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论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面临好莱坞电影市场的强大冲击和国内市场体制改革的多重压力，历经艰辛，喷涌而出。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电影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电影论文篇1

　　试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

　　法律题材影片的出现将法律与电影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密切 联系起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律的全新视角,并引发我们用法律的方式思考社会问题。但遗憾的是,法律题材电影没有引起电影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目前,有关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研究是零星的,局限于个别学者对某部影片所写的影评,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述。研究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对丰富电影学理论,促进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历史发展

　　法律电影通常是以司法案件为题材的影片,通过情节的不断展开,来反映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进而表达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时至今日,中国内地已经上映20多部法律电影,大致描绘出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轨迹,代表着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现状。

　　(一)法律电影的发展脉络

　　把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历史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萌芽时期(1980年以前)

　　这一时期影片有《肉券》(1927年)、《十五贯》(1956年)、《胭脂》(1980年)。《肉券》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最受推崇的作品《威尼斯商人》改编而成的黑白无声电影,处于中国电影史上的“影戏”时期,其创作风格符合初期中国电影创作的主流。影片中女律师鲍绮霞成为整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在法庭上展示了她的睿智与高超的诉讼技巧,有人称赞“她可谓是早期女律师的典范”[1](P181)。《十五贯》原为昆曲的代表性作品,是昆剧史上里程碑式的名剧。1956年,当时中国正值肃反运动,主观主义十分严重,《十五贯》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染力而被摄制成彩色戏曲 艺术影片加以推广。《胭脂》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古装故事片,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这部电影反映了““””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事件。《胭脂》同《十五贯》一样,在叙事上都是以平反冤案为中心,涉及传统司法中的审判制度、证据制度与刑讯逼供等问题,深刻地揭露了专横武断、不讲事实与证据、大搞刑讯逼供的昏官形象与官僚作风,对刚直不阿、挺身护法、为民请命的清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树立了崇尚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主题思想。这两部影片在其上映的时代对公安、司法 工作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尽管上述三部电影的题材均为法律案件,但是就其创作目的而言,电影制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为了摄制法律题材的电影,也绝不会想到后人在研究时会把这些影片作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开端与源头。然而,这三部影片在客观上开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先河。

　　2.创建时期(1980年—1992年)

　　““””时期,中国的民主法制被肆意地破坏和践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真正进入其繁荣发展时期。在电影业上,电影制作者开始选择以法律题材作为创作方向。《法庭内外》(1980年)、《检察官》(1980年)、《第十个弹孔》(1980年)、《见习律师》(1982年)、《被控告的人》(1983年)、《少年犯》(1985年)、《延期审判》(1992年)的成功摄制,实现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自觉创建。

　　这些影片将代表法律 职业形象和执法形象的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作为正面且主要的形象搬上了电影银幕,触及现实弊病,以尖锐的方式提出并回答了“权大还是法大”、“法与情冲突的解决方式”等富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争议话题。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法制建设出现了一个新气象,也表明中国建设法制社会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需要法律职业群体为此进行艰巨的奋斗,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少年犯》是内地法律电影发展史上第一部普法电影,以纪实的风格逼真地再现了少年犯服刑、改造的生活,揭示了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根源,呼吁家长和全社会对青少年 教育的责任,被时人誉为“寓教于哭”的影片。

　　3.发展变革时期(1992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通过各种立法和 实践逐渐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反映现实、改造现实的法律电影也进入了一个多产时期,出现了《秋菊打官司》(1992年)、《被告山杠爷》(1994年)、《律师与囚犯》(1996年)、《激情辩护》(1997年)、《法官妈妈》(2001年)、《刮痧》(2002年)、《东京审判》(2006年)、《马背上的法庭》(2006年)、《真水无香》(2006年)、《大道如天》(2006年)、《女检察官》(2007年)、《远山》(2007年)等法律影片。其中,《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马背上的法庭》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现代司法制度在农村推进的艰难与缓慢;《律师与囚犯》、《激情辩护》、《法官妈妈》、《真水无香》、《大道如天》、《女检察官》、《远山》将新时期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做正面宣传,展现了他们恪尽职守、践行法律正义的高尚道德情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超强的现实意义;《刮痧》反衬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东京审判》以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尊严,该部影片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一部有关军事审判的法律电影。

　　(二)法律电影的题材类型与特点

　　纵观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史,法律题材影片可以分为:(1)古装影片,如《十五贯》、《胭脂》;(2)法庭影片,如《东京审判》、《激情辩护》;(3)主旋律影片,如《法庭内外》、《检察官》、《延期审判》、《法官妈妈》、《真水无香》、《女检察官》、《远山》等,占据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绝大部分,成为主流题材;(4)农村法律题材影片,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马背上的法庭》,就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三部影片可算得上是上乘之作,也最为人们所熟知;(5)法制教育影片,如《少年犯》;(6)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影片,如《刮痧》。

　　基于特殊的历史 环境,中国法律电影在其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摄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顺应了法治社会的发展需求。萌芽时期法律电影的产生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而创建时期之后的法律电影创作是自觉的,与中国社会法制发展的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其二,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目前形成了以主旋律影片为主导,农村题材影片突出,其他题材影片并存的格局。主旋律电影是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主流,突出其意识形态功能与 政治性,以树立模范典型的形式反映时代的要求。这导致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一直以来就缺乏创新,也使得中国内地法律题材影片关注的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法律本身,缺乏真正引人入胜的法律故事与敬畏规则的法律精神。[2]其三,中国法律电影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电影创作主流趋势的深刻影响。由于中国是以 农业为主的国家,对农村的描述和对农民的刻画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因此,农村题材电影在当代中国本土电影创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3](P239)为此,1992年之后,农村题材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创作对象之一。其四,与美国相比,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法庭片十分不发达。在美国法律电影中,法庭片是一种广受欢迎的电影类型,代表着法律电影的主流。美国独特的抗辩式诉讼的庭审模式,决定了“法庭审判本身的冲突性与刺激性,它具有较之其他片种更紧张和更具张力的可能性,因而具备较强的可观赏性”[4](P111)。相反,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中的法庭片却寥寥无几。《东京审判》也并没有在法庭审判过程上下大工夫,却把重点放在了对中国法官梅汝?的形象塑造上,与美国影片《纽伦堡审判》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二、中国内地法律电影视阈下的法律 文化

　　“任何一种法律或法律现象,都是特定 社会的文化在法律这种现象上的反映。”[5](P75)法律文化是法律电影的灵魂。从时下流行的中国内地法律电影来看,一方面,主旋律影片一脉相承,直接传达了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体现了主导文化在法律电影中的表达;另一方面,非主流影片与中国乡土社会的司法审判、纠纷解决方式以及中西方法律文化冲突密切结合在一起,藉此表达了中国在推进法治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呈现出鲜明的大众法律文化的特性。

　　(一)主旋律影片与主导法律文化

　　主导文化是国家领导集团倡导的文化,它生产并再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目前,主导文化是中国最有力、在文化和行政领域资源最丰富而且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6](P6)一个国家的主导文化的强势话语地位和霸主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靠体制力量充分保证而得以具体实施,它对生成一国的文化认同,培育文化 心理,强化文化意识具有主导性作用。在中国电影领域,“影以载政”是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电影文本具有对社会文化、时代背景和民族精神指涉的自觉功能”[7](P233)。由于历史的惯性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特点,主旋律电影在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对法律 职业形象的典型塑造,让主导文化在法律电影中成功地得以表达。

　　《法庭内外》、《检察官》、《法官妈妈》、《真水无香》、《女检察官》、《远山》等主旋律影片严肃而虔诚地表现了法律职业群体献身法治、追求真理的崇高态度和道德操守,这种精神支配并主导了国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对中国主导法律文化的建构和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职业形象的宣传对社会的法律 实践有很大的指引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职业阶层的法律文化有可能由观念形态演变为制度形态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为社会创造出符合法律职业利益和要求的行为准则,从而生成人们对法律职业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

　　主旋律影片都是从特定的角度 总结并表述了主导法律文化的精神风貌和形式特质。以影片《真水无香》为例,该片作为中国法官文化的直观载体,反映了在法治传统薄弱、法律信仰相对缺失的现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官。影片既为我们提出了法官无法回避的现实的裁判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法官要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对法律负责。其次,法官要兼顾情理,对社会负责。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既要充分尊重法律,也要考虑中国的国情,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后,法官应该寻求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平衡点,充分发挥调解的重要作用。可见,主导法律文化关注社会生活实际,体现了时代发展和时代精神,适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二)非主流影片与大众法律文化

　　法律存在的最理想境界就是人们对法律产生信仰。正如美国当代 法学家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就中国普通大众而言,“法律的‘公开文本’并不一定能够表达民间社会百姓大众的真实思想,即百姓大众的法律实践或许另有一种逻辑和风格。对他们来说,在法律上公开宣告什么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常生活展现出来的实际利益可能更有价值”[8](P206)。《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和《马背上的法庭》真实地再现了百姓对待法律的态度,为我们分析中国大众法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三部影片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反映了普通百姓面对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运作的“法治秩序”之间强烈冲突时所感到的困惑与无所适从,反映了乡村治理模式从人治向法治模式转变的艰难与复杂。“老百姓虽然基本具备了进行法治的观念与行为,但是旧的习俗、传统、公约还在制约着法治化进程。”[9](P29)在中国农村,现代司法体制仍在颠簸中缓慢前行。时至今日,乡村 管理中“人情”与“法理”的博弈与平衡,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共性问题。普通老百姓对法律本身的陌生与困惑,不应该仅仅用老百姓的耻讼与厌讼来解释,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家施于农村的法律,未必就都一定契合了农村的实际,国家法的运作在许多方面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村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尤其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律与乡土生活的难以契合表现就更为突出”[10](P172)。

　　如果说上述三部农村题材影片反映的是国家法“下乡”后的尴尬,那么《刮痧》则表现了处于异国他乡的中国人面对西方法治理念时的困惑。《刮痧》从法律的视角切入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影片中,在法庭上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刮痧仅仅因为不能被证明是一种中医治疗方法而被认为是虐待,就连父亲为了给朋友“面子”打了孩子也被认为是有暴力倾向,这些文化差异令影片人物许大同不解和不安。这展现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遭遇西方现代法治理念时,双方难以协调的一面,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之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完全仿效西方是行不通的。

　　上述四部影片,敏锐地捕捉到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时代问题,其传达的意义代表着中国现代法治的生成与流变,表达了电影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冷峻思考。但遗憾的是,这些出色的电影产出得过少,还不能代表中国法律电影的方向。

　　三、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缺失与诉求

　　与美国发达的法律电影市场相比,中国内地的法律题材影片实在太少。在中国内地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法律电影一直都处于弱势,呈现出一种整体疲软、局部亢奋的状态,没有形成规模,并得以充分地发展。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畸形发展的原因在于:其一,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中国内地法律影片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文化的存在状况。中国法律自产生之日起,就是靠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使公众对其产生敬畏感,这导致公众很难对法律产生神圣的情感与依赖。同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矩行事,培育了人们“和为贵”、“忍为上”的心态,社会缺乏普遍的正义追求。正因为如此,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缺乏肥沃的土壤。其二,成文法传统使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丧失优势。

　　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以成文法典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基础。成文法固然有精确严格、毫不含糊的好处,但是与判例法相比,成文法留给电影 艺术家的创作空间较小,不利于自由发挥,因而很难创作出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这导致中国内地一直以来根本无法拍摄足以代表成熟法治形象的法庭大片。其三,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和影响,使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主流过多地强调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目前,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基本仍是“一刀切”的方式,对电影的审查采用统一的规范和标准,限制了法律电影发展多种类型的可能性,法律电影首先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其四,“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电影工业还没有形成在法律领域中寻找核心主题的自觉,电影界在整体上欠缺足够的成熟来捕捉和把握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法律领域里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能够反映这些问题的银幕形象。”[11]

　　电影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法律电影不仅要对世态民生作出负责任的阐释,而且应该反馈于社会,干预社会,影响普通人的价值观念。当前,“中国正处于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电影在法律领域内所面临的主题和任务,不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法庭以及支撑其运作的成熟法治,而是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惑和那些在困惑中艰难跋涉的身影。中国法律电影要想有所成就,就不能脱离这个主题,就必须直面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变迁”[11]。因此,我们期待,电影界在追求主旋律法律影片开拓创新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秋菊、老冯和许大同,并逐渐形成规模,把中国人和中国法律人在时代转型中的跋涉与思考搬上银幕。这应该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未来发展的重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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