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民一起做中国梦

1951年，我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委（后改为省委农村工作部）二处当文书。二处是专管农村互助合作化的。在这里，我经历了中国农村体制的一系列变迁。
1950年结束土改后，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有很强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了较好发展。当时我们党也想借这一好势头，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推动农业生产向合作化、集体化发展。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都因为农民自身的利益和农事季节等原因，形成了“春组织、夏垮台，到了明年再另来”现象。对此，上级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针政策，而实际上很多地方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势头。到了1953年，就有了农业社遍地开发的现象。这种社的特点是土地、牲口、大农具可以有股份分红。到1954年底，全省有四个县发展了1000处以上的农业社。这种冒进的势头引起了中央和省委的注意。1955年春天，省委召开四个县和有关地区领导座谈会，我负责记录。会议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和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电话记录稿。刘少奇同志说，急躁冒进主要由中央负责。邓子恢同志说，我们的农民尚无思想准备，我们的干部也无经验，我们更没有机械化。会议确定，能巩固的巩固，不能巩固的可以退到互助组。五月份，省委决定在省地县三级抽调一万名干部下乡支援农业合作化。在省委党校经过一个月培训，我被派到昌潍地区一个叫高阳的小乡，这里也办了一处农业社。不久，中央下发了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严厉批评前怕狼后怕虎的小脚女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批判邓子恢同志。随后，普遍从初级社办起了高级社，并取消了土地、牲口、大农具的分红。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经历了1958年的 “还是人民公社好”，1960年的吃食堂，1961年的每人只发6寸布票，甚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极左时代，使广大农民啼饥号寒。
几十年的农村工作，我体会到农民最朴素的要求就是 “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可惜这一梦想在折腾了30年后才为党所重视从而得以实现。农民的另一梦想是减免税赋。虽然几千年来“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但在明末，农民就发出“想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企盼。近年来，国家免征农业税，发放农业补贴，使广大农民这一梦想也终于实现了。现在的农民，正在自觉自愿地走向新的合作，各种合作社正在广袤大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城镇化、社区化、福利均等化，新的梦想正在广大农民心头滋生。
我虽然上世纪80年代离开农村调回青岛，但仍时时关注三农政策和农村的变化。农村每前进一步，我都为之欢呼。我衷心期望现代化能在广大农村和农民身上得到更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