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福煦的简介
斐迪南·福煦，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斐迪南福煦曾经长期担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个协约国的军队总司令，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军事家福煦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军事家福煦的简介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也译为“福熙”。1851年—1929年)，其父拿破仑·福煦，因崇拜拿破仑而命名。1881年晋升，在参谋部三局任职。1887年，福煦毕业于法国高等军事学院。1895年在高等军事学院读研究生。1896年-1900年任高等军事学院教授。1900年晋升。1908年-1911年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11年晋升，调任第13师师长。次年升任军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法军总参谋长，战争后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对协约国最终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8月获法国元帅军衔。1919年起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战后，获英国陆军元帅和波兰元帅，也是史上唯一一位拥有三个国家元帅头衔的人。著有《作战原则》等军事著作。
军事家福煦的生平简介
早年岁月
斐迪南·福煦在孩提时代，他常常听在大革命和帝国时期当过军官的外祖父讲拿破仑的故事。他从六岁起，开始阅读有关战斗故事的历史书籍，对军事问题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几所学校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后，1869年，他考入著名的麦茨地区的圣克里门耶稣会学院，为报考工艺专科学校作准备。在麦茨，他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的被围与投降。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奔赴家乡，报名入伍，但没赶上参加战斗。停战以后，他回到圣克里门，这时，麦茨已经成为德国的城市了。战败的悲痛与耻辱使他立下誓愿：入伍当兵，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
进攻精神
两年之后，福煦从工艺专科学校毕业，进入炮兵学校成为教官。短期内，成为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还是一个老练纯熟的骑手，很快被吸收进巴黎炮兵委员会。 1883年，福煦同布瑞泰妮结婚。在那个时代里，同辈的军官们大都热衷于参加殖民地的战争，以追求职务与军衔的升迁，而他却置身于研究和思考之中。他仔细考察历史上伟人们的生平，寻求和弄清作为一个指挥员的职责和要素，培养解决种种难题的能力。1885年，他被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1891年调陆军总参谋部三局任职，晋升。不久，又入高等军事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讲授战略课。1894年任教授，1901年福煦返回军队。1903年升任团长。1905年调任第五军参谋长。1907年晋升准将并调回总参谋部。1908年，他晋升准将，同时被克列孟梭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在该学院的25年中，他一直在研究和教授军事理论，不仅为法国培养了整整一代军官，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进攻学说：进攻是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获得胜利的唯一途径，即使濒于失败也不要放弃进攻。这个原则的关键是“意志”和“思考”。关于意志，他曾这样说过：“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简言之，“胜利即意志”，“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而思考，就是根据不断改变着的情况随机应变，而不应事先制定一份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福煦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军事思想在法国军事界一直占统治地位。法国总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它的信徒，以作战处处长朗格梅松为典型代表，甚至总参谋长兼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霞飞也深受它的影响。总参谋部1913年5月通过的霞飞的“十七号计划”，10月法国政府颁布的《野战条例》，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1911年，福煦离开军事学院，升任第十三师师长，1913年8月，出任第二十军军长，坐镇南锡，守卫着洛林前线。
一战期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遵照实行十七号计划的霞飞的第一号命令，法军右翼的第一、二集团军于 14日向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动进攻，福煦兵团是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攻到莫朗日后，德军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玛利亚·柳特波德·斐迪南的第六集团军开始反攻，法军整个右翼和左翼一样，在德军的猛烈打击下败退。8月21日，福煦回到南锡，对第二集团军司令德卡锡特尔诺撤离南锡的打算进行抗争，坚信最好的防御就是反攻。这一主张被接受后，他看准机会，于8月25日对气势汹汹的德军进行反击，一举收复三个城镇和十英里的国土，稳住了法军右翼的战线并实施了熟练的撤退。福煦在这一战斗中名声大震，成为法军的中流砥柱。
边境战役后，法军的左翼在德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8月28日，撤退中的法军在中部出现“缺口”，情况危急。为了避免被德军包抄，福煦受命来到左翼，指挥一个新建的特别部队，填补缺口。不久，这支特别部队成为法国的第九集团军。9月上旬，法军在连续退却之后，终于在马恩河地区开始反攻了。孤军深入的德国第一集团军，受到了英法部队的夹击。福煦的第九集团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坚决顶住了前来增援的德第三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左翼，保证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他在给约瑟夫·霞飞的电报中说，我的左翼在撤退，我的右翼在撤退，我的正面受到敌军的猛攻，好极了，我正在进攻。接到电报的法军官兵无不动容。德军的速胜战略遭到破产后，便乘联军立足未稳，于10月发动了伊普尔战役，企图占领法国北海岸，切断英军与法军的联系。联军在这里的兵力单薄，防线面临被突破的危险。福煦再次被霞飞作为特别应急人派到那里，指挥法国的北部方面军和协调那里的英、法、比军。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联军的防线终于巩固下来了。
1915年他升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并负责协调联军作战。虽然他不欣赏英军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的进攻计划，但仍然率法军参加了1916年11月的索姆河会战，这时，运动战已经过去，作战被迫转入阵地战。福煦的进攻战法遇到了问题，所部损失惨重，12月12日，在霞飞被撤职以后，他作为霞飞的亲密助手被贬到了“军事研究中心”任主任，负责协调同盟国的协作问题。不过这次贬官对于法国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使福煦赢得了所有盟国的信任。
联军司令
1917年5月继承霞飞当总司令的尼维尔发动了著名的尼韦尔的进攻，，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也遭到了彻底失败，1917年5月15日，亨利·菲利浦·贝当取代内维尔任总司令，福煦在老虎乔治·克列孟梭支持下，在巴黎接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位也使他充当着联军顾问的角色。当时，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处于分散指挥、各树一帜的局面;它们在战斗中既相互依赖，又龃龉不绝。福煦指出，这种状态若不改变，一旦遭到德军猛攻，每方各虑安危，联军防线将在顷刻垮掉。因此，他竭力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联军司令部，但遭到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列孟梭的断然拒绝。
配合不力使联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1917年10月，独当一面的意大利军队在德奥的猛攻下，于卡波雷托遭到惨败，直退到塔里亚蒙河，英法对此大为震惊，慌忙派军支援，福煦亲赴前线，同意大利人协调英法各师的行动计划。为了挽救战局，英、法、意首脑和美国总统特使于11月7日在拉巴洛召开高级紧急会议，组成以福煦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处理紧迫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但仍没有指挥和调动军队的权力。意大利战线稳住刚过三个月，德军又向松姆河地区的英军发动猛攻。 1918年3月21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发动了最后的突袭。德军迅速突破了英法联军的数道防线，兵锋直指巴黎。严峻的形式使英法两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黑格和亨利·菲利浦·贝当发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黑格要求加强北翼，保住通往英国的出海口，而贝当要求保卫巴黎。因此，撤退中的英法军队之间迅速出现了一个50英里宽的大缺口，情况变的极其严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马上建议请福煦协调联军作战，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约瑟夫·潘兴也马上表示了赞同。1918年4月14日，福煦在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就任协约国盟军总司令。5月2日，这个权力扩大到意大利战线。至此，联军指挥权完全统一，为协约国迅速走向全面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福煦就任西线联军最高统帅后，很好地协调了联军间的行动，使之融为一体，顶住了德军从4月9日开始的四次进攻，德军伤亡达80万。之后，德军力量耗尽，丧失了进攻能力，轮到福煦采取行动了。 首先，福煦把矛头对准德军防线的三个突出地带：马恩河、亚眠和圣米耶尔。他认为，拔下这三颗钉子，德军的防线就会崩溃，对联军的最后威胁也就消除了，同时还为大反攻扫清了道路。7月18日，以法军为主力的联军开始向马恩河地区德军的环形防线发动进攻。8月6日，战斗胜利结束，德军退过了维尔河和埃纳河，再也威胁不到巴黎了。为此，福煦被法国政府授予元帅衔。两天后，由英军担任主攻，很快结束了亚眠战役，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称这一天为“德军最黑暗的日子”。但德军的悲剧并未结束，9月12日开始，美军用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又在圣米耶尔战役中获胜。
这时，协约国军队既占有人力优势，又掌握着充分的主动。福煦不给德军以喘息的机会，毫不迟疑地发动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以夺取包括奥尔努瓦和梅济埃尔两个重要交通枢纽的狭长地带，截断德军的退路。德军在这块生死攸关的地方修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福煦动用了220个师(其中60个后备师)。他的口号是“人人作战”。战斗从9月26日开始，两天后兴登堡防线即全面崩溃。德军开始从几乎全部的法国领土和部分比利时领土上撤出，战斗转化为激烈的后卫战。到10月底，德军再也打不下去了。德国的盟国一个接着一个垮台，国内政局激烈动荡，很快爆发革命。
军事家福煦的社会评价
福煦具有超凡的军事协同组织能力，他成功地指挥英法美等协约国部队取得了对德国最后决战的胜利，也为未来战争中多国联合部队的统率、组织和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虽然他因崇尚进攻而受到批判，但正如他在1914年8月在阿登河磨朗日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最后胜利中所显示的那样，他的理论并非如此简单，他在战后的书籍中表示，制定17号计划的朗格梅松误解了他的精神。另一方面，福煦则以顽固坚持反苏政策和复仇主义而遭到历史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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