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啦 > 创业指南 > 办事指南 > 政策法规 > 2017形式与政策中国周边安全(2)

2017形式与政策中国周边安全(2)

时间: 嘉敏1004 分享

2017形式与政策中国周边安全

  2017形式与政策中国周边安全篇2

  《媒体和教育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摘要: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源远流长,更是跌宕起伏。在汉代至鸦片战争前两千余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但在鸦片战争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这个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却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是那段中国与日本共有的历史使得中日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六十多年里相处困难。重塑中日民众好感和互信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要从媒体和教育入手。

  关键词:中国;日本;媒体;教育;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17-02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海天相望的近邻。在汉代至鸦片战争前两千余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但在1894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帝国主义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国终于在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上不断制造摩擦和纠纷,致使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又跌入低谷。由此可见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领土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中日争端

  1.历史问题

  自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明确了其政治大国的目标,随着这一目标的确定,日本政界发表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多了,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也多了,日本的政治日趋保守化。对于日本回避历史问题的做法中国人民表示不能接受,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并未停止否认历史的活动,反而变本加厉。因此,进入21世纪,中日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倒退。

  2.台湾问题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不仅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饱受分别之苦,更使广大台湾同胞被剥夺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从而使得一部分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减弱;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对台湾多年的殖民统治也培养了一批具有浓厚“日本情节”的台湾人。上述两股合力加大了“台独”运动的力度,也是现在中国收复台湾的一个障碍。由此可见台湾问题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大因素。

  3.领土问题

  1895年,日本政府知道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于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三个月就窃取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1951年9月,日本同美国等签订《旧金山和约》,同意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群岛交由美国托管。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明确向日本归还冲绳的施政权,次年5月钓鱼岛被一并“归还”日本,至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钓鱼岛历来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立场,同时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维持中日关系大局。但是,日本总是擅自登上钓鱼岛并建立灯塔和神社,这就大大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同时,在东海大陆架的划分问题上中国和日本持两种不同的划分原则,尤其是2004年,由于日本媒体的“中国抢占日本东海海域资源”的报道更使得中日两国的领土矛盾激化。

  虽然以上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表层原因,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已经巩固下来,因此中国急需解决的就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日本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经济大发展之后,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政治大国的地位。面对中日两国的不同诉求,就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世界大国,且是邻邦,再加上中日双方共有的那段历史,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中国和日本都是竞争大于合作。

  二、中日争端的加剧

  我们都知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大功臣就是民间外交,由此就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民众的友好对中日关系友好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那么什么问题最能影响中日两国民众的感情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历史问题以及历史的延伸问题,因为历史问题最能激起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中日关系的好坏与中日双方民众感情的好坏是相对应的。面对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情感这两个选择,国家利益的特征就决定了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会选择国家利益,因此双方都通过媒体和教育来表明自己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这就破坏了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一大基础:民众感情。

  1.媒体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新闻部门有严格的内部规定,涉及对日关系的报道除了新华社发通稿外,各新闻单位不得擅自做主处理。在这二十年里中国是极力避免媒体对日本的负面报道。和中国的情况极为相似,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伴随着民间的“熊猫热”、“茅台热”、“京剧热”、“杂技热”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而来的便是日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升温。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中日关系是很友好的,从1986年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高达66%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各自战略目标的调整,两国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通过中日媒体的不同报道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这种现象的发生不仅仅是事情本身在起作用,更多的是媒体在起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始终是日本媒体热衷炒作的重大议题;中国媒体在对日报道上,似乎除了“靖国神社”“钓鱼岛”“教科书”问题外,就没有什么新的资讯可以提供给中国民众。中日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恶化,从2007年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亲切感的只有35%就可以看到。

  2.教育

  日本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改编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来教育自己的民众,让自己的民众在历史问题上不受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牵制,同时还可以让日本人对中国人就历史问题的“纠缠不休”感到厌烦。从2007年日本的民意调查结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并没对日本犯下什么滔天罪行,可是对中国抱有亲切感的日本人只有35%,而在日本战败后,占领了日本,直到现在还在日本驻军的美国,日本人对其抱有的亲切感却高达75.6%,可见日本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样,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教育也是很成功的:中国人一提到日本人就骂禽兽,这不就是源于中国的影视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对那段侵略历史的描述吗?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时,中国的年轻人不是在同情这个国家,更多的是惋惜日本人怎么没有死光。由此可见中日两国民众的感情是多么差。 中国通过教育和媒体借助历史问题使得中国人民对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民的仇恨情绪越来越高,日本也通过媒体和国民教育同时也是借助历史问题使得日本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敌视情绪越来越强。可以说,两国民众的这种敌对情绪使得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处在低谷期,但又起伏不定。我们说影响两国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虽说中日关系要友好发展,寻求共同利益、协调不同的利益以达到双赢是问题的关键,但是从中日双方都借助历史问题,通过媒体和教育来影响两国的关系来看,历史问题和民众情感对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很重要,也可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解决历史问题,使得中日两国人民感情友好,再以这友好的感情做基础寻求共同利益,协调不同的利益以达到两国友好相处的目的。

  三、如何解决争端

  两国民众间的好感与互信,是发展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影响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和信任的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们在重塑中日民众好感和互信时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历史问题,当然要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要从媒体和教育入手。

  1.媒体方面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被称为是位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个权力机关”,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了解,其信息源主要是来自新闻媒体。从中日两国近年来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报道面狭窄,日本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为报道中国的主题;中国以“靖国神社”、“钓鱼岛”和“教科书”为题材报道日本并对于对方国家发生的其他事件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直接不报。第二,报道失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媒体,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报道对方国家发生的事情,所以报道中不免出现失真现象。第三,报道多偏向于负面新闻,像“踩踏中国国旗事件”和“毒饺子事件”等负面新闻被再三的报道出来,却在有关2003年非典和后来中国发生的洪灾、雪灾和地震中的报道中,就没有提日本政府的及时援助,同样的,在日本发生地震时,中国给日本的援助,日本媒体也没有报道。第四,媒体人员配置很少,中国和日本都是大国,两国又离得很近,可是双方在对方国家的记者却很少。鉴于中日媒体存在的这些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该采取措施加以改正,做到报道全面、真实和客观,另外还要加大对对方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双方有所了解,端正自己的态度,从而增进双方民众的感情。

  2.教育方面

  在中日两国对民众的教育方面,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上要进行改革。中国部分青年对日本最大的心理障碍来自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诚然日本侵华战争永远不可能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抹去,但我们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全部。而日本更要同中国一起正确认识历史,日本人民应该通过了解中国的文化进而了解到,中国人民只是要一个诚恳的道歉而已。所以,中国在青少年教育上除了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外更重要的是教育他们不要有“父债子还”的思想,日本在教育自己国家的青少年时最主要的是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传达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放下仇恨,友好交往。

  就中日关系发展现状来看,短时间内促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平稳发展是很难的,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从媒体改革和教育改革入手,让双方之间的历史问题慢慢得以缓和,发展好两国民众的感情基础,以此来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关系。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中日关系:从一份调查问卷所想到的[J].当代亚太,2008,(5).

  [2]陈艳飞.中日关系视角下的我国青年政治教育发展探究[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5).

  [3]郜非非.从国家利益看中日关系发展[J].前沿,2012,(1).

  [4]尹斌.中日民间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重构[J].日本研究.2008,(4).

  [5]鲁义.中日关系现状与两国媒体报道[J].现代日本经济,2006,(3).

  [6]时殷弘.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J].世界知识,2003,(16).

  [7]严雄.谁是中日关系的绊脚石?[J].中国对外贸易,2008,(5).

  2017形式与政策中国周边安全篇3

  《论国民认知差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摘要: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影响两国关系的除了经济利益、政治、综合国力、决策者重大决策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外,两国间国民的认知差异也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文试图从国民认知的角度入手分析影响中国与日本两国关系微观层面的因素,具体阐述两国国民在历史问题、国家利益、民族心理方面的认知差异。最后将尝试性地从认知层面对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一些的建议。

  关键词:国民认知;认知差异;中日关系

  中日双方良好稳定关系的建立不仅对双方乃至于东亚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但中日双方在认同上的差异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制约中日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障碍。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中日两国除了需要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努力外,还需要从文化认同的层面上着手,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一、影响中日双边关系认知的因素

  中日民间关于彼此双方的认识知觉单薄。从知觉的形成机理讲,社会群体间要形成相互知觉必须具备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知途径三个基本要素。在知觉的形成过程中认知途径的作用相当重要,它是连接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社会群体间是很难形成关于对方印象的知觉。在中日关系进程中,这个认知途径可以简略划分为三类,亲身游历、面对面对话以及社会中介的介绍,就前两种途径而言,一般中日民众是很难拥有的,中日民间知觉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中介的介绍。中日联合调查也指出,连续四年的调查表明,新闻媒体是两国民众了解对方的最主要渠道。在这种较为单一的认知途径背景下,社会中介的介绍就在中日民间知觉形成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其介绍内容的广度、深度、客观性、真实性也就决定了中日民间知觉的数量和质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所营造的信息氛围是影响中日民间知觉的重要认知情景。

  中日媒体在报道对方的过程中信息选择性都较强,如在日本电视台上有关反日游行的报道连日不断地重复播放游行的录像,就像中国全国都被游行洪流淹没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都处在危险中一样。中国媒体同样热心于报道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民感情的一再伤害,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围堵以及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这样选择性的报道导致了中日大部分国民对于对方国家在认识上的诸多误解。

  二、中日国民认知差异

  文化上的认同差异和相互认识上的心理误区使中日两国难以做到透彻地了解对方,甚至存在许多误解,这是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以下就具体分析中日国民之间存在包括历史问题认知、国家利益认知、民族心理认知方面的差异。

  (一)历史问题认知差异

  半个世纪特别是自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始直至抗战结束这段充满血腥味的历史所造成的两国民众之间的心灵创伤和感情坚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民众认为日本不愿在历史问题上道歉,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国家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民众也形成了中国“咄咄逼人”纠缠不清的印象。例如日本一些政治家就说,中国动辄就提历史问题,要日本赔礼道歉,村山内阁不是在1995年就表示过歉意了吗?怎么没完没了,日本要道歉到何时才是头?

  (二)国家利益认知的差异

  认同的一致性是获得共同利益的基础,而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认同又离不开自我身份的约束。可见,对自我身份的界定限制着对自我利益的认同,对彼此身份的界定则限制着行为体对双方共同利益的认同。如果行为体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就不仅能对自我利益形成正确的认识,还能获得双方在共同利益上的一致认同近年来中日之间频繁出现的争端和纠纷,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日本对中、日双方的身份和利益认同产生了偏差和错误。国家利益说到底是国民认同中的国家利益,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思维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利益是由国家认同界定的。

  而现在,中国作为亚洲经济体系新的强国(或潜在的强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了挑战。在日本的国家认同。现在的中国似乎是旧的亚洲经济体系的“破坏平衡者”,俨然已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形成威胁。正是这种认同取向,使日本忽视了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广大的共同利益,只看到竞争的一面,看不到合作的一面,迷信“中国威胁论”,多方遏制中国的崛起。

  (三)民族心理认知的差异

  在日本对华认知上,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突出表现在日本人在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不断徘徊。当日本认为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时就会表现出对中国的蔑视,反之一旦自己停滞时,不仅出现中国威胁论,在他者认识中甚至还隐藏着期待中国崩溃的阴暗心理。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对华亲近感却不断下滑,这种现象与日本民族心理的潜在影响有关。

  三、从认知层面对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的建议

  推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起点是我们必须首先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正确认知彼此间的差异。

  (一)理性地全面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

  不管人们对日本的感情是蔑视还是敬,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民族心理特征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的国家。日本人成功地把以强烈的集体主义为美德的社会纪律,同西方人习惯看作与个人主义不可分的那种责任感结合起来,其程度是任何其它国家无可比拟的。这一点已为日本自身的成功发展所证明。

  理性的国人,需暂时放下仇恨,用理智与平静的心态去了解真实的、这个永远也不会搬家的邻居,先去了解,面对未来不了解别人是危险的,行走在爱恨间,我们总在情绪上反对日本,伤害我们的感情,的确,日本始终欠中国一笔历史债,注定要清算后才能平复国人心怀的血泪债,但在这之前,让我们睁大眼睛把对方看清楚,让我们把他们的优点和精华拿过来,只有强大才有话语权,也只有强盛国力才有资格说不。的确,在中国渐渐崛起的今天,我们对于日本,需要也必须去了解。

  (二)改善认知环境,督促双方媒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对方

  比较中日大报可以知道,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和历史相关的报道,而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当下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且这种关注是研究式的。我们要抛弃情绪性的关注和报道。 督促双方媒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对方,使媒体在市场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三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因为大概对于中日两国大多数的记者来说,客观的、中立的友好的报道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导致这个理想无法实现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制约现在正纠缠着两国的媒体。如果不对这些障碍和制约等环境因素加以思考,即使宣称客观、中立、友好,其结果也只能是于水中捞月。

  (三)消除中日民族心理的自卑感,加强互信

  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在中日建立互信的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双方要逐渐消除对对方抱有的心理上的自卑感。坦率地说,日本在包括经济、法制、国民生活、卫生等在内的社会状况方面,对中国怀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对中华文明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风采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因为自己的悠久文明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地位以及作用,对日本怀有一种优越感,但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与近代史上的屈辱遭遇是分不开的。

  文化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沟通交流的平台和纽带。当今,在国际性的交流场合,假定他国(他人)和本国(自己)的同一性,先验性地想象相互理解的实现,是蕴含着极大危险的,这本身就会成为阻塞交流的因素。提倡换位思考,对对方与历史问题相关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给予客观的评价。譬如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及前述修改战后宪法等的诉求,对于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对双方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胸襟,都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比因为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人的文化交流。

  总结: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文化渊源上的某些同质性是双方形成合作性认同感的地缘优势和文化基础。尽管现在中日关系还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时期,两国人民的认同亲近感也异常冷淡,但是,随着中日之间在多层次、多领域项目中交流与合作的扩大与加强,两国人民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积极的认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日两国一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广泛开展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既要重视宏观层面的分析,也要注意微观层面的分析。既要看到决策者和社会精英的作用,也要密切关注民间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其中,民间知觉的正确与否对于维护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非常重要。政府有必要加强对民间知觉的重视和监控及时消除可能危害国家间关系的知觉因素。

  参考文献

  [1]刘从德,曾璇.《认同差异:战后中日关系的文化症结》[J].理论研究,2007(5)

  [2]刘利华.《试论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文化与心理因素》[J].东南亚研究,2009(4)

  [3]张伟东.《论日本的国民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J].大连干部学刊,2008(2)

  [4]胡令远.《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J].日本学刊,2008(6)

  [5]谭浪.《中日关系上的误传播——新闻报道客观性原则再认识》[J].新闻知识,2009(1)

  [6]尹斌.《中日民间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重构》[J].日本研究,2008(4)


猜你感兴趣:

1.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2017

2.2017国家安全基本形势

3.2017年国内形势与政策

4.2017年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

5.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

3604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