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载体(3)

　　四、“土地”和“家”——中国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载体

　　本文所说的“土地”，指农村其所有权属于集体的耕地、宅基地。本文所说的“家”，不是人类学概念，而是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就即将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获得进入城镇的生活基础，既包括在城镇购买住房，更包括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从而具有获得生活来源的手段。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过程实质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此来说，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即从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转型为进入城镇以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见，“土地”和“家”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讨论。

　　土地提供了城镇发展的空间，因而是城镇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在城镇化过程中，农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存在土地级差。此前，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走的都是国家征用的路子，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再走市场化的途径高价出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成为土地级差收入最大的获益者。据资料显示，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应当指出，这种做法是有违法制的。因为农用地原本就是没有市民化的农民“家”的基础，因此理所当然应当是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政府凭什么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这种做法也是有害的。如前所述，中国城镇化实质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农民32"家”的转型，如果我们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势必造成进入城镇的农民无“家”可归，从而危害社会稳定。这种做法还是不合逻辑的。显然，土地农转非原本是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然而，政府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农民也就不能市民化——这等价于阻滞城镇化。这种做法甚至不符合政治道义。诚然，发展城镇需要建设供水、供电、医院、道路、学校等公共设施，就此来说，用土地农转非级差收入作为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似乎是天公地义的。但是，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发展城镇所需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属于发展成本Y，这部分成本当年的农民工已经创造但却被延期支付了，因此，发展小城镇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理应由对债务的偿还(偿还被延期支付的款项)来完成，而不能用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来完成。

　　当然，土地作为农民进城安“家”的资本，也需要有限制条件。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然而，城镇化是土地的集约化，因而在理论上是节约耕地的。根据规划法，城镇用地标准为100m2/人(包括住宅、工业用地和其他公共用地)，而农村仅宅基地就可达150m2/人(现实中一般超过这个-数)。就此来说，我国缺的不是土地，而是有效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制度。因此，只要坚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原则，在此条件下，应当允许农民以宅基地为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所带来的级差收入，以此为资本在城镇安“家”。

　　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曾对中国前30年发展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存在于中国近30年发展实践中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是发展成本化解机制Bb，这是一种实效性的、“免费午餐”式的化解机制，这种化解机制的载体就是“土地”和“家”。本文探讨表明，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而“土地”则是实现这种转型的资本。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和“家”也是中国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载体。中国农民工的创造力是巨大的，在前30年发展中，中国农民工以“土地”和“家”为载体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在中国以后的转型发展中，只要我们把“土地”和“家”仍然赋予农民工，他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