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书心得(2)
《娱乐至死》读书心得篇4
看《娱乐至死》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高中政治课上老师布置的一道思考题，主要是让我们通过材料分析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为了收视率而忽视主持人的素质和节目质量的行为。当初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政治思考题来回答，所看到的也仅仅是对“绿色收视率”的提倡，而现在，看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才让我从更深远的方面看到了我一直所忽略甚至无知的地方，引发了我对现在电视甚至是整个媒介的传播方式和人们娱乐心理的思考。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尼尔·波兹曼承续麦克卢汉对现代日常生活与媒介的内涵揭示，从娱乐的角度透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他在这里的文化批判，敏锐而机智：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想告诉我们的是，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我不得不承认，尼尔·波兹曼准确且残忍地直指出了问题的重心，他对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已经或即将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给予了毫不掩饰的预示或者说是定论。对于这赤裸裸的结论也使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作为传媒学院的学子，作为未来传播媒介里的工作者甚至改革者，我们该怎样在这最基础的学习阶段理清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要追逐着大众的脚步和发展轨迹继续“娱乐”下去，然后在某一年某一天带领着众人一起步上“娱乐至死”的悲剧道路，还是开始正视这个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悲哀的形势，想方设法开辟出另一条道路来挽救正在迈向“娱乐至死”的传媒媒介?当然，任何有脑子的人都知道，前者的路走起来会更顺畅一些，但是结局却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娱乐至死”，空洞的不再会思考的人类社会，只能每天倚靠着电视或网络里娱乐的没有任何“营养”的内容来填充闲暇的生活，这种悲哀的结局是思想堕落的产物;后者的路或许不像前者的路那么容易走，甚至还会遇到重重未知的阻碍和羁绊，但只要人们有了这样的意识，并愿意去正视和付出行动，我相信，摆脱“娱乐至死”的结局只是时间问题。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娱乐，娱乐是必要的，只是不能上升为主要的，当娱乐上升为主要的，那就真的应验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我们论述了半天结果也就成了人们拿来听听看看的娱乐一下的“小节目”。
当今社会，是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电视和网络的时代，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许，撇除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悲剧预示，我们还是可以让娱乐成为我们工作学习之余拿来调节身心的一剂放松药剂，只是现在的情势似乎已经超出了我所说的“让娱乐只做必要而不要上升到主要”的观点。现在的情势是我们随便打开一个频道，就能看到许多娱乐节目，随便上上网，各种八卦新闻满天飞，特别是现在的各种选秀节目，从面对草根的超级女声，到面对明星的舞林大会，甚至流传在电视和网络上的一些严肃的话题都难以避免被娱乐化的命运。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观点，我不反对娱乐，只是在它成为“必要”时我们要严加防守，杜绝让它成为“主要”。娱乐本身没什么对与错，只是它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它是否会遭到批判，而目前这种泛娱乐化的倾向让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被警惕和批判的热门话题。说到娱乐化，台湾可能算是一个极至了，在那里的政治圈象演艺圈，演艺圈象政治圈。任何人都可以跳上台表演几下，在“国会”上可以撕破脸皮打架，也算是一大奇观了。民主是民主了，不过这种民主却透露出一种衰朽的气息。这样的例子给我们的思考和“榜样”，我想不是我们能避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吧?反观中国的传播媒介市场，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央电视台，也难逃娱乐化的命运。从十套几个节目的变化我们就能感觉到电视节目娱乐化的倾向。《百家讲坛》请来的都是名家，让他们对某部书或者某个事件做分析、讲解，为了适用更多观众的要求，争取更多受众，演讲者俏皮幽默的举止言行、出位的观点是首要的，严密的论证被放到了后面(当然，这是被电视传播特点所决定了的)，制作者在单调画面中间不时插播精心制作的图片、视频等以取悦观众。当然，易中天和刘心武在演讲之余引发的讨论热潮是制作者没想到的，这样娱乐化的争论方式让《百家讲坛》受到更多人关注更在制作者意料之外。不得不说，让严肃节目娱乐起来是电视节目制作者和观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再比如《百科探密》栏目，原来探讨科学话题的节目在娱乐化的倾向下开始追求猎奇的卖点，夸大处理各种视觉效果，营造诡异、惊悚的氛围。连一个国家的电视台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娱乐”的传播媒介，我们还能装作视若无睹地继续跟着大家一起“娱乐”下去，直到走上“娱乐至死”的结局吗?当然不能。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视若无睹地“娱乐”下去，然后在“娱乐至死”的结局面前毫无反抗能力的沦为“被娱乐”的对象。而是要站出来，对这疯狂的“娱乐”发展趋势加以遏制，让它永远只能呆在“必要”的位置，而没有机会爬到“主要”的位置。
在《娱乐至死》里，我们还有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那就是电视的出现对书籍的冲击。当然，电视是承载传播“娱乐”的主要媒介，不过波兹曼并非对电视进行谴责，他承认其在生活中的合理性，他所担心的是当电视成为生活中主流，人们的思维和文化气候会被彻底改变。当人们习惯了用娱乐化的标准评价事物时，他们会拒绝思考，把娱乐性、自身的满足看作是最重要的，并完全的合理化，而且电视对书籍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少年和儿童，当人们都把感官的刺激和瞬间的愉悦视为要义，文化也就随之失去了思考的深度，变成碎片一样的东西。总的来说，还是“娱乐化”所带来的需要深索的问题，说多了反而也成为了一种趋附“娱乐至死”的论调了。
如今的状况已经不存在是非对错的判断了，娱乐的呼声自然有他巨大的合理性，只是希望对自己所在的时代和环境有清醒认识的人，可以读一读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或许这会对你有所触动和助益，至少不要沦为推动“娱乐至死”结局里的一员。
《娱乐至死》读书心得篇5
一个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清楚注意到平凡表象下的深刻论题，并对此进行理性的认识。如果他的观念、思想能够预示未来的社会，为将来的人们所借鉴，那就更难能可贵了。有人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判断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他们都具有颠覆性，我们太习惯于某种媒介，从而丧失了对他的判断力。作为麦克卢汉思想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尼尔•波兹曼的思考在对电视习以为常的社会里变得十分有价值，我们今天的媒体和社会惊人地印证了他在《娱乐至死》里提出的警示。
一、对两个相悖的预言的看法
《娱乐至死》是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它作者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媒体和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波兹曼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他在设定“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这样的前提后，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证了两个问题：一，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二，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是波兹曼对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在理论上的诠释，认为人们会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与《美丽新世界》观点相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描述了一个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恐怖世界。网上曾流传着一副漫画，它比较了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这两部作品 。
二者的担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美国来看，1984年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人们在空洞的笑声中走进了美丽新世界的大门。正如波兹曼所说，从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开始，美国就从原始状态直接跳跃进入了印刷时代。“那时的公共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时代可以用严肃、理性、客观、有序、具有逻辑性等几个词概括。他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它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波兹曼给出的例证是有力的，我们今天怎么也无法想象津津有味地听两个政客用抽象的语言、复杂的长句辩论7个小时的场景。这是印刷时代特有的印记，印刷术规定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追求主题的严肃性，意义的丰富性。波兹曼追忆着“those old good days”。然而电报的发明导致了时间和空间分离(吉登斯也有关于大众传媒造成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技术的发展让无数与人们无关的冗余信息扑面而来。
波兹曼和赫胥黎最担心的不在于汹涌而来的信息，而是人们在技术对感官的刺激下丧失自我，由新技术新媒介构建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精神的麻醉剂。波兹曼认为媒介是有其偏向的，而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就是因为它能“看”，色彩斑斓的画面的电视屏幕上轮番上阵，又稍纵即逝。然而画面是不能表达抽象意义的，电视的特质使得它不得不抛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的刺激的追求。新闻(被人们信誓旦旦地认为是严肃的)，宗教，甚至教育都通过电视构建的社会进行娱乐的表达。最终文化沦落为荒.唐的滑稽剧，精神枯竭。这就是恐怖之处，电视不仅仅是娱乐，它构建着我们的公共话语，还控制着思想、精神、文化。鲁健就在他的一篇文章《重读<娱乐至死>》中说到：“(娱乐至死)已不仅仅是一本传媒学或文化批判学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学著作，它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娱乐至死》这本书是在1985年出版的，那时波兹曼就已经在做“至死”的呼号了，如果看见今天的美国电视，他非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不可。不仅是美国，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电视的影响下走上了娱乐化的道路，这的确值得人们去关注。
二、互联网时代的娱乐至死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娱乐至死》诞生。那时电视已在美国普及，而电脑大概还只是实验室里的巨大怪物。但波兹曼在书中根据电视得出的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尤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他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然后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而实际上，编程只是少数工程师的工作，大部分网民利用电脑和互联网的一般目的也只是消遣和娱乐，还是娱乐。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用经过什么特殊训练就能熟练地“surf the internet”。而且互联网上的信息相对电视来讲普遍缺乏把关程序，得到信息也更为容易和丰富，多媒体全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网上点击量高的都是带腥味儿的新闻，恶搞比严肃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从狭义的“娱乐”来说，中国的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就已经是3.04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而中国网民的规模也才4.57亿(数据来自CNNIC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波兹曼对电视的看法我们可以推论，电脑把非线性、无逻辑、无语境演绎到了极致。或许我们更该警惕的是电脑和网络把电视、报纸、广播等“还算好”的媒体引向娱乐至死的道路。新媒体压倒传统媒体而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在渐渐逼近了。
三、中国传媒业会“娱乐至死”吗?
再来看我们中国的传媒业，人们是否会“娱乐至死”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
我们能很容易地理解奥威尔为何会写出1984的故事：刚刚走出战争的人类，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纳粹的铁蹄践踏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于是奥威尔的推论就顺利成章了。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相反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奥威尔只看到了极权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两种情况之间的尴尬境地。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哈贝马斯发现这种传播模式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客体”的倾斜模式。这样单向度的传播并不是真正的沟通。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的时候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然而对曾经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人们来说，信息闭塞、思想禁锢的可怕历历在目，西方式的民主和信息自由化无疑会让人觉得如沐春风。中国的新闻体制使得信息较西方受到更多的控制，而政府封锁掩盖信息的习惯做法让人们感到愤慨。然而中国的信息环境还是在发展的，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终究是渐渐从“前现代”传播模式中得到解脱。
然而后脚刚要跨出狼窝，前脚又踏入了虎口。中国的媒体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娱乐节目娱乐化也许是理所当然，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固然低俗化是研究所里的老学者一时难以接受的，但称呼它们为个性的解放也未尝不可。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的新闻(尤其是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实现《娱乐至死》里的预言。
吊诡的是，中国的媒体正在“狼窝”和“虎口”之间摇摆。我们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袭而来的行星让人躲闪不及;我们害怕过度娱乐化，然而中国还有个机构叫广电总局，还有个机构叫新闻出版总署，还有国新办、信息产业部、外交部新闻司……它们会把我们的媒体拉入“正常的轨道”中来。当我们为今天中国媒体低俗庸俗媚俗的心痛不已、纷纷指责鞭挞的时候，看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或许能找回一些自信——我们还远远没有触及娱乐的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奥威尔和赫胥黎两个人的预言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回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本身，他对电视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波兹曼自己也承认在生活中不排斥电视。波兹曼的意思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是有救的。他在本书最后为逃离不堪结局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波兹曼期待着学校能成为抵御“技术垄断文化”的最后防线，尽管希望渺茫。
在笔者看来，波兹曼大概是精英文化的拥趸，又或者是因为电报的出现，我们的社会才有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类社会是否最终在“无脑人”里终结，我没有能力作出论断。但可以大胆揣测的是，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的阅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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