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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朝贵族排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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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朝代都有因权利、财产高于其他阶段而形成的上层阶级,此之谓贵族。在唐朝,亦是如此。那么,在这盛世王朝中,能居于世人前列的又是哪些贵族呢?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中国唐朝贵族排位介绍,希望你喜欢。

  中国唐朝贵族排位

  唐朝六大显赫贵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

  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唐代贵族的兴盛

  隋唐以前,中国社会崇尚门阀。原因是魏晋以后,国家推行门阀制度,朝廷注重在豪门世族中选用官员,豪门世族(士族)与皇族一起执掌政权,拥有极高地位与声望。南北朝时期,南北王朝虽然频繁更迭,但门阀士族仍有市场,依然是社会主导力量。

  且不说为华夏文化嫡传的南朝,就是胡人统治的北朝,也汲取了门阀观念,重用汉人士族。北魏孝文帝更是仰慕华夏文化,积极推进大规模的汉化运动,让鲜卑人说汉语、写汉字,并将鲜卑贵族(包括皇族)改为汉姓元、长孙、宇文、于、陆等。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胡人或胡化汉人政权,汉人士族仍有几大“常春藤”,到了隋唐统一中国之后,这些“常春藤”士族依然倍受尊崇。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贞观十二年春,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奉命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开展工作,“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假,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最后进行排序,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门第为天下第一,“崔、卢、李、郑、王”五大氏族名列前茅。唐太宗看了初稿,颇为困惑、恼怒,冲高士廉等人发脾气:“崔氏早已衰微,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为了维护皇室荣耀,唐太宗利用政治权力干预,下令重新排序,“以皇族为首,外戚(长孙)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

  的确,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崔、卢、郑、王”四大名门颇为高贵,甚至超越皇族。诸如房玄龄、魏征、李勣等宰臣,在为子弟选择配偶时,都优先考虑向上述四大名门求婚。与名门淑女结为连理,比娶公主做驸马更为荣耀。故而,那时民间流行“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之说。

  现在看来,高士廉等人当初未将皇族列为天下第一门第,真是不可思议。毕竟中国人向来崇拜权力,习惯于看权力脸色行事,唯权力马首是瞻。以世俗眼光看,帝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皇族理所当然为天下第一门第。唐朝是李家王朝,李氏理应名列榜首;宋朝是赵家王朝,当然以“赵钱孙李”排序;明朝是朱家王朝,朱姓必定天下第一。如此类推,只是基于权力崇拜的逻辑。但是,唐人毕竟是唐人,他们有他们的原则与自尊,并不是盲目崇拜与讨好权力。

  其实,高士廉与唐太宗是亲戚关系,他是长孙皇后的亲舅舅,长孙无忌、长孙皇后就是他一手哺养成人的。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如果他一味崇拜权力,并考虑与皇族沾亲带故,恐怕会说服其他同僚,共同推举皇族名列第一。但高士廉并没有那么做,自然有他的想法,并且其想法基本上代表当时社会主流意识,注重底蕴与血统,认为李唐皇族并非最高贵。

  当然,李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也是当时名门望族。但就李唐皇族而言,其血统并不纯正。这个不纯正,主要来自母系方面。唐太宗的祖母孤独氏、母亲窦氏、元配长孙氏,都是鲜卑人,亦即胡族,而非汉族。那时候,中国人并不崇洋媚外,将汉族之外民族称为胡族,看作外国人。尽管当时胡人武力强盛,但汉人文明程度高,骨子里看不起他们。再者,李唐皇室自称陇西名门后裔,而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也有些来路不正。所以,在唐人眼里最为高贵的门第未必就是皇室。

  那么,博陵崔氏何以被列为天下第一?崔姓,来源于姜姓,始祖为姜太公。姜太公助周武王灭商,分封于齐国,成为齐国首任国君。数传至齐丁公时,有长子姜季子应即位,辞而不受,让位于胞弟叔乙。叔乙继位后,把崔邑(山东章丘一带)赏赐给季子作为食邑。从此,其子孙便在崔邑居住,后来又以崔为姓氏。崔氏得姓后,世代担任齐国要职,为卿大夫世家之一。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崔氏“自汉迄唐蜚声延誉,甚盛益兴,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并为千年旧族……闻人达士先后相望也。”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博陵有个崔州平。在三顾茅庐故事中,有刘备偶遇博陵崔州平情节,司马徽向刘备举荐当时贤士时,就提到诸葛亮的四个贤达密友,亦即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和徐元直(徐庶)。博陵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崔州平,而是博陵有着一个历经千年不衰的名门望族——博陵崔氏。这个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了20多位宰相,、侍郎以上官员数以百计,诗人、文学家、书画家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位居前茅的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等名门也是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可以想见,这些名门闺秀也很出类拔萃,富有教养,品貌俱佳;要不然,达贵显贵何以争相与之联姻?!

  毫无疑义,上述“五姓”豪门都是老牌贵族,在唐代始终是金字招牌,颇受世人青睐。唐太宗虽然以权谋私将李唐皇族列为天下第一,但并未对其他老牌贵族进行实质性打压。毕竟唐太宗出身于贵族,为人行事颇有贵族风范,在治国上倚重两大贵族阵营。一是关陇贵族集团,它是指籍贯位于陕西关中与甘肃陇山周围的军事集团,起源于西魏八柱国大。八柱国成员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李世民曾祖父)、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侯莫陈崇。他们分别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王朝。八柱国大及其部属的后代,在唐初形成势力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陈寅恪先生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大特征:“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唐初重用关陇贵族,被陈寅恪称为“关中本位政策”。二是以名门望族为代表的士族。唐初大臣,要么出自门第高贵的世家,要么出自气质高贵的文士。他们既富有聪明才智,又具有高尚品质。唐太宗是一个宽宏大度而又英武睿智的君主,正是他领导文武两大贵族集团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开创了政治清明、军事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贞观之治”,谱写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恢宏、华贵、强盛的篇章。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政体分为民主、君主、专制三种,并指出各种政体的原则或动力: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贞治时期政治,堪称君主政体下的贵族政治,荣誉是其主要动力之一。诚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君主的、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权力受它的动力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说,受荣誉的限制,荣誉像一个皇帝,统治着君主,又统治着人民。”对荣誉的珍爱与追求,可以使人变得高贵。唐太宗之所以成为从善如流的明君,魏征之所以成为直言敢谏的诤臣,房玄龄、杜如晦之所以成为经国济民的贤相,李靖、李勣出将入相的能臣,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荣誉的动力。

  在古代宗法社会,光耀门庭是极大的荣誉。光耀门庭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自身努力提高门第,二是借助与名门联姻优化组合。“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宗乃历经千年形成的名门望族,在唐代倍受世人尊崇,也是出乎情理之中。

  唐代贵族的衰落

  然而,世间没有长盛不衰的事物。随着时事变迁,盛极一时的关陇贵族集团与素负盛名的老牌贵族,都不能逃脱走向衰落的命运。

  关陇贵族集团,“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进入唐高宗时期,关陇贵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曾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位,招致武则天忌恨。武则天掌权后,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一一逐出朝廷,流放到边远地区。“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陇贵族集团(包括李唐宗室)几经武则天排斥与清洗,逐渐远离权力中心。“迄至唐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遂完全破坏无遗。”(同上)关陇军事贵族,已然淡出历史舞台。

  同样,老牌贵族也招致最高当局的打压。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宰相李义府为其子向老牌贵族求婚遭到拒绝,便怀恨在心,故而唆使高宗发布诏书,限制名门贵族相互通婚:“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尽管如此,并不能禁止名门相互为婚。关键在于,“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资治通鉴·唐纪十六》)

  可见,那些老牌贵族并没屈服于皇权,依然恪守独立、矜持与自尊。与此同时,他们的傲然自尊也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同与羡慕。所以,皇帝的禁婚令,不仅没有让名门子女身价下跌,反而身价倍增。恰似现代某些书籍一旦划为禁书,反而更加吸引读者,悄然畅销,洛阳纸贵。

  不过,对老牌贵族冲击最大的乃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首创于隋炀帝,唐初沿用这一制度,作为选用官员的一种途径。武则天执政以后,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将进士科作为选用文官的主渠道。于是,大批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体制内任职,极大地改变了官员队伍的出身结构。“武后柄权,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成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之人民中,有虽工于文,但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一开始,习惯于门萌入仕的五姓贵族并不适应或不接受科举入仕方式,所以颇为“吃亏”。“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贵族也主动参与科举考试。如荥阳郑氏,盛唐时鲜有入朝为相者,而自中唐起连续出现了10多位宰相或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共有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仅有2人,中唐后则有8人。如范阳卢氏,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100人,这数字着实令人惊奇,因为唐代科举进士考试不仅是最难的,而且录取人数极少;《唐摭言》载:“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名门世家之所以重新崛起,除了他们渐渐适应科举制度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良好的家学教育

  总体看来,名门贵族在唐代始终引领风骚,颇受世人敬重,拥有大量粉丝。高宗、武后时宰相薛元超曾经感叹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娶上“五姓”中某个女子为妻。其实,薛家已属著名“关中四姓”(韦、裴、柳、薛)之一,也算是高级贵族,但仍然仰慕“五姓”顶级贵族。中晚唐时,唐文宗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他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郑覃却婉言谢绝,居然把孙女许配给仅为九品官的崔某。唐文宗碰了软钉子,感慨万千:“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中晚唐以后,地方节度使(藩镇)拥兵自重,形成军阀割据格局。军阀叛乱、黄巢造反,致使大唐王朝走向灭亡。从此,中国进入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一个极为黑暗的时代,“有枪便是草头王”,兵痞流氓轮流坐庄。整个社会彻底崩溃,文明大厦已然坍塌,一切依照丛林法则行事,杀人如切菜砍瓜。战乱使生灵涂炭,世家贵族也不能幸免。曾经显赫千年的“五姓”贵族招致沉重打击,不仅有大量人员伤亡,而且家园与产业均惨遭破坏,他们引以为傲的贯册谱系也流失或损毁。在这斯文扫地的时代,所有世家贵族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与庶民一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从此,中华大地再没有傲然独立的世家贵族群体存在。

  宋代以后,国家选用官员主渠道是科举制。科举制无疑是伟大的创举,它面向全社会招考人才,不问出身,只论水平。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与和谐。一分为二地看,科举制并非完美无缺,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局限于应该教育,禁锢人们的思想,不能塑造丰满的人格,更不能造就精神贵族。宋代距唐代不远,且宋太祖为后世统治者立下“不杀大臣”的遗训,故而宋代政治较为宽厚,虽然宋代精神风貌不及唐代恢弘大气,但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颇有士大夫节操。然而,到了明朝,皇权极为专制,大搞特务统治。如此条件下,经过科举制取士,虽然也产生一些真正的士大夫,但更多的是造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尽管熟读应试必备的孔孟圣贤书,但一旦进入仕途,就将圣贤之言置之脑后,一门心思追求升官发财。所以,这种应试教育多半是为了“稻粱谋”,容易造就伪君子真小人。有明一代,政治极不清明,皇帝大多“不似人君”,臣子也缺乏士大夫精神。从明代皇帝都被加上一大串神圣伟大的尊号来看,对皇帝的崇拜与吹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如此,就是皇帝所宠信的太监也会受到诸多大臣阿谀奉承,刻意讨好“权阉”的大臣在明代比比皆是。魏忠贤权倾一时,朝中大臣、封疆大吏纷纷向他献媚,为之歌功颂德,建立生祠。魏忠贤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欢呼九千岁;不少朝臣争相拜他为干爹,竟然以当“权阉”义子为荣。卑躬屈膝,厚颜无耻,达到如此地步,简直把天下读书人脸面都丢尽了。这种境况,在唐代真是不可想象。

  中华贵族从唐末五代走向衰败,终究是历史的悲哀。随着贵族世家的消散,贵族精神亦随之断流,永远失去传承。满清王朝建立之后,尽管也曾出现过“八旗”贵族,但他们与唐代以前的世家贵族不可同日而语。“八旗”贵族发迹于游牧部落,原本缺乏贵族文化底蕴,故而其子弟大多蜕变为纨绔子弟。随着岁月流逝,这些纨绔子弟逐渐丢失祖宗具有骁勇善战的气概,取而代之的是贪图享乐的习气,热衷于把玩鼻烟壶、斗蝈蝈而已。

  反观欧洲,其历史虽然不及中国悠久,但各国王室与贵族基本上延续不断。古代欧洲也有很多封建王国,但各国王权更迭主要在王室内部进行,很少出现别的家族改朝换代。即使发生政变或革命,皇室根基也未能彻底毁弃,尤其是那些有爵位与领地的贵族世代相传,故而形成贵族文化传统,其精髓即为贵族精神。

  欧洲贵族精神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骑士精神,二是独立精神与社会责任感。骑士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荣誉称号,是战斗、忠诚、正义、荣耀的象征。骑士精神是指“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及作为和谐、和平与安慰的光辉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中世纪骑士精神对现代欧洲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它后来转变为绅士风度,形成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的向往;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品质。独立精神,主要体现为不依附任何势力,保持人格独立,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盲从或屈服于外界的力量。社会责任感就是敢于担当,追求正义与文明。

  需要说明的是,贵族精神不仅不鄙视或排斥平民精神,而且包含深切的平等意识。英国大哲人培根、大诗人拜伦、雪莱、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出身贵族的精英,并没有站在贵族立场上思考,也没有追求贵族利益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意大利著名贵族美第奇家族,无疑为推动文艺复兴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得益于贵族的妥协,也只有英国这样富有绅士精神的国度,才能率先确立宪政文明。

  尽管东西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人性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唐代世家贵族与欧洲贵族在精神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最根本的是都具有独立人格、强烈自尊与高尚情操。唐代世家贵族之所以不仰慕权势,敢于平视或俯视李唐皇室,就是因为具有如此高贵的精神品格。世家贵族的存在,无疑为唐代社会树立了精神标杆,使得士大夫向往与追求贵族品位,力争使自身与门第变得更为高贵。世家贵族的存在,对皇权也是一种制衡,一种道德与荣誉上的软约束。所以,有唐一代,虽然皇室对世家贵族进行过打压,却未曾使用下三滥手段。原因在于,李唐皇室也珍惜自身贵族的荣誉,不愿以卑劣手段招致天下人不齿。武则天为了立威,曾经重用酷吏,运用下三滥手段打击政敌,一旦权力巩固之后,便抛弃了酷吏,使用正人君子治国。

  明代以后,随着专制统治日益深刻,贵族精神渐行渐远,乃至销声匿迹。虽然权贵阶层始终存在,但他们只有权力,而没有高贵。之所以被称为权贵,是社会缺乏精神信仰,只崇拜权力,只认为权力宝贵,只看到有权就有了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为了什么?做官,追逐权力。为了追逐权力,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毫无做人原则,毫无道德底线。明代权贵严嵩即为此类典型,他的飞黄腾达关键取决于他的投机取巧与卑鄙龌龊。专制统治毒化人心,有毒的土壤里,开不出健康的花朵。缺乏独立人格与自尊精神,即为人的精神缺钙,让人显现奴颜媚骨、寡廉鲜耻,君主会因此成为昏君、暴君,官员会成为因此贪官污吏,民众会因此成为愚民、暴民、刁民,而不能成为成熟的公民。如今流行一种说法,以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西式民主。此话颇有道理,原因是漫长的专制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与人格,不懂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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