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2)
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
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篇4
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摘要】 同志强调：“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逐步适应和习惯当下中国的新常态，迅速调整思路，调整眼界，调整定位。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应是理性选择，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创新成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人类社会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这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时期。
【关键词】 新常态 中国经济 发展
一、经济“新常态”的“新情况”
2014年4月25日，春意渐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10多天后，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新常态”的提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要知道，同志提出这一重大理论概念是源于以下两种极为重要的新情况。
第一种新情况是，随着客观世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导致的一种势必至此的新常态，这是需要我们用平常心态去认真看待和对待的。正如同志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今年7月，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重申，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第二种新情况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按照党的报告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8条基本要求，在近两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攻坚克难，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带来一系列充满希望的新变化，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由此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可以说，这样的新局面，是由锐意进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营造的一种趋势性的新常态。对此，同样需要我们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认真看待和对待。
“新常态”总体上源于上述两种新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权威的依据，就是《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书上指出的我国现今存在的新成就、新风气、新局面和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实际上既是党的以后这两年形成的各方面工作新常态的重要体现，也是形成新常态的背景和条件。
二、经济“新常态”在我国的发展机遇
经济新常态下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机遇之改革与调整。近些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促使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就是改革和调整。而“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就是这种改革与调整共识的形成。
第二，机遇之构建“大国经济效应”。我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首先，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其次，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再次，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机遇之构建多元增长极。虽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机遇之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我国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机遇之“中国创新”的转型。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R&D经费支出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迈入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这些都说明 “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
第六，机遇之“大升级”。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首先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其次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机遇之全球开放。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带给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
三、从“中国事件”看我国对“新常态”经济的应对
同志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作为典型的“中国事件”，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提出，不难看出“创新正在成为改变中国经济游戏规则的力量，”德赖斯代尔说，“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而这几乎是一场未被注意的革命。”
总结上文阐述，在真正面对“将要改变中国经济游戏规则”的“新常态”经济时，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发挥创新优势呢?
第一，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那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
第二，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中国通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
第三，要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两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
第四，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第五，上文中提到“人类经济发展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所以要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显现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由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要转到一个集约型、质量型来进行发展，这就是经济“新常态”和经济旧常态的差别。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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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篇5
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以中国的储蓄为根本出发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结合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最后从杠杆率、债务水平、利率等方面分析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并提出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经济的“过去式”
要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首先不妨描述一下它的“过去式”。中国经济的“过去式”可以理解为是2007年以前的状态，总体来讲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二是通货膨胀率很低;三是资产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存在。理解这一现象以及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诸多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高储蓄。如果假定中国储蓄给定的话，实际上使用方式只有三种：第一是形成境内有形资产，第二是形成境外有形资产，第三是形成境外金融资产。因此，在给定储蓄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三种资产类别中分配的问题。
在境内，储蓄自然会形成境内有形资产。中国的高储蓄造成了较高的境内有形资产，也就是较高的投资水平，而高投资会形成高增长，但是在中国高经济增长伴随的不是相对较高的通胀而是相对较低的通胀，这与经济学经典教科书上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来考虑，当投资扩张时，总需求曲线向右发生移动，自然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但投资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产能扩张，总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这一点是中国经济跟其他成熟经济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正是由于总供给的快速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的相对较低的通胀。所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假定总供给曲线是不变的，甚至是垂直的，即使是在中短期。
关于另外两类资产，虽然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直鼓励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获得境外有形资产的难度较大，所以储蓄更多地体现在境外金融资产上。在外汇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集中体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这从国家整体来讲是对外金融资产的积累，但同时也形成了对内流动性的创造。换句话说，从国家整体来讲有对外金融资产，但是就每个居民个体、企业个体并没有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而是把手中美元卖给央行然后由央行进行对外投资。所以，一方面国家整体形成对外金融资产，另一方面对每个个体不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这就造成了内部流动创造，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具体体现在货币的增速很快。
同时，我们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尤其体现在证券化产品供应比较弱(无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这就形成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压力，因为多出来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机会。但是，种种金融性质的投资机会由于不发达市场的存在形成了不对称，于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较高经济增长、相对较低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的压力。但这并不是说资产价格短期内必然上行，因为短期压力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到一定程度会破裂，而这种压力并没有消除，也许随着泡沫的破裂进一步压力产生，或者压力从股市转移到债市或者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类资产商品价格上，包括大宗商品、古董等等(见图1)。
之前的分析都是假设储蓄是给定的，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给定的，影响储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用来解释储蓄，但在理解中国经济系统以及对储蓄的影响时，可将其作为政策变量或外生变量，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相当于在中国社会中执行了一个伟大的深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改变了人们基本行为，改变行为必然表现在人口结构变化和宏观层面上表现出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个变化以至于人口结构的演进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快很多，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过程，中国三五十年就完成了。此外，人们消费习惯难以改变，尤其体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最多的群体，我们这一代以及父辈们的经济实力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消费行为变化比较慢，这也是造成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加之经济增长本身就带动高储蓄，所以高储蓄是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由此可见，高储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特征和政策制度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金融压抑”。政策制定者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难点在于如何抑制资产价格上升的压力以及可能产生对金融系统的威胁，于是产生了“金融压抑”。具体体现在通过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管制，使得资金使用上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防止由资金使用自由化引起的对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必然带来的泡沫，以及泡沫可能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这既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特征，也是政策制度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在出现，进而造成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下降(见图2)。储蓄率下降自然会引起境内有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放缓、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投资扩张本身会形成需求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供给反应不再那么迅速，使得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的储蓄和劳动力不那么充裕了，这都是跟劳动人口结构有关，因而由它解释中国供给反应速度变慢从而产生了相对较低的增长相对较高通胀“新常态”的组合。 在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方面，储蓄率下降会减缓境外金融资产积累，加之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创造也会相应减少。过去两年我国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放缓，2012年几乎没有新增长，由外汇占款产生的流动性创造也很少。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 发展，有价证券供给大幅度增加，使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
所以，中国 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GDP增长速度放缓，相对较高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此外，造成储蓄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新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月光族”一代。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根本出发点还是来自于中国储蓄率可能发生的拐点，储蓄率拐点来的这么快是因为储蓄的变化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结构的函数，人口结构又是政策变量的函数，从而使得政策变量变化比较大。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上述变化，使“金融压抑”不再成为必要条件，同时在储蓄率放缓、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要实现同样速度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投资质量，这就要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这种效率在原有“金融压抑”下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就有了“金融创新”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要求。“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为在金融中介的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也会表现在金融资本价格的上升，也就是利率的上升，最近两三年信托产品的出现使得资金价格已经在明显上升了。由于“金融创新”管制放松，资本市场价格管制越来越松，资金将逐渐开始体现它的机会成本，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见图3)。
三、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
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这样一个“新常态”的话，那么全球发达经济体又会有什么特征?
首先，在这场危机过程中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过程，但是三大经济体杠杆率是上升的，各国非金融机构负债水平持续上升(见图4)。我们说的杠杆率去杠杆化是非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杠杆率停止上升甚至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经济系统本身杠杆率在上升，因为公共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整体负债水平是在上升的。从利息支出占GDP的水平和利息支出占整个债务规模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整个系统负债水平在上升，但是负债单位成本在下降，也就是利率水平有长期的下降，此种下降尤其是在危机以来更为迅速，这使得在负债水平上升的同时，负债成本在下降(见图5和图6)。
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发达国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杠杆率上升，杠杆率上升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公共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图7显示出发达国家中 财政融资需求，主要有两块，一块是财政赤字，另一块是借新债还旧债。深色部分是借新债还旧债部分，浅色是财政赤字，这意味着每年这些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融资的规模非常大大。以日本为例，每年通过市场融资相当于55%以上GDP的规模，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也超过了20%。这些融资都是市场化行为，如果市场利率上升的话，将会使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在财政问题危机中挣扎。
所以，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系统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一是负债率很高，尤其是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更高;二是无法承受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负担。如果利率上升，财政将出现严重问题，将会再度开始新一轮危机。所以利率是不能上升的。观察欧美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见图8，日本以1992年第2季度为起始，欧美以2008年第2季度为起始)，给我们一个启示，未来欧美国家的长期利率很可能会寻着日本这样一个利率的趋势，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有常态的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利率将长期走低，因为它们无法承受高利率，高利率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
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欧美日国家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笔者认为三五年内并不会出现高通胀和恶性通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引起通胀的话，也应该是短期行为，如果短期内引起不了通胀，现在货币发行对未来通胀这个判断没有必然 联系。如果是通胀了，一定是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彼时货币政策一定已经做出了反应。日本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这么多年来经济起不来，通胀起不来，尽管发了很多货币，利率保持非常低的水平。所以，货币发行对产生通胀之间的关系，中间一定要引起经济增长才行，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很难引起通货膨胀。
国际经济特别强调利率和结构性逆差，很难想象中国利率和外国利率会很快趋同，这样一来就有好多问题，比如资本管制等。前文提及，因欧美利率不能高，所以也就不会高。不能高是指不愿意让它高，但是它就一定不会高暗含的就是它的政策不仅能控制短期利率，还能够控制长期利率。这些东西现在确实是这么假定的，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假定的。这是否有理论依据?或者说这个意图长期来讲是否能够很好地实现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此处举两个极端例子。例如新兴国家中像巴西、印度这样的国家，显然是没法控制长期利率的，因为存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它们的边际融资成本是靠国际市场来决定的。国际资本市场对其风险定价就决定了国内的经济水平，它的央行是控制不了的。它们当然希望利率降低，但是很难降下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日本能够长期保持低利率，更多原因是日本长期以来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收支账户顺差。作为国家整体来讲自有储蓄和资金能够满足本国经济，所以经济不受国际融资条件的限制。
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来讲，它们比日本控制长期利率的能力弱一些。美国存在经常账户赤字，需要对外融资，所以它的融资条件是受国际市场条件约束的。相对于日本，美国想长期控制低利率比日本更困难。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发达或者银行制度发达形成的货币在全球的特权地位加上其“金融压抑”，包括现在央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政策直接干预资本市场、直接参与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压低利率，这些加在一起可以使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新兴市场国家无法做到的措施。它可以发货币，货币完全可兑换，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金融压抑”手段，笔者的判断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持续十年或者十五年，美国的货币的霸权地位就会削弱，时间再长以后就无法维持，但是现在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美国在吃老本。
四、中国经济面临的政策挑战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外部政策 环境就是发达国家依赖“金融压抑”维持的低利率。鉴于这样深刻的结构变化，中国将不得不依赖“金融创新”来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然后提高投资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甚至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必然意味着利率水平要走高，这就形成了挑战。
从政策上来讲，这将使得央行上调利率空间变小，否则的话会形成进一步的资本流入压力以及汇率上升的升值压力(这将不得不依赖于进一步的资本账户管制来解决);从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境内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金融成本上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上升，同时由于外部 环境这样一个约束，又抑制了中央银行调整利率，尤其上调利率的空间。从而在资本市场中将会体现在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这会带来很多投资交易机会，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不能直接通过这个判断做投资，但是这样一个变化对于判断市场变化甚至个人投资都是有帮助的。如果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一般情况下应当做空短期负债、做多长期负债。但在实际中如果靠贷款买房，实际上是做空长期做多短期。
另外，短期利率偏低对股市也是有帮助的。如果出现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这种趋势性变化，从交易本身而言似乎炒股比买房更合适。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很大程度上跟房地产市场有关系，主要看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但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政府政策影响的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房地产投资不是一个量级的。房地产政策出来以后到底对市场影响有多大?一部分观点认为短期内有利于新房建设，因为新房购房不受此影响。如果一定要做判断的话，2013年房地产投资会比2012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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