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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的小故事有哪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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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的小故事有哪些

  赵忠尧: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和启蒙者。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

  施汝为: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磁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建立了中国首个磁学实验室。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

  柳大纲:物理化学、无机化学家。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

  李善邦:地震学家,中国地震科学事业的开创者,最早的地震地球物理学家之一。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1929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施士元:当代中国核物理学家、教育家,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的导师。1929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赵九章:著名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王竹溪:物理学家、教育家,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的开拓者。1935年清华物理系研究生毕业。

  王大珩:光学专家,中国光学界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1936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林家翘:数学家,在流体力学、应用数学领域享誉国际学术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1937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钱伟长:我国近代力学之父。1937年清华物理系研究生毕业。

  钱三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我国核物理和核武器的奠基人。1936年清华物理系毕业。

  杨振宁:从事统计物理,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理论等方面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西南联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

  李政道:从事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方面的工作,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1945年进入清华物理系。

  熊大缜: 1932年入清华物理系,1936年毕业,1938年到冀中游击区参加抗战,研制出连日本人都怕得要命的高爆炸药,1939年被诬为国民党特务, 含冤被杀。

  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名单中的人有些可能如雷贯耳,有些耳熟能详,有些可能不知道,无论咋样,他们都是中国甚至世界科学界大师级人物,而且都曾受教于这个口吃的叶老师,都是从叶老师那里走出去的。

  叶企孙何德何能,可以在光绪走了没几年(光绪皇帝和老佛爷是1908年走的),中国迂腐的读书人刚刚从科举里走出来,整个中国还处于硝烟之中,他居然能培养出这么多的科学家,而且这些科学家,那学问大得到现在也没几个人敢叫板,他都教学生啥灵丹妙药了呢?

  李善邦在《我的履历》里这样写到:“1921年(秋)~1925年(夏):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读书,当时叶企孙是我的力学老师。后来他介绍我到地质调查所研究地震。”[2]也就是说叶企孙在东南大学教书的那三个学期,不过教了李善邦力学。力学在如今初中就开始学,现在大多数学生,估计学完以后过不了多久,啥牛顿三大定律都就着大米饭给吃了。而从叶企孙那里学了力学的李善邦,后来成了“中国地震科学事业的开创者,最早的地震地球物理学家之一”。这就与他履历里后面一句话“后来他介绍我到地质调查所研究地震”有关系了,原来叶企孙不光教会了李善邦力学,他还是李善邦的伯乐。

  这是在东南大学,那时叶企孙刚刚开始当老师,到清华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1929年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施士元这样回忆:“叶先生亲自上课。他担任的课与学生同步升级。我在一年级,他教一年级的普通物理。我升到二年级,他教二年级的电磁学。我升到三年级,他教三年级的光学。我升到四年级,他带我的毕业论文。……叶先生教课很认真。遇到难度较大的地方,他进行重点解释,有时提问启发学生的思考。他有点口吃,但这不影响他的教学效果。……”。如此多的课,又如此的认真,中国有句老话“言传身教”,这样的老师就是灵丹妙药!后来成为“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的导师施士元先生,就是吃了这副能受用一辈子的灵丹妙药。

  除了教人以学业,叶企孙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1926年3月,北京曾发生过一场学生的抗议活动,王淦昌去参加了,没想到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很多学生牺牲。王淦昌回到学校,把事情告诉叶老师,后来的情景他回忆道:“他听后神色激动地盯着我说:‘谁让你们去的?!你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负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下如雨。叶师的爱国激情,他对科学救国这种远见卓识,他对青年学生所寄托的厚望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从此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我毕生的道路。”[3]被这个口吃,但是爱国、爱学生的老师教出来的王淦昌,就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大元勋,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他被称作中国原子弹之父。

  当然这一切并非叶企孙一个人的发明,清华不光有个口吃的叶老师,清华还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是以梅贻琦倡导的所谓通才教育方针,培养着自己的学子们。什么叫通才教育呢?梅贻琦是这样解释的:“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载节之原则也,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丽乘之?”[4]和当年孔夫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不一样的是,梅贻琦和叶企孙这些教授们他们希望从清华走出去的是文理兼通,学贯中西,对窗外的世界,对大自然懂得判断,懂得思考的学者。而与孔夫子的教育完全一样的是,梅贻琦和叶企孙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具有优美品格的谦谦君子和绅士,这或许也是梁启超为清华所做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初衷。

  后来有人把清华的学子们叫做 “灵芝”。灵芝是一种菌类,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据说具有神奇的功效,所以大家又把它称为灵芝草、神芝、芝草、仙草、瑞芝、瑞草等等,对灵芝美好的期望,其实就是对清华学子们的期望。

  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是1912年考入清华学堂的,在他的一首诗《园内》中写道:

  “好了!新生命胎动了,

  寂寥的园内生了瑞芝,

  紫的灵芝,白的灵芝,

  妆点了神秘的芜园。

  灵芝生了,新生命来了!

  ……”

  树长得多了,就会长成森林,而灵芝多了也可以成林,这是很奇妙的。不过如此奇妙的事情的确发生了,就在清华。清华长出的灵芝成了林,这其中沁透着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施汝为等老师们的汗水和心血,所以许许多多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诗人都记着他们,大家也应该记住他们!

  中国科学家的小故事篇3: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故事

  翻开竺可桢日记后页的通讯录,可见其朋友圈之精彩,似乎所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与他有着往来。胡适、赵元任是与他同期的“庚款生”,陈寅恪是他的同学,还有中国科学社中的同人任鸿隽、杨杏佛等,每一个名字叫出来都响当当,或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先驱,或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奠基人。

  说起来,似乎那是个谈笑皆鸿儒的时代,我们或许能从竺可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身上,找到一些当时学人的共性及背后时代的特点。

  §中西合璧的一代

  “他是最早一代受过严格科学训练,进而以科学的眼光来生活、来看世界、看社会的中国人。”这是王作跃对竺可桢的评价,对于竺可桢代表的第一代科学家,他认为他们是具有很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一批人。“之前的人可能国学基础很好,但是没有严格的科学训练,后来的人现代科学训练很好,但说实话国学基础已经很难跟这批人比了。”

  谈到第一代科学家的共性,在他们身上西方自然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做到了最强联合,是所有学者都感悟最深的。竺可桢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从古书、俗谚中找到证据与自己的气象专业结合,为众多学人津津乐道,1926年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获得学者徐炳昶“欢喜赞叹,感未曾有”的评价,“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他8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更是集其研究之大成。

  这样一批学人在国学和西学上实现了“1加1大于2”,对于他们的出现原因,散木给出的答案很直接:他们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发展的转折点。

  这一观点与樊洪业的想法遥相印证: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转折期——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把维新变法里的主张以新政运动的名义推出来。

  新政运动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兴学堂,废科举,出现了留学大潮。“兴学堂”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教育模式,移植了日本的学制、教材,聘请了日本、西洋方面的教习,学的是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而在此之前,中国推行的还是科举制度,学的是儒学经典,讲究的是伦理纲常,学堂除了教会办的,就是洋务运动中推出的几个,主要用于培养军工、外语人才,中国自己的学堂非常少。

  “原来是想学堂跟科举制度并行前进,逐步废掉科举兴办学堂,到后来看人才培养实在太慢了,1905年就索性把科举制废除了。”樊洪业认为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现在人们对其意义还远远不够看重:“通过废科举,整个教育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就跟着改变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原来都是‘诗云子曰’那一套,一下子变成要学数理化才有出路,毕竟伦理纲常对抗不了洋枪大炮。”

  竺可桢生于1890年,义和团起义时大约10岁,废科举那年15岁,在此之前,他已在故乡绍兴读了新式学堂。后来到上海求学,读的是复旦公学与澄衷学堂,先后与陈寅恪、胡适同学,这几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领军人物;再后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同学里有钱崇澍,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1910年,刚满20岁的竺可桢参加了庚款留学的考试,成为第二批庚款生。“清末庚款留学生以理工科为主,是当时留学大潮中造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当然也不止他们,譬如地学方面还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欧洲留学的代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功劳也非常大。但总的来说,他们和竺可桢都属于一个时期。”樊洪业说,他们身处学制改革时期,在年轻学习的阶段赶上了这个潮流,与比他们年长的学人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

  踏上美国国土的竺可桢,在大洋彼岸前后呆了8年,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而且他与其他赴美留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20世纪初年美国引进德国学制,改革了美国的大学,此举使得美国大学开始走向世界前列,竺可桢等留学生选择的一些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竺可桢到美国后先到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业,因为发现所学的东西与国内实情不同,所以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名校。

  “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有一句话叫积累优势,每一个台阶都处在优势上,就造就了诺贝尔精英。就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而言,他们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情况。”樊洪业总结了一下:“首先,这批人底子打得好,其知识结构又走在国人的最前面。他们出去后,学到的内容比如地学在科学最前沿,又适逢美国大学改革,很多的导师都是世界大师的水平。当他们学到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科学方法后,结合自身的国学底子,再来研究中国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其中的翘楚自然就成为大师了。”

  在散木看来,第一代科学家是弄潮头的那拨人,这批人中很少有人受到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某种“过度化”、“极端化”的“文明污染”,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科学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等过程,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簇新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被貌似“先进”的东西左右,而是取其长处,因地制宜。“尽管当时的科学尚未展现出其负面性,但竺可桢等人已经非常重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避免彼此的负面,这个非常罕见。”正如王作跃所说,第一代科学家都不是死读书的人,这源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他们强烈责任感驱使下一颗学以致用的心。

  “第一代科学家的知识范围也非常广,博学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樊洪业说:“竺可桢那一代的学人出去学习的时候处处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愿意看,他和胡适看书都看得非常广,从专业性书籍到医学、文艺、政论无一不包。而且他们没有陷在学校的课本里,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跟各国人打交道,广泛地吸取国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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