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历史事件介绍_洋务运动的历史事件背景
洋务运动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它不仅仅决定了清王朝命运的走向,更影响着近代中国国家体制转变的方向。今天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事件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1861年至1894年)，又称自强运动，是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
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因为清军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沉重打击了清廷的信心，洋务运动黯然收场。
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历史背景
国内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图强。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国际背景
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洋务运动的洋务特征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
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能够落实。“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但无论如何，“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
以富国强兵为中心
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更何况，他们还从几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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