兰成的这个身份，她厌恶和胡兰成抛头露面去参加宴会。事实证明，张爱玲有她自己的眼界，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邀请了张爱玲，她一口回绝。
日占区的上海，有一位女子，她过着她的日子，她和汉奸相恋并结婚，她只想着出名，她没有投身抗日的队伍，她让爱国的青年们觉得不可理喻。但她冷冷的看着周围，然后向日本微微仰起脸，没有理睬。
胡兰成在他的《今生今世》里，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写这位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和她相识，相知，相爱唯独没有写他们的分别。
两人似乎没有很正式的情书，但两人的交往却像封情书一样，细腻别致，似乎不在这个尘世里。那时候张爱玲从门缝里看胡兰成，看着胡兰成静静坐在沙发上，于是说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十》)
胡兰成第一次拜访张爱玲的时候，说起了张爱玲印在书里的一张照片，下一次，张爱玲把这张照片送给了胡兰成，照片后面，张爱玲默默的写，“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二》)
后来，胡兰成写了封求婚信，“我本自视聪明，恃才傲物惯了的，在你面前，我只是感到自己寒伧，象一头又大又笨的俗物，一堆贾宝玉所说的污泥。在这世上，一般的女子我只会跟她们厮混，跟她们逢场作戏，而让我顶礼膜拜的却只有你。”(胡兰成《给张爱玲的求婚信》)张爱玲不动声色，她给了胡兰成一张白纸。
张爱玲嫁给了胡兰成，嫁人，对于张爱玲这个女子，这个词语显得那么不合适。张爱玲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们的婚契，“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接过笔续了两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白纸，张爱玲告诉胡兰成“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长江 《乱世之恋》)
还有一句被引用烂了的话，第一次张爱玲拜访胡兰成，胡兰成送张离开的时候，张爱玲走进电梯，又转过身，要说什么竟没有说。后来胡兰成送给了张爱玲一首诗，张爱玲只回了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杨海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胡兰成担心汪政府倒台，他告诉张爱玲，夫妻恐怕要各自飞了，“如果那一天来临，我必能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也必定找得见。”张爱玲仰起头，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爱上了别人。于是张爱玲簌簌的流着泪，告诉胡兰成，“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不忘附上三十万元稿费给他，“最后一次她还如此”。(《星沉海底当窗见》)
胡兰成老去的时候，吟念着李商隐“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的诗句来纪念他和张爱玲的故事。诗的后两句是“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义山的诗从来如此，千百年来，“向莫定其解”。(《星沉海底当窗见》)
而在张爱玲那里，爱情是伟大的，“可没有哪一段爱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京剧舞台上，锣鼓在铿锵的鼓打着，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终于“哐”的一声，一切都悄无声息，这就是张爱玲的最喜欢的反高潮。她收下了胡兰成寄来的《今生今世》，翻看了里面讲她的一章，然后跟夏志清说，“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
张爱玲给胡兰成的只是一张白纸，而胡兰成在上面写下了两句不能兑现的话。这是他们的情书。
我追寻张爱玲的脚步，曾跑去深圳的罗湖桥那里眺望，五十年前，张爱玲从这座桥上走过，始终没有回头。
张爱玲与胡兰成《今生今世》
民国文人书信怎么写
北京潘家园旧书市场不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宝贝。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身后，他们留存的文化友人书信原件，据说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规模。
其中一封沈从文写给陈梦家的信，牵动了多位名家。
信中，沈从文告诉陈梦家，戴望舒准备出版诗刊，“似乎得为他帮帮忙”，所以请陈梦家和赵萝蕤都把“诗给他两首”。另外，沈从文又嘱咐陈梦家为此联系陆志韦，还说到闻一多的读诗札记，也“望一转一多说说”。信很短，字数不多，沈从文的热心散发于字里行间。
民国的文人，多数都存着真性情，有爱憎，有趣味，轶事多多。沈从文对“海派风气”不满，就直说，毫不遮掩，还曾连续写文章予以抨击。他曾在国立青岛大学和闻一多共事，相互之间并无嫌隙，但他对闻一多与方令孺的婚外恋有看法，对方令孺尚有同情，对闻一多则说都懒得说。于是，虽能客观看到闻一多的文字可以帮上戴望舒的忙，却不愿、不屑为约稿事直接联络，转而托陈梦家说项。
类似的耿直，在当年很多文人通信中都能读到。1931年9月到1932年11月，梁实秋先后修书三封，向中华书局主事者舒新城举荐自己的一部译稿。其中一封说：“我最近译了一部英文小说《织工马南传》，计十万字，我想要卖五百元，不知中华书局肯买否?”
当时的保姆月薪，一般是两元。梁实秋的价码要得够直，要得够高。舒新城了解到市面上没有同类图书，表示中华书局可以接收梁实秋译稿，编辑出版，但该书局“定章”范围内没有如此高昂的稿酬。梁实秋得信，即回信告诉舒新城：“稿费格于定章，则弟亦不敢相强，已另售与他家矣。”
梁、舒二人话语均够痛快，梁的动作更快。梁实秋的译稿交付的是新月书店，出版后不久，他又写信给舒新城问：“贵馆出版英文《织工马南传》，……惟内中注释错误不少。秋曾译为中文，已由新月出版，现拟再印一中英对照本，未审贵馆可以担任印行否?”
据说，舒新城接到此信后，在梁的来信左上角空白处写下两个狂草字：不收。
龚明德对民国文人书信做过深入研究、细致解读，他就关于该书稿的梁、舒通信说：“梁实秋译稿《织工马南传》，无论是单行本还是‘中英对照本’，都未能在中华书局印行，说明了那时的文化人，不管著译者还是出版者，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双方毫无迁就之嫌。梁实秋卖稿明码实价五百元，舒新城对不合他的出版思路的书稿哪怕是身为名人的熟朋友梁实秋的书稿也敢于直言‘不收’，都是一种人格和事业上的自尊和自爱的显示。”
老舍与赵清阁的故事，是民国时期文人间真实发生的一段花絮。本来，情感的发生，很难说对错，但社会阶段、文化气氛、政治生态的变化，驱使当事人产生了非正常心理，“赵清阁临死前狠心烧掉老舍写给她的百封左右的珍贵书信”，显然是碰到了巨大压力。本来，这些信件是难得的历史资料，对研究作家生平非常重要。保留书信，等于是保留了历史真相。但她在某次会议上见到某位高层人士，听到训斥，认为信中这类往事有损于“我们国家这些著名文化人物的名声”，“写那些干什么?”于是，多少民国文人书信化作青烟?
忠于历史的人和局限于政治的人，确实很难想到一起，更难有基本人性层面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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