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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记文言文翻译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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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记文言文翻译及注释

  《墨池记》是北宋散文家曾巩的代表作品。文章从记叙墨池遗迹人手,紧密联系王羲之苦练书法的故事,着重阐明勤学苦练出才能的道理,勉励人们刻苦学习,提高道德修养,这就使得这篇短文超出了记叙古迹的范畴,成为一篇寓意深长的“劝学篇”。墨池记文言文翻译及注释是如何呢?本文是学习啦小编整理的墨池记文言文翻译及注释资料,仅供参考。

  墨池记文言文原文

  墨池记

  作者:曾巩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墨池记文言文翻译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缓缓高起的高地,靠近溪水,名叫新城。新城的上面,有一口低而深的长方形的池子,叫做王羲之墨池。这是荀伯子的《临川记》所说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被染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确实这样吗?当王羲之不肯勉强自己做官的时候,他曾游遍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在山水之间使自己心情愉快。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特别好,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也是凭借自己勤奋练习得到的,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莫非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那么学习下的功夫本来怎么可以少呢!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害怕关于墨池的事迹不显著,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有德才的人留下来的作风和思想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

  墨池记文言文注释

  ⑴本文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一篇叙记。文章先由墨池的传闻推出王羲之书法系由苦练造就的结论,然后引申到为学修身要靠后天勤奋深造的普遍道理。全文因小见大,语简意深,多设问句,辞气委婉,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风。

  ⑵临川:宋抚州临川郡。即今江西抚州市。

  ⑶洼然:低陷的样子。

  ⑷王羲之:字逸少,东晋著名书法家,世称王右军,后人号为“书圣”。

  ⑸荀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有《临川记》。《太平寰宇记》卷一一○载其记叙王羲之官临川及墨池的事。

  ⑹张芝:字伯英,东汉著名书法家,善草书,人称“草圣”。

  ⑺岂信然邪:难道是真的吗?

  ⑻“方羲之”句:王羲之当时与王述齐名,羲之任会稽内史,朝廷又命王述为扬州刺史,会稽属扬州,羲之耻位于王述下,便辞职隐居,誓不再仕。事见《晋书·王羲之传》。

  ⑼极:穷尽。

  ⑽出沧海:泛舟东海。据《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徜徉(chángyáng常羊)肆恣:纵情遨游。

  ⑿“羲之”句:王羲之的书法初不如同时庾翼、郗愔,晚年才臻于精妙之境。见《晋书·王羲之传》。

  ⒀彼:指王羲之。

  ⒁州学舍:指抚州州府的学舍。

  ⒂教授:官名,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

  ⒃章:同“彰”显著。

  ⒄楹:厅堂前部的柱子。揭之:标明。

  ⒅不以废:不肯让它埋没。

  ⒆“而因”句:因而爱及到他的遗迹吗?

  ⒇仁人庄士:有道德修养、为人楷模的人。遗风馀思:留下来的风范,传下来的思想

  (21)以:凭着

  (22)隐然:缓缓高起的样子

  (23)强:勉强

  (24)尚:尊重,推崇

  (25)被:施及 ,这里指影响

  (26)虽:即使。

  (27)方以长:方而长,就是长方形

  (28) 庄士:庄重自持正直的人

  (29)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

  墨池记写作背景

  墨池在江西省临川县,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池边习字,池水尽黑。曾巩钦慕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州学教授(官名)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写下了这篇著名散文《墨池记》。[1]

  墨池记作品赏析

  文学赏析

  《墨池记》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是作者的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寥寥数语,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交代得清楚明白,饶有生趣。王盛题“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就是为了借助贤人名声和遗迹,来显扬本土人文景观,宏扬本土文化意蕴。但是,曾巩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而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如此。[3]

  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文中所说“深造道德”“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等等,体现了作者注意儒家道统的思想。文章也体现了作者讲求行文布局,叙事条理清楚的特点。首段叙述墨池的处所、形状和来历,可谓简而明。接着发为议论,先用揣测语气含糊认可“故迹”,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最后说明写作缘由,并借“推王君之心”,提出“勉其学者”学习“仁人庄士”的写作目的。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文章一面叙事,一面议论。借事立论,因小见大,言近旨远,十分切题。文中用了不少设问句,而实际意思是在肯定,因此话说得委婉含蓄,能引人深思。[1]

  全文仅有三段,第一段的开头,不求单刀直人,起笔扣题,而是着眼于整体,落墨于大处,表面上写的全是新城,没有一个字提到墨池,其实却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墨池四周的地理环境,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全景镜头”。接着,作者收拢视线,缩小范围,由大及小,最后才突现出墨池。“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伯子《临川记》云也。”写到这里,题中“墨池”两字方才正式写出,又用“洼然而方以长”六个宁,勾勒出墨池的外形特征,读者眼前顿时出现了墨池本身的“特写镜头”。这里应该提出的是:“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这一判断,是借古人苟伯子的口说出的,作者并不亲自道破,写法巧妙而富有情趣。传说中的王羲之的墨池,除了临川城东一处,此外还有多处,对于临川墨池的传说是否真实可靠,作者也仅仅是转述苟伯子的《临川记》的说法。之后用了“岂信然邪”这样一个设问句:难道这是真的吗?未加深论,这是作者写法的又一巧妙之处。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从地理位置、外形特点、得名缘由三个方面,扼要介绍了临川墨池的有关情况,给人留下了清晰的整体形象。行文曲折有致,构思精巧缜密,读来引人人胜。“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八个宁,说明了王羲之平时学书的刻苦专一,“费尽精力”,这就为下文的即事立论,提供了论据,埋下了伏笔。[5]

  写到这里,文章似乎可以顺势发展,进人议论了。可是作者并不急于要发表议论,而是在第二段的前半部分插进了一段回忆性的文字,追叙了王羲之的一段经历。前四句通过王羲之不愿为官而“极东方,出沧海”,到处游览的具体行动,刻画出他厌恶浑浊官场,喜爱山水名胜,追求自在闲适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时又为引出“自休于此”作好准备;后两句“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用设问推测的语气,指出他曾到过临川一带,也就是间接解释了临川城东为什么会留下墨池遗迹的原因,补充说明了临川墨池的来历。[5]

  经过对墨池位置、形状、来历等的简要介绍,完成层层铺垫之后,作者由叙述转到议论,从墨池遗迹而生发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辟论述:“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这几句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这才能是勤学苦练得来的,决不是天生就有的。王羲之是杰出书法家,素有“书圣”美名。但据《晋书·王羲之传》所载,他的书法起初不比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于精善,进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见到他用草书写的一封信,不由得大为惊叹,认为可与“草圣”张芝争胜。这里所谓“羲之之书晚乃善”,指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作者紧紧抓住“晚乃善”三字,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这就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因而无须旁征博引,多费笔墨,只用三言两语,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确论断,语气委婉但又十分坚定。其论证之精警,文笔之简洁,在古代散文中也算得上乘。为使文意进一步向纵深开阔,作者接着又用“然”字引出下文:“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后来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们在学习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够吗?这样看来,在学习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更何况要在道德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呢?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重点突出了一个“学”字。[5]

  然而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又并非是单纯强调学习,在他看来,提高道德修养,尤其重要。于是段末又用“深造道德”的学习尤不可废。这里的“岂其学不如彼邪?”和“况欲深造道德者邪?”两个疑问句式,都是表示完全肯定的语气。文章第三部分,作者掉转笔锋,折回墨池本身,全文显得风回路转,波澜起伏。“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二句,是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州学的校舍,这是补写墨池的现状,由此便自然引出了州学教授王盛索文的经过:“教授王君生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粤曰:‘原有记”恐其不章’的“章”是“昭彰”的“彰”的假借字,意思是显著、为人周知。“王右军”,王羲之曾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史称“王右军”。“楹”,就是房屋前面的柱了。“揭”,原意是揭示、高举,这里引申为悬托。州学教授王盛担心墨池来历不能广为人知,于是书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字,悬挂在楹柱之间,又对作者说,希望能写一篇“记”。这几句写出了王盛对王羲之的表彰之意,还交代了《墨池记》的写作缘起,文笔简洁之极。在这以后,文章分作两层,推究王盛这样做的用心。第一层是:“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意思是说:我推测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由于他喜爱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他埋没不闻,因而连他的遗迹也一并重视吗?这就是王盛仰慕王羲之而言;第二层是:“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大意就是:莫非又是想借推广王羲之的感人事迹,来勉励那些州学生吗?这一层是结合王盛的特殊身份,就勉励求学者而发的。两层意思全属推测之词,因而都没有设问口气,由此可见作者用笔精细,连微小之处也不轻易放过。“勉其学者”四字,一方面点出了王盛此举的苦心,同时也是作者“记”的深意所在;再就结构而言,又可看作是上文“学岂可少”这一全文主旨的具体阐发。在推测王盛心意、点明写作缘起的基础上,作者即事生情,再次发表议论说:“夫人之有一能而使风余思”指流传下来的好作风好品德。“被于来世”指影响到后世。全文用“何如哉”三字作结非常妙,妙就妙在作者不把原意直接说破,而由读者自己去体味,这就产生了意在言外、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以“仁人庄士”的“遗风余思”必将长期流传、产生深远影响作结,这对当时的学子文人,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同时收到了深化主题的艺术功效。[5]

  曾巩在文章中,重在“论”而不在“记”,这种写法似乎远离题目,游离中心。然而,作者马上将笔锋一收,说王盛教授约自己作记,意图可能就是要劝勉后学者应像王羲之一样勤勉于学,不言放弃。这样写来不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发挥都成了题中之言,旨中之语了。前文一纵,此处一收,充分展示了作者艺术构思题是何等圆润,何等紧密。最后一笔,更是激励后学者的劝勉之辞: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会受到后人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后人对品学兼优者会怎样呢?其意不言而喻。[3]

  从题目来看,《墨池记》属于记叙古迹的那类“记”体散文,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对古迹本身的烦琐记叙,而是充分发挥其长于说理的艺术才能,紧紧围绕墨池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夹叙夹议,以议为主,无论记叙议论,都能挥洒自如。记叙部分既描写了新城的方位、地势、环境,又叙说了墨池的来历,还介绍了王羲之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理想情趣。生动别致,脉络分明。所有记叙文字,又只是作为引出议论的陪衬和发端。议论部分文笔精炼,逻辑性很强。例如,作者依据王羲之书法“晚乃善”的史实,只用一个“晚”字,便理由充足地说明了王羲之的精湛笔艺,是“精力自制”,“非天成”的道理。至于后世没有赶超过王羲之,也不是由于缺乏天才,而是“其学不如彼”,即主观努力不如他,所以最后的结论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学岂可少”上,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是刻苦学习的精神不能少。这样作者只须三言两语,便切中肯綮,收到点石成金之效;主旨一经点明,随即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了勉人为学的鲜明主题,从而使得这篇“记”体散文,成为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说理小品。[5]

  名家点评

  沈德潜评此文:“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4]

  墨池记作者简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越州通判,济州、福州知州,史馆修撰等,最后官至中书舍人。在任校勘、校理时,曾整理、校勘《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古籍,对保存古代文化遗产很有贡献。他的政治态度比较保守,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倾向于司马光一边。但他在各地做官时,能尽心为百姓做事,如救饥荒,治疾疫,抑豪强,减赋税,平冤狱,深受百姓爱戴。[1]

  他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注重儒家道统,典重平实,不甚讲求文采;但议论透辟,叙事条理清楚,俯仰如意,讲究行文的法度和布局,对后世有相当影响。著有《元丰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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