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内形势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在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内形势，希望你们喜欢!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内形势篇1
[摘要]产学研合作教育在我国已发展多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仍然制约着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找出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的不足之处，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大约束力度、强化财政制度、突出政府作用，不断的完善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体系。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教育 政策法规 建议
近几年来，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教学模式在我国得到高速的发展。这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它在培养创新性、复合性、应用性人才，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等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产学研合作教育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用政策来规范其运行与管理，又需要有相应的法规作保证。虽然产学研合作教育已在我国发展多年，建立并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与不足。
一、国内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现状
(一)相关政策法规刚性约束不强，缺乏可操作性
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主体是高等学校，所以，在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高校的政策引导与规范。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政策和教育立法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教育政策法规体系，但在关于规范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政策法规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许多规定只是零星地分布在相关政策和法规条例中，这些政策法规也多是鼓励性质的，实施细则缺乏可操作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提出:国家鼓励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事业组织之间开展协作，实行优势互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国家鼓励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对产学研合作教育中高校的发展要求只是作出了一个笼统的规定，整体上显得比较零散，也没有明确规定高校的权利与义务。而且大部分政策是鼓励性的，刚性约束不强。对高等学校的经费支持力不足，实际指导性不强，未能够形成一个完整地政策体系。
(二)面向企业的财政支持与优惠政策力度不足，缺乏吸引力
企业是参与产学研合作教育重要的合作对象，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到产学研合作当中是发展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关键所在。我国政府在国家税收方面的政策中，有几部分是针对产学研合作教育过程中对企事业单位减免税收等方面指定的相关规定。比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在关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的通知中明确的规定:对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高等学校、各类高等学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1]税务总局《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等规定，对产学研合作教育所涉及到的学生实习报酬、意外伤害保险费、技术成果转让与开发等费用上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免税或者减税的政策。但结合当前实际来看，这些政策对企业税收减免的力度不是很大，更谈不上提高企业参与到产学研合作当中的积极性。在这些政策法规之中，由于2008年我国的税法改革，使得唯一能够起到激励作用的《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也随之作废。所以说，我国对企事业单位参与到产学研合作教育方面的税费减免或财政补贴政策是缺失的，这些企业难以获得到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也缺乏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动力和保障。
(三)政策法规对政府的职责定位不明确
企业与高校是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也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两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一样，活动差异较大,企业与高校在法定意义上对培养人才的责任不同，对待政策法规的认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政府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并没有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与官方行为来引导双方走出分歧，走向合作。所以在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
二、国外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情况
(一)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完整、规范
国外教育立法完整性、规范性、系统性、指导性比较强。完整规范的政策法规体系是产学研合作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如美国通过的《国防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以及2000年的《美国教育规则》等纲领性的法律、法规，明确了高校的地位，从实施和管理上促进了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发展。德国为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的顺利实施颁布了《职业教育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学校法》、《劳动促进法》、《手工业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学校教育、企业培训规则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用以调节与约束学校与合作企业的行为。同时为参与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企业提供了优惠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及专项资金支持等政策。[2]
(二)财政制度完善，优惠政策明确化
国外通过教育立法, 建立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财政制度,通过国家政府的财政支持,在法律条款中对经费划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世界上合作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当属美国，美国始终把政策的重点放在高等学校。如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65高等教育法”，在该法的第三条款“增强发展中的学校”中，允许“发展中高校”使用该条款确定的款项去发展合作教育计划。 之后经过 1968 年，1972 及 1976 年等多次对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在“1976 高等教育法”第八条款中独立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至此，美国联邦政府对合作教育的资助有了独立的法律条文。1992 年，联邦政府为合作教育基金拨款3亿多美元，用于启动、加强和改进合作教育。[3]基金是作为“种子基金”，主要用于合作教育的管理，少量用于合作教育的研究和试点项目。在联邦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全美开展合作教育的学校达到 1100 多所。美国的“种子基金”计划正是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财政支持之上，极大地提高了高校和企业参与到产学研合作当中去的积极性。
(三)在政策法规中突出了政府的职责与作用
国外产学研合作教育方面有政府行为与官方行为。政府是产学研合作教育实施的引导者，是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纽带。日本是较早实施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国家之一。在日本，产学研合作被称为“产学官”合作，看似一字之差却明确的表明了日本产学研合作的官方主导的实质和特征。国家在对参与合作教育的企事业单位优惠政策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定，如政府对风险性很高的技术转让予以支援与扶持。如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对TLO的技术转让进行评价, 认为有完成能力的情况下, 政府会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援。TLO从设立当初到完全自立, 国家都予以支援, 以便大学科研成果顺利向民间企业转移。[4]由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官”作为“产学”合作的纽带, 主要是在“法”和“财”方面的支援。
三、完善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具体建议
借鉴国外关于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状况，制定科学而又规范的高等教育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如何真正的深入理解产学研合作的概念，且能够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发生实质性的关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在这里对完善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提出三点建议：
1.完善以纲领性立法为核心的合作教育政策法规结构形式，加大约束力度。当今国内外教育立法现状和经验表明，现代教育政策法规是一个综合性的立法范畴，其形式主要是采用以纲领性立法为核心的立法结构。国外许多国家也都是在本国宪法原则指导下，分别制定了包括以教育体制、性质、方针、任务为主要内容的纲领性立法，是教育政策法规的总纲领，对其他政策法规起着原则性的规范指导作用。因此，以纲领性立法的形式健全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并使之纳入以“教育法”为主体的政策法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5]所以，我国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制定在以纲领性立法为核心的基础上，需完善与细化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使教育立法完整性、规范性、系统性，加强其指导性,逐步形成完备的政策体系。
2.建立并完善对产学研合作教育参与方的激励奖惩制度。高校与企业是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为积极引导高校与企业实施产学研合作，需要加强对两者的财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与社会各方资金参与的多渠道的财政投入与分担机制，保障产学研合作教育专项经费;利用财政资助、税收减免等一系列的经济手段，鼓励和促进企事业单位参与到产学研合作教育当中去，将提供实习或见习岗位的数量与合作教育的质量，作为企业资质评定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标准;规定各级政府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的权限和问责机制;规范产学研合作教育中学校和企业的关系，对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双方在合作教育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做详细的合作规定。对于高风险的技术政府需要给予特殊的支援与扶持。
同时，建立对不履行义务的企事业单位与高校给予法律限制和制裁的惩罚机制。对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企业与高校, 要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相应的奖励,对不能执行有关政策法规,不能承担和完成产学研合作教育任务的企业与高校,必须作出相应的处罚。
3.充分发挥政府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政府支持，学校和企业的共识是建立合作教育政策法规的关键所在，任何一种制度和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多向互动、达成共识、共同实施的过程。产学研合作教育涉及到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部门，其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必须要得到各个方面的认同，形成共识。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合理调控各级政府与社会各个部门的关系，加强各方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事业，培养的人才是整个社会共有的财富，培养人才既是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和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在加强宏观指导的同时, 加大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宣传力度, 确立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地位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保障产学研合作教育有效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提供有利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黄海梅.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D].山东大学，2009
[2]张苏俊.中外校企合作教育比较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0(9)
[3]刘巧云.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06(11)
[4]郭琳.日本“产官学合作”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启示[J].辽宁教育研究，2008(9)
[5]刘绍平.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规的国际比较及对策思考[J].湖北农学院学报,2002(10)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内形势篇2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在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不仅说的是政治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欧美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清。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出口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等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就业的压力，坚决拒绝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来说保持汇率的稳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话，
势必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使中国的招商引资遭受严重的打击，同时会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这样的话大批的民营企业就会倒闭，大量的工人会失业，会导致国家的政治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虽然人民币可以促进中国的进口，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都要在国家的经济局势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才会有意义。
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人经济状况更加的糟糕，美国人大幅降低消费，特别是对中国商品的消费。由于美国人消费降低，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跌。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郎咸平教授说过，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政府将资金注入银行，同时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国人大量地贷款用于买车和其他消费。才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与美国政府自身的调控和美国人不良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面对此次危机提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一部分是支持企业的资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一大批的钢筋水泥企业的生产，而且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可是这些投资都是一次性的，建完就不会再去重复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不会持久的。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于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或者超出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比如高速铁路，其投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成本回收的周期非常的长。一般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然而要收回成本，其票价必然不会低，有些线路价格将逼近机票的价格，使得很多路线的乘客往往是寥寥无几，实在是对资源的二次浪费。
为何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如此之低?当今流行语，“病不起”，“死不起”等都反映出普通老百姓极低的消费能力。其原因很多，首先是中国的人口多。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影响普
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劳动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工资却不能跟上这方面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就算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高，工厂和企业就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如今大学的扩招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大量的扩招，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而且造成劳动力的趋同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胜任工作，而且形成恶劣的竞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不高，消费能力自然也不会高。另外就是房地产过热，导致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拘束在房产上。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庭和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一般会首先考虑买房，其次是买车。开发商抓住了买房者的心理于是抬高房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老百姓由于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和政绩，抬高地价，频频拍出地王。房地产开发成本又间接转嫁给了购房者。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医疗费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重要开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束缚，导致内需不振，同时外贸出口又遭遇寒霜。政府提出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只能依靠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GDP所占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中国应该用什么去填补空出来的GPP空缺。到时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大的滑坡。中国的政府投资行为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政府如何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这种思想方式似乎有悖于“经济发展，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政府需要产业升级，加强产业链控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定义和意义。不能盲目地信从GDP指标，应该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思路。相信政府可以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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