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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_我与祖国共成长优秀作文3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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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通知后,一直都有动笔的冲动,但一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能切题。直到前几天翻看用稿剪贴,才突然想起那个让我十月怀胎产下“牛犊”的前前后后,那何尝不是我为国家和家乡文化繁荣做出的一点贡献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希望能帮到大家!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_我与祖国共成长优秀作文3篇精选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我的追梦岁月

  我出生1963年12月1日,在饥寒中长大。曾有过无数梦想,想当一名为国效力的军人,想当一名为民解除饥饿的科学家……但最执着的是走出深山面见大海。

  一个初春的早晨,我跟爷爷来到辰河边。太阳露出了彤红的脸,大地镀上了一层金辉, 眼前变得水花花的。抬头远眺, 堤上的柳枝婆娑飞舞,滔滔辰河向远方奔去……我触景生情地问爷爷:“这条河流向哪?”

  “等你长大读了书就会知道。这条河从遥远的贵州大山里流来,流入了很远很远的洞庭湖。”爷爷提起“洞庭湖”,我不知在哪,离村里多远,只是默默地想:远方的湖是什么样儿?

  上学了。放学回家,我们那几个“调皮鬼”总在柳堤上捡几片叶子,小心地放在河面上,让它带着一颗童心进入洞庭湖。有一天,我、春明和龙芳几个放下书包在河边追捕一只上岸的龟,龟被擒后,我拿着龟问春明:“你知道这龟是从哪儿来的吗?”

  “是从大海里爬来的。”

  “不对!是从洞庭湖爬来的。”我晃着头极力争辩。

  “哈!你真傻,洞庭湖的龟都是从大海里爬来的。”

  龙芳抢着说:“我婶见过大海,听她说大海有很多龟,要是咬了人的手指,响雷时龟才肯松口呢!”

  龙芳的婶,听爷爷说是读书飞出大山的,村里人都说她好样的,是咱山里的骄傲。

  “总有一天我要比他们知道得多。”我不服输,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要像龙芳婶那样跳出山沟去念大学,去看那神秘莫测的洞庭湖,去看那水天相连的大海。正当我心驰神往时,“白卷”风刮了起来,儿时的美梦被浸渍在泪水里。记得一位年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我的政治试卷凶神恶煞地问:“读书为了什么?”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惊吓了,久久不敢作答,在他反复追问下,我颤着声回答:“见——见——大——”。“海”字未曾说出,就挨了老师两个重重的耳光,八岁的我昏了过去, 记不清当时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老师声嘶力竭地对我吼道:“资产阶级的黑爪牙,滚出去!”一阵狂风旋来,我不知不觉竟被戴上了“只专不红”的大帽,站在与我年龄极不相称的“大批判台”上,哭哭泣泣地接受众人的揪斗。

  度日如年的三年过去了,太阳从大山的背后爬出来了,山里的后生尖嚷着:“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准备准备,考大学去!”其实我的心早已冰凉,对一切事物都没有了兴趣。可是开考的第一年,昔日成绩远远不及我的龙芳考上了,村人说龙芳家坟山屋场好,代代出读书人。我不相信这迷信话,却不敢争辩,真悔恨自己没有去考。

  理智驱走痛苦后,我也藏在家里“准备准备”。可生活残忍得像一条毒蛇死死地咬着我。翌年高考又增考英语了,没学过英语的我躁得大哭。无聊之际,我启开小帧装本,那梦一样的初心,梦一样的年华,汇聚在我的视网膜上, “大海”的呼唤震颤着我的灵魂。我辗转难眠,扪心自问:我怎能被困难吓倒?

  送走可怕的寒冬,贫瘠的土地上春意盎然。儿时河畔擒来的那只龟在我家的池塘里不分年代地繁衍着,山沟里的人都在责任田地里大做文章,经济上的拮据不久便离开了大山。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后,一座座铁塔在山村耸立,一条条乌黑的水泥路通向山里,一栋栋砖房拔地而起,楼内楼外农民也讲究装修了,家具全面更新换代,平板彩电挂上了墙,男女老少都用上了手机,山村的姑娘穿戴也时髦了,可与城里人媲美。

  就在那个春天,我参加了“英语速补”学习,也就在那个金秋,我收到了武汉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发疯似地跑到辰河边,对着辰河情不自禁:“我终于也像龙芳婶去见大海了。”

  带着追梦离开山村时,村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场面比前两年龙芳出山时热闹得多。

  四年弹指一挥,我不仅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 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科学养龟” 论文三篇和文学作品多篇, 其中一篇论文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 散文《母亲》获全国大学生征文竞赛一等奖。小车载着我去见了洞庭湖, 最终也见了大海。当我双脚站在洁净的沙滩时,心几乎要跳出来, 我被大海的粗犷、蔚蓝和神妙深深地吸引和感染。那腥咸的海风, 劲健的海鸥,宽阔的沙滩, 出现在我眼前。特别是海面那盛大的日出, 葳葳蕤蕤,蓬蓬勃勃,照亮了我人生的旅途。

  走出学校,我成了一名乡干部。我勤政务实,不重金杯银杯,只重老百姓的口碑,深受群众好评。我从一般干部升到副书记、乡长,再到乡党委书记、局党组书记。51岁时,我享受了副处级干部待遇。

  回首走过的路,让我深深感到:我与祖国同成长,祖国是我成就梦想的坚实依靠!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电话之“变”与“便”

  每过两三天,我总要和住在城里不习惯、执意要住在乡下老家的母亲用手机视频一次。虽然我们相隔近千里,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话来,我就像在她的身边一样。放在几十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

  小的时候,父亲是村(那时叫大队)干部,加之我家又在村中心,为了联络方便,村里的手摇电话机就放在了我家。那时没有电视,虽说有广播,可大山里信号不好,一下雨线路就坏,有时一坏就是几个月,就算好的时候声音也听不太清楚。报纸几乎没有,偶尔送些报纸来,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所以,听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的惟一渠道就是这部电话机了,只要它一响,就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方针政策要学习传达。一旦接到这样的重要通知,村里的电话员就马上把通知送到各小队和其他村干部手里。要是村里有重要或紧急的事情向公社汇报,也要用电话。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等重大改革政策,村里都是通过电话得到的消息。

  当时,这部电话机用的是两节硫酸电池,电池用久了,打电话时就要狠狠地用劲儿摇,然后必须拖着很长的“喂”音,对方才听得见。尽管这样,村里的小伙伴也十分羡慕我。有人接、打电话时,小伙伴们就会趴在我家的窗户上看。有时父亲不在家,我也会把小伙伴们带到家里来,让他们围着电话机看,特别有优越感。

  那时公社有个电影放映队,每过一两个月,村里就能轮到放一次电影,这时,放映队就会通过电话通知。所以,村里的小孩子们特别希望能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要电话机一响,他们就会问是不是放映队打来的。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去外地上学。村里有了办公的地方后,那部电话机就搬走了。听说,它继续“服役”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拨号电话后,才完成光荣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加工作后来到城里,再没见过这种电话机。单位里用的都是拨号、数字按键电话机。但这只有单位的办公室里才有,除了领导外,几乎没有人可以自己独占一部。那时就算有钱,也不是想安电话就能安的。

  慢慢地,有了程控电话后,电话就不再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托人装电话,要**元左右。但大家都感觉这钱花得值,因为有了电话,印名片时就可以印上,给别人名片时,还特意交代:“那上面有我家电话号码。”这不仅是一种优越感,更多的是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电话的飞跃发展应该是BP机(传呼机)、“大哥大”出现之后。BP机出现后,电话就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很多人买了BP机后,还会专门配个小皮套,将其小心翼翼地装进皮套挂在腰间,偶尔听到电子提示音,还要急匆匆地到处找公用电话回复。我那时也买了一个BP机挂在腰间,只不过设置了振动提示。有一次开会,正在聚精会神地听领导讲话,突然腰间振动起来,吓了我一跳,以为是小老鼠或爬虫之类的东西钻进了腰间。晚上和妻子说起这事,她说:“那你就别挂了,等条件好点儿买个‘大哥大’吧,反正传呼机也不能接打电话。”虽然BP机不太方便,但我依然感觉,它的出现是电话普及化、大众化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哥大”在当时可是有钱和有身份的象征。一些持有“大哥大”的人,常常把它带到街上,不仅不嫌弃它的笨重,还专门要找人多的地方上演“通话大戏”。随着这些“通话大戏”的增多,手机的知识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并将模糊的概念和实物实现了无缝对接,大大缩短了现代电话的宣传周期,也为电子产品商节省了大量的广告费用。随着“大哥大”的笨重、价格高等缺点的显现,它像传呼机一样,逐渐被一些功率小、轻质美观的手机替代了。

  再看今天的电话功能,多得已经无法用词语来概括了。过去的电话仅仅有传递声音的单一功能,如今的电话又增加了购物、看书、炒股、看电影、看电视、看视频等各种以前难以想像的功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电话变迁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伟大祖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备感自豪和荣幸!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产“犊”记忆

  收到《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通知后,一直都有动笔的冲动,但一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能切题。直到前几天翻看用稿剪贴,才突然想起那个让我十月怀胎产下“牛犊”的前前后后,那何尝不是我为国家和家乡文化繁荣做出的一点贡献呢?

  10年前的**年,在李延孟局长就任县文广局长快一周年的时候,他在县文化馆主持召开第一次创研工作专题会。会上,他情绪激动地说到,寿县有那么多的人文典故,那么多的历史故事,却没有一台自己创作的舞台艺术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能不说是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个缺失。特别是《时苗留犊》这样一个早已在古代就被当作少儿启蒙教育读物的好题材,在创作领域都一直无人问津,实在可惜。李局长一席充满责任感的讲话,让在座的参会人员多了一分感触。在一番讨论后,创作戏剧《时苗留犊》的任务竟然落到我的头上。虽然我再三推脱,但大家期待的眼神鼓励着我,一种使命感从心头升起。我当即表态,愿意尝试着拿出脚本。那种表态毫无自信,用战战兢兢来形容更为恰当。就这样,我这只笨拙的鸭子被赶上了架,也才有了以后的《时苗留犊》的诞生。

  李局长之所以钟情于时苗这个历史人物是有很特殊的原因的。时苗,字德胄,河北巨鹿人,东汉末年时被任命为寿春令。他上任时,一人赶着一架老牛车来到寿春,“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当他将卸任时,他执意要留下老牛生下的牛犊,理由是“令来时本无此犊,犊为淮南所生养也”。百姓们坚决要求一心为民的县老爷把牛犊带走,理由更为充分,认为“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但最终清廉的时苗还是留下牛犊,赶着牛车,独自离去。后人为了感念时苗,把小牛饮水处称为“留犊池”,建起了“留犊坊”,修起了“时公祠”,也称“留犊祠”,所在地就称为“留犊祠巷”。1700百多年来,不少文人墨客为时苗留下赞美的诗文。在反腐倡廉风头正劲时,时苗这个古代廉吏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廉政形象,也自然是塑造舞台形象的好题材。

  领命自当不辱使命,但想不辱使命又谈何容易。我之所以开始再三推脱,首先是因为我当初的确是写剧本的门外汉。以前写一些无病呻吟或有感而发的散文、杂文还勉强过得去,官样文章与一剧之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从未涉猎过戏剧领域,连什么叫“立足脑,减头绪”“凤头猪肚豹尾”都不知道的我来说,从哪下手、下笔,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我整天一头雾水的时候,曾出任过剧团团长、文化馆长、文化股长的音乐和民俗专家方敦寿老师为我指点了迷津。他鼓励我说,只有写了,才会知道该怎么写,哪里行,哪里不行,该改则改,该弃则弃。他的话给了我启迪,也给了我信心。在我收集了并不太多的有关时苗的历史资料时,正赶上电视重播连续剧《三国演义》,该剧的时代与时苗所处的时间点基本吻合,其中的人物对白使我获益匪浅。于是,我在初步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一周内白天黑夜开始写作。为了一句唱词,或一句对白,常常披衣下床,挑灯夜战。一周后,我的初稿完成了,人物设置为时苗、乡绅、少妇和书童,唱腔设计为庐剧小戏。剧本交分管局长和李局长过目后,得到了初步肯定,但瞩我一定请方老师从专家的角度审阅修改。本以为我首次捉刀,便可以大功告成,没想到,几天以后,方老师把我叫了去,剧本没动一个字,但剧本的背面却满满写了两页创作的基本知识和修改意见。我细细一看,等于是从头到脚被泼了一盆冷水,浑身都凉透了。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初稿与演出剧本的距离相差太远,甚至于可以说我根本对舞台剧的创作连门都没入。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越是这样,我还就真的有了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既然动了手,我还就不能停下来了。于是,一稿、二稿、三稿、五稿,我一次次修改,一次次厚着脸皮往方老家跑,到处征求意见。历来桀骜不驯的我,那段时间变得谦恭而有耐心。两个多月后,《时苗留犊》的脚本基本成型。定稿后的人物由4人增加到5人,增加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养牛人,剧种也由庐剧改为京剧,可以进入二度创作阶段。不久,李局长告诉我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县纪委和宣传部主要领导对《时苗留犊》的创作十分关注,并指示一定要在**年内搬上舞台公演,这让我和初定的几位演员十分兴奋和期待。

  在县、局领导的再三邀请下,方敦寿老师终于出山,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唱腔设计,并亲自担任乐队指挥。而有着大段唱腔的时苗一角,也最终请出了曾在滁州京剧团当过演员、在寿县有着很大名气的曲刚出演。三任剧团团长加盟剧组,分饰不同角色,水维远、王长庚、苏希圣、李贤忠、姚茂群等老师加入俗称文武场的乐队中,车、马、象、士、炮终于齐全,《时苗留犊》的排练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打磨,**年岁末的迎新廉政晚会上,浸透着台前幕后不少人心血和汗水的《时苗留犊》终于呱呱坠地,演出的圆满成功和强烈反响,让我和所有的演职人员释然欣慰。但现在我坐在这里写这篇征文,心情却是激动和感动交加,高兴和悲伤相融。产“犊”前后的一幕一幕,又恍如昨日。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武场的那些默默奉献的老一辈艺人们,从加盟剧组排练到当年12月29日正式公演,没有人提过一次报酬的事,没有人吃过一次工作餐,按时间排练,排练完各自回家忙自己的事。这些人中,有的要打理自己的生意,有的要接送自己的孙子、孙女,有的要操持家里的家务活,但就为了这么一台小戏,他们没有条件,无怨无悔地统统放弃了,足足忙活了几个月。为了这台小戏,水维远老师家的一间小厨房竟然翻修了一个月,王长庚老师满头满脸长满了湿疹,在医院住院刚出院就忙着赶回来参加排练。他们两位知道,一个操琴,一个司鼓在京剧的文武场中是何等重要,他们坚持着“戏比天大”的初心,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缺席而影响排练和演出。曲刚的母亲,德艺双馨的黄羡华老师,今年已经87岁高龄,九年前也已经78岁了。她驰骋于艺术舞台几十年,塑造过众多的舞台形象。听说要演自己本土的剧目,她主动请缨,为剧中丁小芹的扮演者薛忠萍担任艺术指导,从唱腔、身段到每一个细节,她手把手地教,一句句地示唱,几乎每次排练她都到场,一句不对,她马上纠正,一点情面都不留,硬是把一个唱庐剧的演员领到了唱京剧的路上。然而,在节目单上我们看不到她的名字,也没有她一分钱的报酬。可是,她却说,看到这么多年我们又有自己的京剧上了舞台,又是自己孩子们在演戏,而且演的还是寿县历史上的清官,我高兴呀!有生之年,能为寿县的京剧艺术做点事,我一点不觉得累,只有高兴。朴实的话语,让你不由得肃然起敬。水维远老师的夫人张新喜,也是寿县的京剧名伶,她义务保管着从苏州买回的戏服,每次演员穿过以后,她都细心地熨烫平整,再小心地挂上衣架。为了丁小芹脸上的贴片,她自己去东门外砍下几根榆树条,一片片地刮下榆树皮,和黄老师精心做成贴片。在正式公演的当天晚上,她和黄羡华两位老艺人又早早地提前来到演出场地,为演员化妆、看管服装道具。演出结束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两位默默无闻的老人静静地坐在后台的角落里,脸上挂满了疲惫。

  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眼前浮现出一个清晰的面孔,他就是首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时苗形象的曲刚老弟,黄羡华老师唯一的儿子。**年 2 月16 日,他被死神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在他的灵堂两边是我为他撰写的挽联:曲终人去,空留京韵余音袅袅;刚断毒侵,徒有亲朋悲泣声声。至今想起和他为了时苗而结缘的一些片段,我仍然会潸然泪下。他去了,但他塑造的时苗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留在了寿县县志上。也许有人觉得纳闷,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图什么?我的回答是,他们不求回报的一片热心和满腔热情,只是因为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对群众文化的热爱,对清官廉吏的热爱。

  点点滴滴的产“犊”记忆,寄托了多少人的舐“犊”之情。《时苗留犊》在舞台上立了起来,这出不过半个小时的小戏,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参加在安庆的全省小戏调演压缩到20分钟,获得过不少荣誉,又被省黄梅剧院改编成黄梅戏搬上舞台。它有遗憾,有瑕疵。但对我来说,收获却是巨大的,上至县主要领导,中至主管部门领导,下至参与的每一个人,他们给予的关注、支持,他们付出的心血、汗水,让我感动,给我信心。**年1月19日的《**报》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时苗留犊的台前幕后》,次日,时任寿县县长、现任寿县县委书记的从维德在报纸上批示:“文化立县,从此起航,发人深思,催人奋进,多培育,多支持,多鼓励。”这是对我的鞭策,也是对文化工作者的鼓励。

  《时苗留犊》的创作是我文字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九年过去了,我没有了当初拿笔创作戏剧时的忐忑与胆怯,《碧血忠魂》、《刘仁赡辕门斩子》、《贤良巷》、《都是素质惹得祸》,一个个剧本流出笔端,我在文化自信的大环境中,享受着创作的快乐,又在一个个新起点上,重扬帆,再启航。

  谨以此文献给为产“犊”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献给新中国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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