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川居士苏过的简介

时间：2017-04-25 10:58:02 炜基15由分享

　　苏过北宋文学家，苏轼第三子，时称为小坡。苏过诗中的怀人之作，情真意切，哀而不伤。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斜川居士苏过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斜川居士苏过的简介

　　苏过(1072年-1123年)，字叔党，号斜川居士，眉州眉山(属四川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苏轼第三子，时称为小坡。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苏过应礼部试，未第;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谪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贬谪到儋州，两次贬谪，苏过都追随父亲。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随父北归。苏轼去世后，苏过与叔父苏辙一起居住在颍昌(河南许昌)，营湖阴地数亩，名为小斜川。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苏过为监太原税;五年(1115年)，为知郾城;宣和五年，为通判定州，公元1123年苏过去世享年51岁，逝后葬于河南郏县。

　　斜川居士苏过的生平简介

　　苏过为苏轼前妻王弗堂妹王闰之所生。苏过从小到三十岁前，几乎都生活在苏轼身边，在父亲精心教育和培养下，不仅能诗能文，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且大有乃父之风，故时人以“小坡”誉之。他是“三苏”之后，子弟中最承家风者;而在他们三弟兄中，又以苏过的才华和文学艺术成就最为突出，所以又有“苏氏三虎，季虎最怒”之说。指的就是苏过文章、书法笔力遒劲，气势不凡。在文化精神方面，苏过秉承父亲的遗风，兼采儒、道、释诸家之自由思想，形成了比苏轼更为纯粹的自由人生哲学。他以自己的出处行藏和诗文作品，铨释了宋代文化、文人中那种既缘于历代自由文化传统，又独具宋人兼容而通达、内省而广大的风神韵致和使用价值的精神体系——“斜川之志”。

　　苏过的童年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移知湖州，不久便发生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中旬被押抵汴京，囚禁在御史台所属的监狱中。这年苏过年仅七岁，大哥苏迈随父到京城照顾父亲，他则同二哥苏迨留在湖州母亲身边。父亲蒙冤受屈的痛苦，人们歧视的目光，以及亲友冷落的态度，使年幼的苏过遭受心灵上的沉重打击，感到仕宦的艰险和人情世态的炎凉。几个月后父亲被释，贬谪黄州。在黄州，父亲微薄的薪俸难于养家糊口，加之生活环境不好，甚至还要靠苏轼亲自下地种菜，来补贴和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使童年的苏过和家人常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这就培养了他后来淡泊宁静、安于贫贱的的性格和人生哲学。元祐元年(1086年)神宗驾崩后，哲宗新立，高太后垂帘听政，熙宁、元丰年间受打击的人相继起复并受到重用。父亲也奉调京城，先任中书舍人，后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叔父苏辙也在京中任要职。苏过后来在回忆京城生活的《冬夜怀诸兄弟》一诗中写道：“忆昔居大梁，共结慈明吕。晨窗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记述了他和叔伯兄弟一起，早起晚睡，共同读书习文的愉快情景。然而这种童年不可多得的安定和乐生活，仅持续了四年时间，不得不因父亲受到政敌打压，被迫离京出知杭州而中断。

　　父亲苏轼一生可谓多灾多难，宗派斗争和文字狱使他受尽折磨。他才高名大，交游广，徒众多，因此政敌们不会轻易放过他。自乌台诗案之后，他又多次遇险遭祸，最后一贬再贬，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去世。苏过总是陪伴着被贬谪的父亲而长途跋涉，乃至万里投荒。他悉心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聆听父亲的教诲，并时时安慰父亲痛苦的心灵，因此常常受到苏轼的嘉许。绍圣元年(1094年)，苏过随父初到广东惠州时，写有一首《和大人游罗浮山》的诗：“海涯莫惊万里远，山下幸足五亩耕。人生露电非虚话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结茅愿为麋鹿友，无心坐伏豺虎狞。”诗中充满了对含冤受屈父亲的安慰之情，在艰辛的耕读生活中，只要他学道有成，利禄富贵视若“敝屣”、“露电”。正好表现了时年二十二岁的苏过，其甘于淡泊、不求富贵的旷达思想。惠州三年的谪居生活，对苏氏父子来说是十分艰苦的，这几年苏过主要过的是侍养父亲的耕读生活。苏轼有诗云：“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并写诗赞之，说苏过有奇志，其《凌云赋》笔势如《离骚》。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贬海南岛儋耳县，苏过把妻儿留在惠州白鹤新居与兄嫂住在一起，独自挑着书担随父亲，更为荒僻的的海南儋州，与语言不通、习俗相异的黎族人杂居。在海南的三年间，苏过除了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外，也像在惠州时一样，在东坡的指点下，读书作文，从未间断。而更可贵的是，他注意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活，了解民间疾苦，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文。如他写的《怀惠许兄弟》诗，记述了海南当地的风土人情，还特别提到了与当地人民的友情：“椰酒醍醐白，银皮琥珀红。伧狞醉野獠，绝倒共邻翁。莳芋人人送，囷庖日日丰。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丛。海疍羞蚶蛤，园奴馈韭菘。槟榔代茗饮，吉贝御霜风……”岭海七年，苏轼父子以读书、著述、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苏轼在海南“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食芋饮水，以著书为乐。”苏过在儋作《志隐》，深得苏轼嘉赏。四十五岁时又作《〈志隐〉跋》，说《志隐》为“效昔人《解嘲》、《宾戏》”之作。“昔人”指的是杨雄、班固。可见苏氏父子所效之人，皆以文化自守，以著述为业者。岭海时期，年轻的苏过读书不辍。苏轼《与徐得之》云：“儿子过颇了事，寝食之余，百不知管，亦颇力学长进也”。又《和陶渊明园田居诗》引曰：“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诗》六首，乃悉次其韵”。读、和陶诗，是苏轼父子谪居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又《与程秀才》书云：“儿子到此(儋)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苏过《借书》诗也记述了以客主问答的形式，揭示了将终老海南、不图仕进的主旨。此事：“借书如借田，主以岁月计。常恐遗地力，敢有不敛穧?便便五经腹，三冬良可继。倘有愧寸阴，得无讥没世”。借读而整部抄写，可见其勤奋。观其笔记《书田布传后》、《书周亚夫传后》、《萧何论》、《记交趾进异兽状》、《书二李传后》、《读楚语》、《书张骞传后》、《东交门箴》等文，更知其读书之精深。谪处蛮荒之地而如此勤学，乃知文化何以钟于苏门矣。据朱弁《曲洧旧闻》载，苏过读《南史》，东坡卧而听之，因论粪土因人而贵贱之理。此亦当为居儋之事。苏轼《与元老侄孙》书云：“海外亦粗为书籍，六郎不废学”。又据《苏过墓志铭》载，苏轼命过作《孔子弟子别传》，可见苏轼谪居教子之一斑。苏过到海南的次年所写《志隐》一赋，以客主问答的形式，揭示了将终老海南、不图仕进的主旨。作者假客人之口，描绘了海南环境之恶劣，劝说主人正当年轻有为之际，应力图仕进，做钟鸣鼎食之谋。而主人则列举仕途的艰险，极力描绘海南山川秀丽，物阜民淳。不难看出苏过已和父亲一样，已深深爱上美丽富饶的海南岛，正如苏轼诗所言：“海南万古是吾乡”啊!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遇赦北归，次年六月父子二人回到常州，历尽沧桑，万里归来仅月余，父亲便溘然长逝，自然令苏过兄弟伤痛不已。次年，苏过兄弟迁葬父亲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郏城县小峨眉山，苏轼遗言有云：“尝爱郏山形胜类其乡，遂有终焉之志”。他选中小峨眉作为葬地主要是因为此处似家乡峨眉的缘故。为了看守父亲坟墓，苏过便移家汝州，从此长住在那里。苏过于父丧期满后，本可再图仕进，但当时蔡京当权，不准元祐旧臣子弟在京城任职，纵有盖世才华，也不为朝廷所用。后来虽于四十一岁时，做过太原府监税;四十五岁时做过颍昌府郾城知县，终因党禁关系而被罢免。苏过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三度出仕，实则两次为官共七载。而不论在官还是居家，都不曾改变厌仕而慕陶的情怀。这是颇具宋人特色的精神现象：厌仕而不弃，学陶而不隐。既要吃饮，又要安顿心灵。宋人学陶主要是学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脱平淡的处世情怀，任真率性的生活态度，“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风。这或许与宋人儒、道、释兼融的文化态度有关。苏过晚年回到颍昌，“营造湖阴水竹可供玩赏者数亩”，这年为宣和辛丑年(1122年)，苏过50岁，恰好与陶渊明居斜川时同一甲子。故将家居之地命名为小斜川。苏过受父亲《和陶诗》的影响，十分仰慕陶渊明，故号斜川居士，以明其志。他在《小斜川诗序》中写道：“予近卜筑城西鸭不陂之西，依层城，绕流水，结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读渊明……畸穷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略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叹兹事，取其诗和之。”从此便过起诗酒自娱、耕读课子的隐居生活来。而这种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却非常短暂。后曾出任代理河北定州通判，任期仅半年时间，宣和五年(1123年)即病逝于行道中享年51岁。苏过安葬于河南郏县东坡墓地之东南，晁补之为之作墓志铭。

　　斜川居士苏过的评价

　　苏过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隐》赋，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他在惠、儋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因为庄与释是他终生的精神伴侣啊。苏过的赋除《志隐》外，《思子台赋》和《飓风赋》，已早行于世。《思子台赋》系就汉武帝错杀太子据，后又作“归来望思之台”以级寄哀思一事加以评论铺叙而成。赋中对汉武帝的多忌、暴戾、嗜杀，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挞伐，许多大臣“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并上至秦皇，下及晋惠，他们三人“皆信谗而杀子，匿奸而败国，各筑台以寄哀，信同名而齐实。”这是一篇历史评论方面的赋，颇负盛名。另一篇《飓风赋》，绍圣二年作于惠州，因飓风而论“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的相对之理，借大鹏以示不忧不惧之意。作品描写海域飓风的发生、发展、结束等几个阶段的景象。写飓风的先兆是“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接写飓风初来之迅疾;既而写飓风来势异常凶猛;再写飓风去后人民修墙补屋，相互慰勉;而飓风停止后则是“山林寂然，水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广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事后，回顾当时的惊惧失措，又自我解嘲说：“均大块之癔气，奚巨细之足辩，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而赋的重点则在飓风正盛的部分，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形象是辞藻，众多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写，表现了飓风声势之大，威力之猛，其夸张铺叙手法，并不亚于汉赋。

　　苏过的散文写得很好，保存至今的有百余篇。其中的史评史论，彰显了苏过的才气和独到的见解。《萧何论》针对“萧何请以上林苑以与民，高祖大怒而械系之，以付廷尉”一事进行评论，认为刘邦疑忌萧何，真正的原因是萧何智大功高，怕其名望超过自己不好驾驭，“有可疑之势”。就找个借口，把这位开国功臣、治国良相“械系之廷尉”。苏过由此慨叹“功臣之难，自古而然”。文章引用充分的论据，笔酣墨饱，说服力极强。《书周亚夫传》，列举事实说明亚夫逊而能文，任重道远，可谓“真宰相”。“人能轻千金之躯，以任天下之重，祸福不惧，生死不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苏过的传记散文《王元直墓碑》，写其舅父王元直的生世经历，为我没娓娓道来，情真意挚，感人至深。苏氏父子在海南时，常与黎族同胞同饮共醉，并接受他们的馈赠，和睦相处。因为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苏过对当权者所采取的一味镇压、盘剥当地少数民族的政策十分反感，写了一份长达二千余字的《论海南黎事书》。在这份时事政论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自治”的说法：“为执事计者，上策莫如自治。当饬有司严约束，市黎人物而不与其直者，岁倍偿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赂者，不以常制论，而守令不举者，部使者按之……”明确主张朝廷应严禁官吏刻剥黎族同胞，惩办那些贪赂行奸、残民自肥的地方官吏，让其实行自治，自我管束。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篇论及海南黎族政策的文章。这与苏东坡所主张的“汉黎一家”的进步民族观一脉相承。东坡诗：“咨尔黎汉，均是一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民族平等观念，并盛赞黎族同胞：“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父子二人以平等的姿态观察民族问题，提出了封建时代十分难能可贵的“抚黎”政策。

　　苏过有诗文集《斜川集》传世，据《宋史》记载有二十卷，经“靖康之难”，至南宋已散佚过半，十分可惜，现仅存六卷。四川眉山人为纪念三苏父子，对苏过的德操和文学成就不能忘怀，故于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镂版《三苏全集》。该雕版实际上包括苏过的《斜川集》残卷三册六卷，其中遗诗五十三首、文十五篇。三苏祠今存有一九九六年版、舒大刚等编著的《斜川集》10卷。眉山试院(今苏祠中学)大门前有对副联：“千载诗书城，坐修竹林中，尽饶佳士;四贤桑梓地，问斜川集后，谁嗣高文?”用此联激励眉山仕子。其中“四贤”，即指三苏父子和苏过，该联现悬挂于三苏祠西大门。苏过生不逢时，未能很好第发展自己的才华，后人深为之惋惜。清人赵怀玉在《校刻斜川集序》中说：“……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之下。惜乎身处末流，仕又再黜，坎坷道死，不获措其蕴于天下，是则才人之不幸夫!”然而即使如此，在宋代，苏过仍不失位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就非常推崇苏过的诗文，只不过他的文学成就，已被父辈辉煌的光芒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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