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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旅途随笔

时间: 木兰832 分享

  我们都喜欢旅途,在路上,作家笔下的路途更加有意思,不妨来看看。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巴金的旅途随笔,希望你喜欢。

  巴金的旅途随笔篇一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惭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

  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跳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

  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

  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

  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

  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

  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

  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

  惨。我说:“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

  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

  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

  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

  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病的遭遇

  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

  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

  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

  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

  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

  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伯,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

  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

  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

  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

  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

  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

  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1934年6月在北京

  巴金的旅途随笔篇二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巴金的旅途随笔篇三

  我们在陈的小学校里吃了晚饭。热气已经退了。太阳落下了山坡,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在山头,在树梢。

  "我们划船去!"陈提议说。我们正站在学校门前池子旁边看山景。

  "好,"别的朋友高兴地接口说。

  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很快地就到了河边。那里有-个茅草搭的水阁。穿过水阁,在河边两棵大树下我们找到了几只小船。

  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一个朋友解开绳子,拿起竹竿一拨,船缓缓地动了,向河中间流去。

  三个朋友划着船,我和叶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

  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那里就是朋友叶的家乡。

  河面很宽,白茫茫的水上没有波浪。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

  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一簇簇的绿叶伸到水面来。树叶绿得可爱。这是许多棵茂盛的榕树,但是我看不出树干在什么地方。

  我说许多棵榕树的时候,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们纠正了,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棵榕树,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棵。我见过不少的大榕树,但是像这样大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了机会看见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着数不清的桠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进了泥土里。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躺在水上一样。

  现在正是枝叶繁茂的时节(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而且有许多落下来了。)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只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道。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

  在河边田畔的小径里有几棵荔枝树。绿叶丛中垂着累累的红色果子。我们的船就往那里流去。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拨进一条小沟。在小径旁边,船停住了,我们都跳上了岸。

  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从树上抛下几枝带叶的荔枝,我同陈和叶三个人站在树下接。等到他们下地以后,我们大家一面吃荔枝,一面走回船上去。

  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陈的小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个"鸟的天堂"。

  这一次是在早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我注意地看。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看清楚这只,又看漏了那只,看见了那只,第三只又飞走了。一只画眉飞了出来,给我们的拍掌声一惊,又飞进树林,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唱着,它的歌声真好听。

  "走吧,"叶催我道。

  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我还回过头去看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我有一点的留恋的心情。昨天我的眼睛骗了我。"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啊!

  1933的6月在广州 选自《旅途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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