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时政评论
时政评论的开展，不仅为高中政治课的导入提供了教学环境，还提供了一个师生情感交流的良好的空间，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中政治时政评论，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政治时政评论(一)
时政评论背景：
这无疑是这些天最令人快慰又想长歌当哭的消息——聂树斌案终于被改判了，在他蒙冤21年后，在聂树斌案复查逾11年后。而在今天上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后，当年终审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的河北高院，也在微博上向聂树斌家属致歉。
时政评论观点：
冤案昭雪，是法治内在诉求。但很少有哪起案件能像聂树斌案这样，经历了21年的跌宕与波荡，经历了这么多媒体与法学界的推动，也经历了从属地重新调查到异地复查再到最高法提审，其间复查期限还四次延期的冗长过程。它被改判，注定会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聂树斌案对我国司法改革的意义已毋庸置疑。从当年冤案铸成，到如今沉冤得雪，它投影在司法改革维度的启示，就是要明确以审判为中心、完善“控辩审三角架构”等，要强调“疑罪从无”法治理念。这也需要用长远的制度补缺与加固，去避免再重蹈聂树斌案的覆辙。
而从短期看，在聂树斌被改判无罪后，尽快启动补偿与追责程序，尤为重要，这也是抚慰其家人这么多年的苦楚与鸣冤的应有举动——尽管失子之痛无从消弭，但冤案平反与补偿追责，是对其无法避开的道义“偿债”。
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就告诉记者，“审判长告知2年之内我可以向河北申请国家赔偿，我要求最高院给我做主，直接指令河北高院给我赔偿。”
而河北高院则在道歉信中表示，坚决服从并执行最高法判决，并将根据聂树斌父母的申请，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还称，将汲取此案的深刻教训，并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展开调查。
在聂树斌案改判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对其家人赔偿，相对容易。公众更挂怀的，还是对当年办了错案人员的追责。最高法对此案改判，意味着宣告了21年前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属冤假错案。有关办案方此前说的“聂案办理有程序上的瑕疵，但只属于一般的办案质量问题，不影响聂树斌犯罪事实的证据证明体系”，并不成立。
比如，据新华社报道，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可以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全都缺失。这不符合办案规范，也让人心生疑窦：这5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人故意隐匿卷宗，乃至刑讯逼供?……这些涉嫌违规违法的办案程序，也需要彻查，既让公众看得更明白，也让追责与之对应、有的放矢。
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有“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积弊、严打等遗留问题，但按照办案终身负责制的要求，必须查清该错案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于铸成这起错案的办案人员，也必须依法溯责、绝不姑息。或许21年过去了，当年的某些办案人员的职位早有变动，可虑及该案作为“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块活化石”的标志性意义，其追责该溯及过往的，不应虚掩过去。
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已明确错案终身追责。之前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等冤案，也都续上了“追责”的尾巴。聂树斌案也不可断尾，虽说它从复查到再审，没少遇到阻力，但若能将该案追责做成践行“有责必究，有错必罚”的法治标本，则不啻为最有力的亡羊补牢之举。
冤案纠错，不止于平反，还包括调查错案酿成过程、实行错案追责等步骤。法治进步，也体现在全链条冤案纠错中。聂树斌既已无罪，那些有过乃至有罪的人，就该为错案铸成担责。眼下河北高院也明确表态“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展开调查”，希望这也成为追责的靴子落下的前奏。
高中政治时政评论(二)
时政评论背景：
“罗尔事件”酿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从为患白血病的小朋友转发、打赏，到质疑其父罗尔有能力自救、此事为营销行为，一天之内，公众情绪坐了次过山车。1日，事情有了个初步的结果。经几方商议：微信平台将在3天内，将总计2626919.78元的微信用户赠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
时政评论观点：
这不是爱心的第一次折翼：去年8月，南京一个家庭有房有车，患儿获600万捐款但后续善款没有妥善处理，其父遭网友联名报案诈捐。“罗尔事件”虽暂告段落，相同的剧情却或许还会上演，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是那道关于慈善的新考题：完全陌生人化的网络空间，如何安放好公众的爱心?
需要肯定的是，网络自媒体平台上的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的“公共精神”。传统意义上，慈善救助往往被认为是“政府与企业家的事”，今天，新媒体的低成本让很多普通人迈开脚步，去践行公共精神，去兑现“一元钱也是爱”。说到底，被“你给我站住”的标题打动、为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流泪，并不是丢人的事儿。
然而，在自媒体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求助成本之时，信息的筛选、甄别成本却也相应提高。现实中，网上求助的不实信息，确实也不在少数。更何况，还有一些企业、机构和个人，以博取眼泪的方式来进行推广、宣传，被人直斥为“带血的营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需要让制度更好地为慈善护航。今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开始施行。然而，法律总是有滞后性，飞速发展的技术、快速变化的社会，总会出现法律调整不到的盲区。恰如慈善法专家指出的，帮助罗尔营销的某公司可能因为“非法募捐”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罗尔通过个人公号“卖文”打赏属于个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调整。那么，个人求助和慈善募捐，应该如何界定?通过网络求助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公募主体、公募行为，又应该如何与信息社会对接?
试想，若是求助信息发出之时，不仅包括疾病的严重、支出的庞大，而且也说明求助者确实无力负担，或许比单纯的煽情，更让人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而个人求助之后，所筹集到的资金如何使用、信息如何公开，同样可以有具体的规定。问题出现之处，也正是可以改进之处。民政部门若能及时介入，把罗尔事件做成经典案例，无疑是对公众爱心、民间慈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而社交平台的募捐规范、信息审核，同样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建章立制、调整改善的工作。
爱心是容不得亵渎的。不管是不实的信息，还是有意的隐瞒，都可能让公众的爱心受挫。这损害的不仅仅是面对他人的苦难慷慨解囊者，更是那些未来可能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从这个角度上说，法治的规范和调整，并非人为增加门槛，而是对于爱心最好的呵护。
在公共生活中，涵养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规则与制度。唯有这样，才不会让公众的爱心，在一次次的“狼来了”中被消磨。
高中政治时政评论(三)
时政评论背景：
跟街头“求抱”的艾滋病患者真情拥抱，上下班路上传递代表爱心的红丝带，在祝福板上写下温馨的祝福话语……第二十九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从校园到社区，从商场到公园，人们以这些温暖的方式，表达着“携手防艾”的共同心愿。
时政评论观点：
艾滋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就在不久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约182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获得这一“救命疗法”的患者人数较五年前翻了一番。而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也在不断“提速”，不仅基本阻断了经输血传播的路径，还有效控制了经注射吸毒和母婴传播，病死率明显降低。药物技术的创新，防治网络的完善，让人们看到抗击艾滋病的胜利曙光。
尽管形势向好，防艾抗艾依然容不得半点懈怠。迄今为止，我们仍没有可以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物，也没有可以用于预防的有效疫苗，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每1万人中就有6人“染艾”，而且仍有32.1%的感染者未被发现。有人警告，如果把抗艾形容为一个瓶子，那么现在这个瓶子只装了半瓶水，还有一半没有装满。
要想把剩下的半个瓶子装满，不仅有赖于医学的进步，更需要人心的成长。前些年，有一部以艾滋病为主题的电影《最爱》，影片中得了“热病”的男主人公想帮路人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却把对方吓得落荒而逃。路人的举动，形象地描绘出横亘在人们心中的那堵“隔离之墙”。曾有人问艾滋病感染者，最怕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身份暴露，原因在于“怕被歧视”。这些年来，尽管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的声音从未减弱，但在现实生活中，“异样的打量”并未离我们远去，许多患者依然生活在歧视的“目光之城”中。
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的无知和冷漠。人都有恐惧的本能，艾滋病的较长潜伏期，以及不可治愈性，更是容易加剧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然而，由无知而产生恐惧，由恐惧而“妖魔化”艾滋病、歧视艾滋病患者，不仅没有必要，更不应该。医学理论和实践早就证实，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与艾滋病患者握手拥抱、语言交谈、一起吃饭等日常行为，都不会感染艾滋病。更何况，艾滋病本来就与职业、身份、文化程度没有任何关系。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言，“他们和我们一样，就是生病了”。抛开成见，走近他们，更会发现，他们身上同样有着独特的光芒和生命的尊严。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无法背着你走过沙漠，但会一直扶着你，看你走下去。”艾滋病毒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艾滋病人是我们的朋友。与人类发现艾滋病时间几乎相等的，是美国一位名叫约瑟夫·迈纳·希尔的艾滋病感染者的抗艾史。有医生总结，约瑟夫能坚持抗艾，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来自于身边人不断给予的精神支持。“‘艾’与被爱，连着一条红丝带”。在某种意义上，给予艾滋病患者基本的尊重、理解和包容，恰恰能够激发他们对抗病魔的信心、鼓起生命的风帆。
有这样一则公益广告，几名艾滋病感染儿童面带笑容，对着镜头缓缓说出，“我们”。短短30秒，没有太多的言语，一句“我们”，却足以道出他们对“没有歧视，我们在一起”的殷切希望。打破心中壁垒，消除社会隔阂，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携手而行，我们才能共同赢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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