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故事大全_关于毛爹爹的故事(4)

后来，毛泽东与朱德说起罗舜初时，问朱德：“跟你走的那个‘小毛分子’怎么样啊?”朱德回答说：“他表现很好，跟张国焘的错误行为斗争很坚决呢!”

1936年1月，罗舜初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三科任科长。由于罗舜初对业务苦心钻研，很快就能单独工作了。9月，他被提升为二局副局长。

毛泽东批准罗舜初上“抗大”，罗瑞卿说：“小罗，你在主席面前‘告我状’啊! ”

1937年1月13日，中央军委由保安迁至延安，正值西安事变不久，革命斗争形势紧张。时任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的罗舜初，深感自己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不适应工作，产生了进校学习的念头。

此时，“红大”也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罗瑞卿任教育长。

一天，罗舜初去见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上学请求。毛泽东听了，欣然同意，并亲笔给他写了介绍信。

罗舜初精神振奋，离开毛主席住处后，立即带着书信找到了罗瑞卿。这时，抗大第二期已经开课。罗瑞卿只能作为特殊情况，先安排他一面工作，一面在校选科旁听。

后来，罗舜初又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办的研究班学习。其间，毛泽东多次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时事政治报告。罗舜初每次都到场听课。尤其是他聆听毛泽东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受益匪浅。毛泽东讲课前把要点发给大家，授课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大家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提高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辨别能力。毛泽东讲稿的主要部分，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大第二期于8月初结业，同时第三期开学。因为罗舜初原是插班学员，所以经批准留下继续学习，成为第三期正式学员。这一期共有学员1200多人。从此，罗舜初开始了系统的政治理论、战略战术以及文化基础知识学习。

星期日，大多数学员放假离校，罗舜初回到军委机关看望首长和战友们，在驻处门前遇见了毛主席。

毛泽东关切地问罗舜初：“你在那里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罗舜初回答说：“学习收获很大，就是课程太多，有点跟不上。有的教员讲得太快，听不懂，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同志，文化水平低，听起来很吃力。”

后来，毛泽东将罗舜初的意见转给了已升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并强调，讲课要看对象，讲究实际，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的方法。对于抗大教学方向、教学原则、教学活动等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一天，罗瑞卿见到罗舜初，开玩笑地对他说：“小罗，你在主席面前‘告我状’啊!”

“是主席问我的。”罗舜初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你的意见很好，是正确的。在教学方法上正要听听大家的反映。”罗瑞卿诚恳地说。

事实上，身为抗大负责人的罗瑞卿，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十分重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问题。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多次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和教员进行研究讨论，在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崭新的教学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少而精”的原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抗大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先后培养出了数十万革命干部，为党和军队的建设及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罗舜初在抗大学习前后约10个月。他的政治理论、军事知识、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后来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经过抗大学习，对党的基本原则、思想方法、革命方向有了系统的了解，使我更加明确了革命的人生观，更清楚地认识了革命的任务和最终目的;学习马列主义为我学会全面考虑问题奠定了基础;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及党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我后来发展、提高和进步的关键。”罗舜初离开军委总部，毛泽东勉励他：“好好锻炼，努力提高自己。”

1938年5月，罗舜初调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接到调离军委总部的通知后，罗舜初心里很不平静。他既为能够亲身参加前线战斗而兴奋不已，又为要离开多年来培养、教育他的毛泽东等军委首长而深感失落。

临行前，罗舜初去毛主席那里告别。他走近毛主席住的窑洞，透过门缝见到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文件。平时一向办事干练、敏捷的罗舜初，却在门前忐忑不安，犹豫起来。他不愿意打搅主席，更不知道和主席说什么好。此时，毛泽东已经听到门外有人，看见是罗舜初。

“小罗吗，有啥事?”毛泽东用温和的话语把罗舜初叫进了屋内。看到罗舜初的神态与往常不一样，毛泽东已经猜出他的心思。

“主席，我向您辞行来了。”罗舜初低声说。

毛泽东面对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也有些难以割舍。他仔细地打量罗舜初好一会儿，说：“好啊，是好事啊!”说着便把文件推到一边，和罗舜初交谈起来。他们谈打仗，谈学习，谈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

这时，罗舜初平静多了，也充满了信心。

最后，毛泽东对罗舜初在军委机关担任参谋、科长期间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并勉励他：“到敌后要好好锻炼，努力提高自己。”

罗舜初把毛泽东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

1942年8月，罗舜初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又任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当时，为进一步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夺取战略反攻的有利阵地，鲁中军区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山东军区的战略意图，决定由罗舜初和司令员王建安一道在鲁中地区部署和指挥讨伐吴化文部的战役。罗舜初和王建安把前后方的力量组织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歼灭吴部6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解放村镇千余个，抗日根据地面积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控制了战略要地沂鲁山区的大部，打通了沂、鲁、泰、蒙四大山区的联系，大大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山东战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为全面反攻创建了巩固的阵地。”

1944年9月2日，日伪军一部约2500余人又向滨海区“扫荡”，当时，鲁中军区的团以上军事干部都在山东军区开会，在家主持工作的罗舜初亲自指挥了歼敌战役。他组织第一、第二团和第十二团进至葛庄及金牛富地区，四团和鲁中军区特务营进至沂水河南岸陶沟地区，待机歼敌。9月3日，日伪军分两路沿沂河北窜，埋伏在葛庄一带的罗舜初部队毙伤、俘虏日军和伪军共1500余人。这是鲁中八路。军在运动中又一次歼灭日伪军二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山东军区驰电嘉勉参战部队。

罗舜初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嘱托，他为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经过无数次的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授勋典礼上，毛泽东问罗舜初：“你的耳膜伤好了没有?”

1955年9月27日，北京秋高气爽。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出席了这三盛典。元帅和将军们，还有在京军官代表1000余人，身穿崭新的军装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

授衔授勋仪式在庄严而隆重的气氛中开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首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接着，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数位元帅在如雷的掌声中依次走上台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们颁发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并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授衔后，彭真又宣读了授勋命令，毛泽东又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朱德等参加中国革 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和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的人员。

是时，罗舜初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当毛泽东看到已多年未见的罗舜初时，非常高兴。他将——级独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递到罗舜初的手里，又与他紧紧握手。

“现在全国解放了，当官了，还这么瘦!是不是没有吃肉呢?”毛泽东风趣地说。

一句话让罗舜初一时不知该怎么回话才好。

“你的耳膜伤好了没有?听力怎么样?”毛泽东又关切地问。

“好了，感谢主席的关心。”罗舜初急忙回答。

授衔授勋典礼结束了。回到住处后，罗舜初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讲述起毛泽东在授勋时跟自己讲话的情景，深情地说：“没想到我在辽沈战役受伤的事，主席还记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问罗舜初耳膜伤，是有背景的。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起辽沈战役。

打下锦州后，罗舜初指挥三纵参加了辽西会战，砸烂了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中枢——胡家窝糊，活捉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战斗中敌机轰炸，罗舜初负了重伤，满脸都是炮灰和泥血，窒息昏迷，送沈阳抢救。待他苏醒过来，沈阳已经解放。至此，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最大干部是炮兵司令员朱瑞，负伤的最大干部就是罗舜初。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人关紧急动员时，针对有的东北籍战士“怕远离家乡”和少数干部要求休息或到地方工作的思想，强调各部队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并号召：“所有的干部都要学习第三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的精神。他在辽西战役时被敌机轰炸震伤了耳膜，正在沈阳休息，还要沙克副司令员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要有这般劲头。”后来，这事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

从辽沈战役到授勋，时隔已整整7年，毛泽东还记得这件事。

毛泽东亲自签发电令，任命罗舜初为海军参谋长

1950年6月2日，毛泽东签发电令，任命罗舜初为海军参谋长，与先期几个月内中央军委任命的肖劲光司令员、王宏坤副司令员和刘道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起，成为海军早期领导班子中的成员。此后，这4位领导在新中国海军初创时期为海军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到职后，罗舜初身为海军参谋长，既对建设海军充满信心，更感到责任重大。他不负厚望和重托，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全新的事业中。

1949年到1950年，毛泽东等军委首长对建立人民海军作过很多指示。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接着，毛泽东在给初建的华东军区海军所作的题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遵照毛泽东关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指示，罗舜初多次下舰艇、上海岛，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同时，他还经常翻阅和学习大量中外参考资料，刻苦钻研，掌握第一手材料。

1950年8月1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军会议，这是海军临时党委为共商海军建设大计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是讨论海军建设三年计划。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共20余人。

会议听取了华东军区海军和有关单位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了形势、任务和发展前景，制订了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和组织路线。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和华东军区海军、广东江防部队、华东海校、大连海校等单位的领导先后发了言。

会上，罗舜初就舰队建设、基地建设和院校工作作了重点发言。他指出：“我们是建设大型舰队，还是建立轻型舰队，根据是坚持和平、反对侵略总的国策。因此我们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在战术上要作积极进攻的准备。同时国家工业水平很低，财政经济上有很多困难。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要采取建立轻型舰队的方针，主要是组织驱逐舰、鱼雷快艇、水鱼雷航空部队，加上海岸炮兵。为了掩护自己舰队安全，防潜防水雷，必须有一定的防潜艇和扫雷艇。根据中国海洋形势和巩固国防的需要，以及准备解放台湾之作战，建设三个联合舰队和一个空军，分散可以巩固国防，集中可以解放台湾。”

罗舜初的讲话铿锵有力，明确而坚定，吸引了会场上的同志。大家有的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有的认真地作笔记。

罗舜初呷一口茶水后，接着说：“培养干部，训练水兵，是建设海军的根本环节，因此学校任务很繁杂，须动员全体教职工、学员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为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加速建设海军，应采取短期专科训练为主，与正规训练相结合，以训练工农干部战士为主，并吸收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青年，作为学校工作的任务。海校仅为初创，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海军各种制度，老的没有，新的不会，因此除政治工作、建军思想原则外，其他应向苏联学习，才能学好完整的近代海军知识，并打下良好作风。”

罗舜初的主张和思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认同，很多建议被采纳，并体现在这次会议的文件里。

是时，罗舜初分管海军装备、舰船修造和科学技术研究等项工作。在分管的各项工作中，他都做到了尽心尽职。

罗舜初深知，要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建设强大海军的目标，关键是解决武器装备现代化。然而，当时海军舰艇主要是缴获和接收国民党的各种旧装备，以及接纳地方可改装为军舰用的部分船只，总共舰船有300余艘。要说数量和吨位尚还可观，但性能落后、质量陈旧，令人一筹莫展。靠这样的装备是难以承担海上攻防任务的。因此，尽快更新海军的武器装备，加速装备建设，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的支持下，除了调动国内工业力量对已有舰船进行修复、改装外，积极争取阿国外购买，特别是向苏联购买舰艇装备，有其特殊意义。

1953年至1957年，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也正是国家财力主要集中用于建设重工业和缩减军队特种兵建设的时期。尽管如此，党中央对海军建设依然十分重视，多次专门研究海军建设计划，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批准，国家逐年给海军划拨大笔资金，以保证当时中苏签订的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得以兑现，保证了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

这期间，为解决海军武器装备问题，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罗舜初先后两次赴莫斯科。一次是与肖劲光一起进行的工作访问。那次中苏举行的会谈是富有成效的，确定了当年订货计划，对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需要购置和要求转让的各种装备、技术，进行了初步磋商，了解到了苏方对我国海军建设提出的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议。回国后，罗舜初亲自主持，以肖劲光和他本人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文字报告。第二次是罗舜初带队赴莫斯科，同苏联海军部进行会谈，督促他们尽快落实1952年和1953年的订货。

1953年初，罗舜初率领海军代表团第三次赴苏谈判。在得到国内多次指示后，罗舜初与苏方进行了反复谈判，终于在1953年6月4日，由李富春代表中方签署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海军交货和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后被称之为“--”协定。

这项协定确定：苏联政府保证在1953至1955年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付成品舰艇、武器和其他物资，苏方转让制造舰艇的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以及代为培训中方实习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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