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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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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1368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到1644年,共276年,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共在位48年。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明神宗的一些资料。

  简介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基本信息

  个人成就

  主要成就:开创万历中兴;平定宁夏、播州叛乱;抗日援朝战争;征收矿税银等

  个人概况

  本名:朱翊钧

  别称:万历帝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北京裕王府

  出生日期: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9月4日

  逝世日期: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8月18日

  其他信息

  登基年龄:10岁

  在位:48年

  庙号:神宗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帝是穆宗的儿子,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万历帝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万历帝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1]

  冲龄即位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内阁争纷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 。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18]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太岳辅政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 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万历怠政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2]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执政晚期

  明神宗晚年身体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

  与世长辞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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