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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画《和平鸽》的创作者是毕加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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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

  1912年起,毕加索转向其“综合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实验。他开始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创作。这幅题为《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新风格。

  在这幅画上,我们可分辨出几个基于普通现实物象的图形:一个瓶子、一只玻璃杯和一把小提琴。它们都是以剪贴的报纸来表现的。在这里,画家所关注的焦点,其实仍然是基本形式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而如今,在综合立体主义的作品上,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就是说,他在表现出瓶子、杯子及提琴之前,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画面结构,组织和安排妥当了。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他甚至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他采用报纸、墙纸、木纹纸,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拼贴出不同形状的块面。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难怪他的画商及好友卡恩维勒会如此地评价他:“即使没有摆弄画笔的本领,他也能搞出绝佳的作品。”在这幅拼贴的画上,左边的一块报纸表示一只瓶子,那块印有木纹的纸,则代表着一把提琴。而几根用木炭笔勾画的坚挺的线条,则使这种转换得以实现,并且将那些不相干的拼贴材料,纳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别的画家在拼贴不同的纸片时,多少要顾及到是否符合现实逻辑的问题,他们总是把木纹纸限于表示木质的物品(如桌子、吉他)。而毕加索则全然摆脱这种约束。在他的画上,一张花纹墙纸可用来表现桌面,一张报纸也可剪贴成小提琴。毕加索曾在与弗朗索瓦·吉洛的交谈中,阐述了他对于拼贴的看法: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入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弗朗索瓦·吉洛等《情侣笔下的毕加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关于《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马德里索菲亚王妃艺术馆(Reina Sofía Art Museums)馆藏。格尔尼卡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左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右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的左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关于《埃斯塔克的房子》

  埃斯塔克的房子

  埃斯塔克的房子《埃斯塔克的房子》,布拉克作,1908年,布面油画,73×59.5厘米,波恩艺术博物馆藏。

  在立体主义画家中,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比毕加索小。他与毕加索同为立体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并且,“立体主义”这一名称还是由他的作品而来。另外,立体主义运动中有多项创新也皆是由他作出,例如,将字母及数字引入绘画、采用拼贴的手段,等等。布拉克的作品多数为静物画和风景画,画风简洁单纯,严谨而统一。“他比所有其他的立体派画家更多地带来不可缩减的具体和一针见血的分析,带来少有的和谐色彩和他的任何同伴都无能为力的典雅流畅的线条 ”。

  关于《和平鸽》

  《和平鸽》是为联合国专门创作的世界友谊作品,从此和平鸽来代表和平。

  布拉克出生于塞纳河畔阿尔让特伊的一个漆工家庭,其父亲和祖父都是业余画家,这使他自幼便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1893年,布拉克全家移居勒阿弗尔,不久他便在当地一所美术学校学习。1902年,他进入巴黎美术学校,受到博纳的指导,后又转入安贝尔学院。他于1904年创办了自己的画室。1905年在参观了秋季沙龙之后,他对野兽派绘画产生浓厚兴趣,遂在以后两年中参加了野兽派绘画运动。不过,他的作品却以其“安详如歌一样”的基调,与那种色彩强烈、笔法奔放而令人兴奋的地道的野兽派作品风格迥异。“他的性情极为平稳,因而不滥用野兽派画家陶醉其中的自由。”(雷蒙·柯尼亚等合著(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39页)。1907年,他与毕加索相识,深为其作品《亚维农的少女》所倾倒,两人遂成为至交,共同筹划起立体主义运动。

  毕加索作品风格

  毕加索是一位真正的天才。20世纪正是属于毕加索的世纪。他在这个多变的世纪之始从西班牙来到当时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开始他一生辉煌艺术的发现之旅。在20世纪,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像毕加索一样,画风多变而人尽皆知。毕加索的盛名,不仅因他成名甚早和《亚威农的少女》、《格尔尼卡》等传世杰作,更因他丰沛的创造力和多姿多彩的生活,他留下了大量多层面的艺术作品。毕加索完成的作品统计约多达六万到八万件,在绘画、素描之外,也包括雕刻、陶器、版画、舞台服装等造型表现。在毕加索1973年过世之后,世界各大美术馆不断推出有关他的各类不同性质的回顾展,有关毕加索的话题不断,而且常常带有新的论点,仿佛他还活在人间。 毕加索绘画的主要趋势是丰富的造型手段,即空间、色彩与线的运用。

  30岁以后毕加索进入一个又一个不安分的探索时期,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没有丝毫的统一,连续和稳定。他没有固定的主意,而且花样繁多,或激昂或狂躁,或可亲或可憎,或诚挚或装假,变化无常不可捉摸,但他永远忠于的是——自由。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位画家像毕加索那样以惊人的坦诚之心和天真无邪的创造力,以完全彻底的自由任意重造世界,随心所欲地行使他的威力。他不要规定,不要偏见,什么都不要,又什么都想要去创造。他在艺术历程上没有规律可循,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然后又回到现实主义。从具象到抽象,来来去去,他反对一切束缚和宇宙间所有神圣的看法,只有绝对自由才适合他。

  立体主义

  1908年,在巴黎秋季沙龙的展览上,当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那些风格新奇独特的作品时,不由得惊叹道:“这不过是一些立方体呀!”同年,评论家沃塞尔在《吉尔·布拉斯》杂志上,借马蒂斯的这一说法,对布拉克展于卡思维勒画廊的作品评论说:“布拉克将一切都缩减在立方体之中”。他首先采用了“立体主义”这个字眼。后来,作为对毕加索和布拉克所创的画风及画派的指称,“立体主义”(Cubism)的名字便约定俗成了。

  在西方现代艺术中外,立体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运动和画派。其艺术追求与塞尚的艺术观有着直接的关联。立体派画家自己便曾声称:“谁理解塞尚谁就理解立体主义”(哈德史·奥斯本《20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四川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87页)。立体派画家受到塞尚“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来处理自然”的思想启示,试图在画中创造结构美。他们努力地消减其作品的描述性和表现性的成分,力求组织起一种几何化倾向的画面结构。虽然其作品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具象性,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的目标却与客观再现大相径庭。他们从塞尚那里发展出一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绘画语言,将物体多个角度的不同视象,结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之上。例如在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一画上,正面的脸上却画着侧面的鼻子,而侧面的脸上倒画着正面的眼睛。一般说来,《亚维农的少女》是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而立体主义运动则通常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12年之前的所谓分析立体主义。画家们继承塞尚对绘画结构进行理性分析的传统,试图通过对空间与物象的分解与重构,组建一种绘画性的空间及形体结构。1912年以后,立体主义运动进入第二阶段,通常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此时在画中色彩起了有力的作用,但形体仍然支离破碎,只是更大和更富于装饰性。画家们新创出一种以实物来拼贴画面图形的艺术手法和语言,进一步加强了画面的肌理变化,并向人们提出了自然与绘画何者是现实,何者是幻觉的问题。立体主义虽然是绘画上的风格,但对20世纪的雕塑和建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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