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思想政治优秀时事评论
时事评论的教学能够让高中思想政治课变得丰富而有趣，因此师生都应该重视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中思想政治时事评论，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思想政治时事评论(一)
时事评论背景：
因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湖南岳阳楼，最近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岳阳市政府正与外地投资者洽谈转让岳阳楼的经营权用于旅游开发。在不少人看来，岳阳市政府此举无疑是“崽卖爷田”，不但可能导致岳阳楼在商业开发中受损，还可能伤害岳阳市民的情感。
时事评论观点：
类似的忧虑的确值得认真考虑。毕竟资本以逐利为目标，把岳阳楼这样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权拿出来进行旅游开发，确实可能让文物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文物不能只保护而不利用。文物一旦破坏就无法恢复，这决定了必须以保护为第一目标，开发利用永远要服从于保护而居于次要地位。但这不等于文物绝对不能或不应开发利用。事实上，保护与利用并非水火不容，利用得好有助于保护，保护得好也会促进利用，二者完全可以彼此助益，形成正循环。就岳阳楼而言，目前经营权转让“暂缓决策”，正是为了在充分听取民意、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对风险做充分预估、对保护方案做科学论证，特别是对权责做清晰划分。只要安排到位，岳阳楼不但可以继续成为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天下名楼，更可以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一大助力。
当前，我国文物工作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文物资源数量的激增与保护能力的不足并存。简单说，好东西太多了，不加快开发利用的步伐，很多文物就难以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近年来，我国登记在册的文物资源总量就翻了一倍，其中不可移动文物从40多万处增长到76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352处增长到4296处，馆藏文物从2000多万件增长到4000余万件。文物资源的增多意味着保护压力和保护成本的相应增加。“十二五”期间，为了保护文物，国家花了1400多亿元。即使这样，还有大批文物处于无监管、无保护的状态。近来，山西等地接连发生文物被盗案件，许多文物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而被盗贼轻易得手的。同时，仅仅强调保护而不搞利用开发，许多文物就将因投入不足而难以展出，最终只能沉睡在各地文物局、考古队的库房里。在东北某省的一个地级市，因缺乏开发资金，有两万多件文物只能在仓库里“睡大觉”。“守着金山要饭吃”是许多文物资源富集地区的写照。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这样，政府为何不加大投入?但问题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实力不够强的地区，比如中国地上文物最丰富的是山西省、地下文物最丰富的是陕西省，要让当地政府拿出大笔资金把所有文物都严格保护起来，不够现实。不仅中国如此，埃及这样的文物资源大国，也因为资金困难，除少数知名文物搞了旅游开发外，大量文物不是处于风吹日晒之下，就是堆在库房里落灰。相反，法国、意大利两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大都转变成旅游资源，每年吸引数千万游客，带来上千亿欧元的收入，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因此受益。
文物保护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而应该“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人民在亲眼欣赏和亲身游历中感知灿烂历史、认同文化传统。不能看见商业开发就一味地反对，“一棍子打死”，而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鼓励合理利用、有序开发。
高中思想政治时事评论(二)
时事评论背景：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不断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各地正陆续出台相关办法，落实这一要求。
时事评论观点：
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说明，“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衡量是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应是社会主流人群。为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纳入了“十三五”规划纲要。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还未形成明确说法，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划分方法也存在许多争论。由于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明确定义和测定方法，无法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标和具体化的政策方案，不利于这一目标的顺利达成。
在制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时，可以借鉴国外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定方法。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汇，已经频繁地出现于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研究报告中，同时一些讨论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学术著作也采用了这一概念。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绝对标准模式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其中被广泛采用的绝对标准模式以世界银行贫困线(日人均收入1.9美元)为参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为中等收入者。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收入中位数的50%或75%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收入中位数的1.5倍或2倍为上限。
这两种测量模式，主要目的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绝对标准模式主要反映的是达到一定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数及比例的增长趋势，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相对标准模式是测量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人数比例增减情况，主要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比较适用于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比如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80%以上的人口是低收入的农民，基尼系数很低，按相对标准模式划分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大，但收入却并不多。简而言之，绝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成长型社会——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较好生活水平;相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改进型社会——多数人已到达较好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会。
我国在3年前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下，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群体，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高中思想政治时事评论(三)
时事评论背景：
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时事评论观点：
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早年间，钱三强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学时代即就读于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接受德智体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钱秉穹”改为“钱三强”，意为德智体都强。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未来中国蓝图的吸引下，钱三强决心学工科，以实际行动报国，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视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憨、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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