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茶道的现状
中华茶文化市场，包含茶的生产、制作、销售等茶产业，同时还具备着品茶、评茶、茶赛、茶艺、茶的研究等精神文化表现。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中国茶道的现状，一起来看看。
中国茶道的现状
(一)成立了一批中国茶文化研究社团和机构
中国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茶文化研究始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受到当时兴起的“文化热”大气候的影响，中国茶文化研究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很快建立起茶文化研究机构、学会、团体等。
中国茶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1982年，台湾率先成立中华茶艺协会;1988年，台湾成立中华茶文化学会;1990年，中华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茶叶博物馆于1991年4月在杭州正式落成开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开始筹备，1993年正式成立，每两年举行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致力于茶文化研讨与交流，不久前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了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2001年，在浙江上虞成立了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江西省社科院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于1998年成立，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2000年成立，这是茶文化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前者将茶文化作为江西省社科院的重点学科进行建设，后者是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唯一一个研究基地。此外，香港、澳门和全国许多省区市纷纷成立了茶文化社团。
目前，大陆已有湖北、四川、浙江、河北、辽宁、福建、山东、新疆、云南、宁夏、贵州等省级茶文化学会或协会成立，还有湖州、广州、昆明、思茅、桂林、宁波、绍兴、抚顺、汕头等市级茶文化学会和协会的成立。这些研究机构和学会、协会、团体的建立，对开展茶文化研究和交流，推动茶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今，已经形成一支造诣深、成梯次、门类齐、素质高、献身精神强的茶文化科研队伍和茶文化工作者队伍。从事茶文化研究人员包括史学界、经济界、茶业界、哲学界、文学界、医学界、文艺界人员，其他还有新闻界、摄影界、饮食界、出版界、旅游界等人员。
(二)出版和发表了一批中国茶文化研究论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创办了一批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茶人之家》杂志1983年创办，1993年改名《茶博览》，2004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出版发行;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83年开始编辑《陆羽研究集刊》，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90年起也编辑《陆羽茶文化研究》;《农业考古》杂志自1981年创刊后，先辟有茶史专栏，1991年开始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北京的《中华茶人》和《茶世界》、上海的《上海茶业》、广州的《茶文化》、昆明的《民族茶文化》、四川的《茶界》、河北的《河北茶文化》等也先后创办;此外，《茶叶科学》、《中国茶叶》、《中国茶叶加工》、《茶业通报》、《福建茶业》、《广东茶叶》、《茶叶》、《茶叶通讯》、《茶苑》等茶学杂志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论文。而一些文史哲、艺术、饮食类杂志及大学学报也偶尔刊发茶文化论文。众多出版社也纷纷抢滩出版茶文化书籍，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
综观20多年来，中国茶文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一是发表了数千篇茶文化论文。以《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为代表，该刊是国内容量最大的茶文化杂志，每期约300页，刊发各类文章130篇左右，每年出2辑，现已出31辑，计约发表文章4000篇。初步统计，20多年来全国刊发的各类茶文化文章约有6000篇，其中研究论文约3000篇。
二是出版了六百多部茶文化著作。近年来茶文化热不断升温，茶文化著作出版也日趋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共出版的各类茶文化书籍有600多种。
(三)中国茶文化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
20多年来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突出表现在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四个方面。
1、茶史研究
在中国茶文化研究中，中国茶史的研究起步最早，目前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热门。
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茶学宗师陈椽的《茶业通史》。该书初稿完成于1977年，定稿于1982年，1984年5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43万字，分茶的起源、茶叶生产的演变、中国历代茶叶产量变化、茶业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中外茶学、制茶的发展、茶类与制茶化学、饮茶的发展、茶与医药、茶与文化、茶叶生产发展与茶叶政策、茶业经济政策、国内茶叶贸易、茶叶对外贸易、中国茶业今昔共15章。《茶业通史》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通史著作，书中对茶叶科技、茶叶经济贸易、茶文化都作了全面论述，是一部体大思精之著，是构建茶史学科的奠基之著。1993年，陈椽又出版《中国茶叶外销史》(台湾碧山岩出版社)，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
茶学宗师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也为茶史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汉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按本书的实际内容应该取名为《长江流域茶文化史》”[1]，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史著作;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对中国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历程作了细致的研究。诸家著作都是厚重之作，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积淀。
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对近现代茶界大事记载尤详。
沈汉、朱自振的《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中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史》;余悦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史著作;姚国坤、胡小军的《中国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王建平的《茶具清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胡小军的《茶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茶具的历史和发展作了梳理;陶德臣的《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论述中国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吴旭霞的《茶馆闲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连振娟的《中国茶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中国茶馆历史和演变作了梳理。
断代茶史著作有梁子的《中国唐宋茶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廖宝秀的《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北京：学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的《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还有少量地方茶史著作如《浙江省茶叶志》、《四川茶业史》等。另外，一些综合性茶著如《中国茶经》、《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也涉及到中国茶史的内容。
各种杂志上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茶史的研究论文。
当前中国茶史研究的趋势，一是专门史研究，二是断代史的研究，三是综合研究，朝茶学通史方向发展。茶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基本集中于古代(清代及其以前)，对20世纪中国茶史的研究则非常不够。然而20世纪是中国茶学、茶叶科技发展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个世纪，理应得到重视和加强研究。
诚如凯亚所说，中国茶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2]。有关先秦的茶史，扑朔迷离;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史，语焉不详;中华民国茶史，新中国50年茶史，亦待补阙如之憾;至今尚无一部涵盖中华民国、新中国50年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茶史著作。除陆羽、吴觉农外，古今众多杰出茶人尚无传记。中国茶史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缺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
2、茶艺和茶道研究
茶艺是茶文化的基础，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茶艺和茶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内涵和外延均不相同。虽然中华茶艺、茶道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台湾是现代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创立无我茶会。其夫人林瑞萱女士主持坐忘谷茶道室，夫妇俩志趣相投。蔡荣章独著有《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出版社1989年)、《无我茶会180条》(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1999年)、《茶道教室》(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等，林瑞萱独著有《心经讲义——茶道精神领域之探求》(台湾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社1989年)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茶学概论》(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现代茶艺、茶道的理论和实践作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也是台湾较早致力茶艺推广和研究的人，范增平出版了《喝杯好茶》(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1999年)、《生活茶艺馆》(城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茶艺学》(修订版，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生活茶叶学》(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等，吴智和则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第一辑(台湾大立出版社1985年)、《中国茶艺》(台湾正中书局1989年)等。张宏庸著有《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湾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成就则有童启庆，她先后出版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年)、《影像中国茶道》(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此外，陈文华在《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对当前的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丁文的《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对茶艺美学、茶道精神等进行了探讨。乔木森的《茶席设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对茶席设计的基本构成因素、一般结构方式、题材及表现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丁以寿则以《中国茶道义解》、《中国饮茶法源流考》、《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中国茶艺概念诠释》、《中国茶道概念诠释》等系列论文(均见《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对茶道和茶艺的概念、分类及两者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中国现代茶艺、茶道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3、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茶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研究，是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陆羽的出生地湖北省天门市，不仅成立了天门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还成立了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在陆羽生活的第二故乡浙江省湖州，也成立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辑《陆羽研究集刊》，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辑《陆羽茶文化研究》，《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也辟有“茶圣陆羽研究”专栏，促进了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1)《茶经》的辑校、注译和研究
台湾最早从事《茶经》研究者为林荆南，他在1976年即将《茶经》今注今译，这是中国当代最早的茶经译注本。接着是张迅齐在1978年将日本布目潮风的《中国之茶书》里的《茶经》译成中文，见张迅齐编译《茶话与茶经》(台北：常春树书坊)。1980年，朱小明根据日本福田宗位的《中国之茶书》，将《茶经》译入《茶史茶典》(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里。但此后台湾的《茶经》的译注就没有进展了。
张宏庸的对陆羽及其《茶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辑校、《陆羽茶经译丛》(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收录外国图书、《陆羽书录》(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总目提要、《陆羽图录》(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文物图录，以及《陆羽研究资料汇编》(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相关史料整理，可惜后来并未继续。
大陆对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张芳赐等《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其中以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最为精审。肖毛电子版的《茶经集注》在网上流传很广，考证时有新解。
童正祥、周世平辑编《新编陆羽与茶经》(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全书分陆羽生平、陆子茶经、陆羽诗文集、友人咏诗选、历代铭记选、纪念地图集七部分，资料翔实。本书虽然以资料见长，但也注入作者的研究成果，许多观点以注解的形式呈现。
在当代这些《茶经》的注译和研究著作中，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和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无疑是《茶经》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游修龄对《茶经·七之事》“茗菜”的质疑，丁以寿对《茶经·七之事》“《广雅》云”的考辨，沈冬梅对宋刻百川学海本《茶经》版本的考论，寇丹对《茶经》文化内涵的揭示，朱乃良对《茶经》与唐代茶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都有一定的创见。
除了对《茶经》的成书时间分歧较大外，通过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基本对《茶经》的版本流变、成书地点、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达成共识。
(2)陆羽生平和思想研究
陆羽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作者，被后世奉为茶神、尊为茶圣，享有崇高的声誉，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
关于陆羽研究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大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发表了一批有新见的论文和专著。
朱自振(史念书)《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中国农史》1984年1期)，钩沉《全唐诗》中陆羽的行迹资料。
傅树勤《茶神陆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则是最早关于陆羽的传著。
欧阳勋研究陆羽及其《茶经》30年，发表论文《“茶圣”陆羽》(《中国农史》1983年4期)等，出版专著《陆羽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显示出深厚的积淀。
寇丹发表多篇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论文，后来结集成《陆羽和茶经研究》一书。他关于陆羽形象、思想性格、理想的论述，关于陆羽“西江水”的阐释等，别具慧眼，成一家之言。
丁文《茶魂》(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关于陆羽的评传，分身世、游历、隐居、友情、茶具、茶艺、品水、事业、结论共9章，末附“陆羽年谱”，颇具系统、实用。
周志刚对陆羽与李冶、怀素交往的考论切实，而他的《陆羽年谱》(《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第4期)，援引历史材料，言必有据，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陆羽生平年表、年谱最可信的一种。
钱时霖对陆羽在湖州写《茶经》的考证、《陆文学自传》真伪的辨析，朱乃良对陆羽研究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考辨，都有独立见解。
尽管陆羽的出生是个迷，生平有许多空白和疑团，性格、思想也复杂，但经过20多年的研究，陆羽的形象渐渐清晰、丰满起来。
4、茶文化工具书编纂出版
(1)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
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是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茶文化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新时期最早出版的是陈祖椝、朱自振编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收入自唐至清的茶书58种和少量杂著、艺文，虽然仅40余万字，但重要的茶书和资料基本收录，所以广受欢迎，但是该书对一些茶书的内容视为“游戏之作”而删削又留下遗憾。
1990年，吴觉农编辑《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将南宋嘉年间至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编撰的16个省、区的1226种省志和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历史资料悉数收录。
1991年，朱自振编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东南大学出版社)，收录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80种方志中有关茶的资料。
1999年，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释注点校的《中国茶叶全书》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一方面该书收录现存茶书64种，其中辑佚7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0种，是搜集中国古代茶书最多的一本汇编;另一方面，又加以点校和注释，并附作者简介，考定版本源流，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而由陈彬藩、余悦主编，35位茶文化专家历时10年编辑而成的250万字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成为收集中国古代茶文化文献资料最全面的资料汇编，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该书校对欠精，引用时应慎重。
余悦总主编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目光关注当代茶文化资料，从收录的茶事诗词(古体)、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来看，虽非各类资料的“全编”，也颇有参考价值。
方健对中国茶书的搜集、校正，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2)辞典的编纂
张堂恒主编《中国茶学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陈宗懋主编、二百余位学者合作撰著的《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有相当部分茶文化的内容。
朱世英、王镇恒、詹罗九主编的《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全书144万字，收入词条近万，是一部全面宏富的中国茶文化辞典。
(3)其它
茶学宗师王泽农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农业出版社1988年)，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中国名茶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它们虽然是茶学著作，但其中也有部分茶叶历史文化资料。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虽说是一部编年体茶史著作，但也可视之为茶史资料集，该书对研究近现代中国茶叶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等极具参考价值。
陆羽及其《茶经》的资料汇编。
上列四个方面成果是就主要方面而言，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与文学艺术，茶俗、茶具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如赖功欧《茶哲睿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及有关论文对中国茶文化与儒道释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余悦《问俗》(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姚国坤《饮茶习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各地茶俗的研究，于良子《谈艺》(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翰墨茗香》(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与书画篆刻的研究，寇丹《鉴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宋伯胤《茶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吴光荣《茶具珍赏》(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对紫砂壶及茶具的研究，钱时霖《中国古代茶诗选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庄昭选注《茶诗三百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古代茶诗的注释和研究，都取得一定成果。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趋势
精神调剂 陶冶情操 审美教化
中华茶文化历史悠久，是在民间土壤里发育起来，几千年来，饮茶风习在民间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成为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关系到人类的生活、劳动、生产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等，亦即与人的利害关系相当密切。马克思主义认定，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语言，产生了意识和创造工具的能力，并在社会共同劳动和交往中产生了艺术。所以，人们在长期劳动、生活中，经过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正是产生中华茶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使茶文化很快成为一门倍受关注的学问，吸引着多少文人骚客、政要权贵、佛门高憎书其事、咏其事、研其事。茶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生活景观。
中国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中国茶就非常认真的研究。根据记载，中国开始研究茶文化，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荈赋》，唐代中期茶人和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崖石使君》，著名茶圣陆羽的《茶经》，明代茶人张源的《茶录》等，一些茶家和爱好者从事研究，并著书立传，以供后人参考研究，使之相互传承发扬光大。茶，可以提神解乏，以茶养生、自娱、敬客、赠友，完全变成一种充满审美情趣的艺术行为。人类在种植、加工茶叶的辛勤紧张的劳动中，把制作出来的成果，在劳动之余或休闲时候，慢慢捂出一套泡茶和品茶的技艺。随着艺术的提高，现代的茶家们根据冲泡全过程，总结出八道程序：“白鹤沫浴、观音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关公巡城、韩信点兵、鉴尝汤色、品啜甘霖。”把泡饮香茗的全过程用文字来提炼，并提升到茶文化的高层次来表现，使之更精彩生动。茶家们在泡饮时，认真讲究茶质、用水、茶具、冲泡，“水用清泉，炉以炭火，茶具小巧，茶讲形、香、色(汤色)、韵。”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增进娱乐性，提高情趣，陶冶情操。
同时，茶家们的品尝方法也很讲究，不是大碗豪饮，而是小啜、含口、徐咽、细品，通过品尝过程中的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进入诗化的美妙的境界句，达到哲理的高度。人们在工作之余，休闲聚会的时候，用上优质的茶具，拿上一泡好茶，围坐在一起，或是评茶论道，或是促膝谈心，或是畅谈天下大事……;有的和着茶韵吟诗诵赋、挥毫泼墨、读书看报、自娱自乐，激励情感，心胸坦荡，受益非浅;有的自捧一杯香茗，淡然而坐，慢斟细品，清心无欲、抛弃烦恼、修身养息，借品茶体验和领悟清和、俭约、自尊、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境界等等。通过开展茶文化活动，可以激发人们认识美、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的生活情趣和理想。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丰富人们的审美经验，改变人们的审美态度。
从泡茶到品尝的艺术过程，人们把它归纳为“茶艺”，古代的茶家把它称为“茶道”，亦称作“茶德”。 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这就是在泡茶和品尝这个过程中，所追求、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安溪茶商感德镇的吴高明在太原勇斗持刀匪徒的事迹;黄泽辉汕头勇擒持刀窃贼等，这些见义勇为的壮举，正是他们成长在茶乡，受到诚信为本，分清善恶，仗义为重，勤劳致富的美德陶冶感染，产生了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所谱写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所以，茶文化可以起到精神调剂，宣泄情感，陶冶性情，宣传教化，规范行为，审美情趣，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等作用。激起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分清丑恶，辨别是非，改造世界观。
沟通感情 以和为贵 团结和谐
早在唐代，饮茶就在中华大地非常盛行，几千年来流传至今，成为最时尚的日常生活景观。人们不管是在家人相聚，还是在商场、宾馆迎宾待客，商务洽谈，交际往来，休闲会友等，都离不开它。宋代文人杜小山的诗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大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那种在寒夜来造访的特殊客人，以茶胜酒，品茗叙旧的欢乐之情，别有一番情趣，截然不同的意境，跃然纸上。正如现代南安蔡四田先生写的诗句：“故友亲朋邻里家，上门一到请杯茶。手端香茗表心意，胜过登楼上酒吧。”明代文学家许次纾在《茶疏》“论客”中有“宾朋杂沓，止堪交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体现以茶交友的道理。所以早在先前，人类就用茶来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交际会友，成为感情交流的必须品。
人们由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由于信念、性格、修养和人生观等等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充满各种复杂心理因素的互相作用的整体，彼此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纠葛，和发生矛盾。而常常依赖于内在的情感沟通和心理认同，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流来沟通情感，传达信息，促进理解加强团结。在家中，泡上一壶好茶，使家人亲属团聚同饮上一杯香茗，增强了亲情和代与代之间和谐气氛。对邻里、朋友、宾客捧上一杯热茶，这一微妙方式，可以和气生财，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成为人们之间进一步增强友谊，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好途径，这种认识、了解、熟悉的过程，也就是改变、沟通人际关系的过程。互相交流，互相认同，互相理解。以达到和诚相处，同饮香茗，共话友谊，使人类在和煦的阳光下共享亲情、友情，促进社会和谐。 真乃：“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
同时，通过举办“茶艺”和“茶王赛”等茶文化活动，可以吸引和激励人们的好奇和兴趣，以其特有的感染力，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和激励了人们的竞争意识，自觉和不自觉的参与和情不自禁的状态中抛开纠葛和隔阂，聚合到一起，互相交流经验，畅谈观点，切磋技艺，互相支持，和同其他群体成员一起，为同一个目标的成功而兴奋、失败而沮丧。从而达到团结凝聚，和睦相处，
台湾茶业的发展，与大陆有着千丝万镂的关系，特别跟安溪的茶事和茶文化更是分不开。拒史料记载：清威丰五年，安溪人林凤池率先把乌龙茶引入台湾。据说台湾有名冻顶乌龙茶就是从这起源的;还有台北的木栅地区，当地的台湾同胞都习惯把这里生产的铁观音茶叶称为“安溪铁观音”。至今台湾仍保持着“以茶代酒”的待客习俗。近几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两岸茶商互相交易，频繁来往，茶文化和铁观音成了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两岸茶缘愈结愈深厚。茶情依依，茶韵点点滋心头。近几年来，每年约有20万安溪籍台湾同胞回到家乡探亲访友、旅游、经济贸易，其中有不少是经营、销售茶叶的。所以，茶文化使海峡两岸同胞自觉不自觉的抛开隔阂，茶叶在两岸关系中牵线搭桥的作用日益明显。宋微宗赵构的《大观茶论》中提到“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中国茶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让大陆、台湾两岸在茶文化的沟通、吸引、激励的社会效能中，达到化解矛盾、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以和为贵，早日使祖国疆域完整，同胞团圆，和睦相处。同时，安溪的铁观音茶产业、茶文化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将成为世界和平使者，促进和平、繁荣富强，人民的大团结。所以，茶文化可以制造友好氛围，化解矛盾，团结和谐的社会功能。
传播知识 增进交流 促进发展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在不断的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延伸繁荣，在国内普及推广。也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中国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上日本茶道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日本代表团井摩纪小姐学过茶道，她表示日本的茶文化源于中国，“中国的茶文化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日本传统文化也源自中国，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可以促进两国青年友好交流。同时也传入朝鲜、俄国等周边国家，从不同时期的茶礼、茶具、茶宴、茶道、品尝方式等等，跟中华茶文化有不少相同之处。
台湾的乌龙茶制作技术本是安溪人于清代传入的。在台湾的一些茶事活动都具有相同之处，在大陆流行的茶王赛、茶艺、茶歌、茶舞等文化也在台湾不断地演绎和发展。如今在闽台农业合作的推动促进下，台商又将台湾先进的制茶技术传回了安溪。以茶文化等方式交流往来，互相传播知识，如今已成为两岸加深联系和乡情的重要方式。据初步统计，台商已在安溪登记注册台资企业有60多家。其中茶叶企业有24家，投资总额976万美元。随着大片台资茶叶基地的建立，台资茶厂的开办，台商不仅带来了资金、设备、知识和技术，而且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管理模式，安台的经贸合作，达到了传播知识，互相交流，促进发展的蓬勃发展的态势，大大的推动了安溪茶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深远的社会效益。
同时，还通过“茶艺表演”、各类“茶王赛”、“茶业万人培训”、“安溪铁观音神州行”、“海峡两岸茶文化交流会”“中华茶产业国际合作高峰会”等交流活动，全面普及、传播茶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使之达到传播知识，促进交流，发展经济的效果。如：1996年11月，安溪茶艺到北京献演，第二天北京日报一篇报道显眼写着“安溪茶艺一夜倾倒北京城”。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
乐中求智 修身养性 有益健康
人类通过茶文化的活动，如茶艺表演、茶王赛，休闲品尝，茶歌、茶舞、茶诗等等，在娱乐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哲理，人们在身心愉悦的同时，满足求知需求;提高感知记忆能力、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和艺术欣赏水平;激励人们智力的开发，启迪智慧，增强智能，促进思维严密活跃，提高逻辑思维能力;舒畅了心情，掌握了技能，激发丰富了想像力，发掘创造力，使人变更聪明能干，更能适应社会要求，因而越来越被人重视。如通过茶王赛以后。茶农在激烈的竞争中，启发了如何改变传统制作方式;如何用空调器来调制温度;如何发展生态茶园等等，以提高质量，制作精品，树立品牌，使茶产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人饮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开始是将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药物，后来成为饮料，随后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随着茶艺的成熟，古代至今，曾有一大批文人骚客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很多的茶作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提高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如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陆羽的《茶经》、徐谓的《徐文长秘集》、许次纾的《茶疏》等等。特别是罗廪的《茶解》专门谈到品尝意境：“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 真乃静神养性，如脱俗尘之境界。
日本高僧把中国的茶艺带到日本后，把它作为修行佛法追求得道的一种手段，并将其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被严格的传承下来。我们现代人，在紧张的劳作之后或节假日之中，也常带着家人、朋友或单身一个，寻找一处清静幽雅的环境，泡着香茗，或慢斟细品、或看书阅报、或挥毫泼墨、或吟诗作对，抛弃一切世俗之举，人间忧烦，潜心养性，达到美的享受和更高的精神境界，陶冶了情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境界。
人类从发现茶到利用茶，已有几千年，一直把茶当作治病、保健之良药。据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源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荼”是茶的古称，历代著名的医书皆记载了茶的功效，包括明目、令人思维敏捷、轻身换骨等。人类在获取生产资料的过程中付出了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身心处于紧张状态，而这种长期的紧张状态，会严重地损害劳动者的生理、心理健康，这就需要人们在紧张劳作之余安排休息时间来进行精神和体力的调理，中华茶文化的泡茶和品尝过程所创造的轻松愉快的氛围，使人们的紧张状态得到松弛，劳累得以消除，体力得到恢复。有效的帮助和促进劳动者的心理、生理、身体的健康。公元1211年日本僧侣荣西在其著作《吃茶养生记》一书中写道：“茶是养生的神奇良方，对延年益寿具有超凡的力量，从古至今，它一直是山居者长寿的万灵丹。”
茶的药用成分关于茶叶的药用功效，早在2000多年前已被公认。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茶在药用上很大程度还属于经验性质的。20世纪后期以来，茶叶生物化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医学研究的参与，使得对茶叶的药用有效成分及其药理功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目前已经证实，茶叶中和人体健康关系的成分主要有以下几类：1、咖啡碱。是一种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因此具有提神作用。2、多酚类化合物。3、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B族、叶酸、维生素C、E、K等。4、矿质元素。如磷、钾、钙、镁、锰、铝、硫等。5、氨基酸。6、其他。如二苯胺、a-氨基丁配、还有脂多糖等，它们含量虽然不高，但具有独特的药效。
医学界的人士和茶家们，根据对茶长期研究中，把中国茶的药用总结有十个方面。1、茶能使人化痣润肤，振奋精神，增强思维和记忆力。2、茶能消除疲劳，促进新陈代谢，并有维持心脏、血管、等正常机能的作用。 3、饮茶对防止龋齿有很大的好处。4、茶叶有抑制恶性肿瘤的作用，饮茶能明显地抑制癌细胞突变。 5、茶叶含有妊娠妇女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锌。6、茶叶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7、饮茶能抑制细胞衰老，使人延年益寿。8 、饮茶能防止动脉硬化，高血压和脑血栓。9 、饮茶能兴奋中枢神经，增强运动能力，提高运动员的比赛成绩。10、饮茶有良好的减肥和美容效果，特别是中国的乌龙茶效果尤为明显。
茶家在长期从事茶产业中，体会、掌握了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利用茶文化来提高茶的质量，有利身心健康，搞活产销渠道，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班，大力发展生态茶园，树立品牌意识，从茶树种植、施肥、病虫害防治、茶叶制作的全过程，到产品包装，都要求技术过硬，细心操作，认真检验，作到产绿色、自然、健康的生态茶。发挥茶文化的功能，让消费者更了解，更放心、更广泛的去接受它，达到全民促进身心健康的效能，让人类的明天更和谐健康幸福。
发展经济 情系民生 构建新生活
茶文化最明显的特点和最大的功能，除了它具有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功能，还具有很强的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经济市场，推动社会效益的功能。因为一般精神文化的社会效益和功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开展活动，陶冶情操，潜移默化的长期作用产生的。而茶文化不但具有大文化的功能，还具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通过一定的茶事活动，直接和经济挂钩，立即取得经济效益。在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里，这种效能发挥的越来越明显，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发展经济的特殊手段。如“铁观音茶王赛”在香港举办中，评出的茶王在激烈的竞争中，100克铁观音身价竟达11万港元的天价，这就是通过茶文化的功能所起的经济效应。还有“茶艺表演”“茶文化节”等等，就是运用了这种效能，使社会生活出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状。
回顾中国的茶史，根据记载，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茶的出现，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茶几经起落，几经兴衰。而在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年代。那些帝王将相、高官达贵，谁曾关心询问茶事、民生之事，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予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品茶、茶宴、赐茶等茶事活动，但是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只会压迫，剥削、苛诈、统治人民。那能去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种“皆辛苦”的滋味。那些整日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对中国茶的作用和效能进行探讨、研究，更不可能用其来发展经济，促进社会效益而有所作为。所以，长期以来中国茶的对民生作用和社会效益得不到发挥，中华茶文化不是在前进，而是停滞，甚至比其他国家还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从安溪茶产业的发展，让我们可以看出中华茶文化市场对发展经济，促进民生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九十年代以前，虽然安溪县是盛产乌龙茶的故乡，全县每个乡镇都有种植茶叶，象感德、祥华、长坑、西坪等地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拥有茶园。以前，茶农种植、管理都是靠天吃饭，不懂的科学管理、防治病虫害、改造低产园、剪枝促芽等科学方式。制作茶叶的设备十分落后，从采青到产品，全部采用人力手工来制作，都是采用一般传统人工制作方法，在制作中消耗掉很大的劳动力。加工出来的茶叶质量差、成本高、市场销售慢、价格低、茶农收入微薄，经济得不到发展，生活贫困，使民生难于脱贫富裕。在1978年，安溪县茶叶总产值仅950万元，曾经是福建省最大的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俗话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统一，缺一不可。天时，就是指机遇。安溪茶产业兴盛于改革开放纵深发展之时，经济竞争激烈，经济市场繁荣时代，这种机遇真是千载难逢。地利，就是指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优越性。安溪是乌龙茶之乡，铁观音唯一发源地，它的气候、地貌、土壤、温差、湿度等特定条件是生产优质铁观音的优越基础。人和，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和谐;领导者和人民关系的和谐，(包括观念、决策、导向、作用等);人和自然界的和谐。纵观历史发展的历程，天时、地利是客观的，人和是主观。人要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充分利用客观的优越性，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之“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进行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建成集商贸、加工、餐饮、运输等为一体的中国茶叶贸易中心，中国茶文化旅游中心，成为中外驰名的“中国茶都”。为开展各类茶事活动基地，为茶农创造提供贸易、交流、发展经济中心基地;举办“茶叶万人培训”工程和各类茶叶技术、管理培训，狠抓精品，创造品牌;借助“茶艺”“茶王赛”等茶文化活动，走向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同时，成功举办“海峡两岸茶文化交流会”、“中华茶产业国际合作高峰会”等茶叶合作交流活动。这样，提升了安溪铁观音的知名度，把安溪茶叶推向全国、全世界。如今，安溪全县108万多的人口，涉及茶产业的近80万人，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全国各地开设的茶庄(店)茶艺馆有3万多家，仅茶叶营销人员近10万人，产品出口销售于日本、俄罗斯、东南亚、欧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拥有茶园40万亩，年产茶叶4万吨，(预计今年产量将达历史最高水平5万吨)产值45亿元人民币。茶文化市场成为安溪的传统特色龙头支柱产业，成为真正的民生企业。同时，形成了一业促百业，“一业旺，百业兴”的大好局势。
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156元，安溪县被评为“全国县城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使这个闽南最大的贫困县一跃进入了全国“百强县”。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富有很强的生命力，在社会上长期存在和发展，始终影响着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才使社会和谐平衡的发展，并不断地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茶文化市场的繁荣，推动茶产业的发展。茶产业是产生茶文化的基础，茶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以茶产业兴盛为基础，以所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为动力，明天将发挥更大的市场作用。
中国茶道的现状相关文章：
关于中国茶道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