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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系语言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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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系语言学本科毕业论文

  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系语言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语系语言学本科毕业论文篇1

  简论经济语言学

  摘要:在语言学的框架下,从语用层面上将已有的语言 经济 原则重新界定为经济语言学。经济语言学不是语言经济学,经济语言学被语言经济学包含,经济语言学承栽语言经济学。经济语言学是 研究 言语优化配置,实现效用最大化的 科学 。它遵循认识支配言语配置的基本 规律 ,具体研究如何使语言经济的一般均衡性、前提共识性、择近性、从众性以及言语生效性。

  关键词:言语配置;语言经济学;经济语言学

  一、引言

  经济语言学不是语言经济学,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语言学被语言经济学包含,经济语言学承载语言经济学(袁俏玲2006)。

  语言经济学的 理论 基础是人力资本学说和 教育 经济学。它是一门语言学和经济学交叉相融的边缘学科。一方面,它一直是语言学隐型或显型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是非常年轻的经济学分支。语言经济学所涵盖的主要内容为:

  1)语言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作为人力资本可以用来补充和取代其它类型的人力资本。

  2) 学习 母语、第二语言、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它可以产生学会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

  3)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语言有经济价值高低之分。学习和掌握不同语言,语言学习和掌握的程度不同,而赋予语言学习者高低有分的经济效益。

  4)语言的经济效用受诸多因素的 影响 。(黄知常2002)某一语言的经济效用由该语言在不同市场上的使用程度所决定,因国家、民族、地区、 社会环境、语言政策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讲的经济语言学不是有关经济方面语言的学说。所谓“经济语言是人们理解经济 问题 、进行经济联系的工具。”(周冰1994)

  语言学层面上语用经济概念最早是相对冗赘(un-dancy)提出的。国内外学者对此已有论及,郭秀梅(1985)认为“经济即指如果一个词足够的话,决不用第二个”;Leech(1983)将语言经济原则理解为“快捷”(quick and easy)。他从语音和句法两个层次对语言如何经济进行了阐述。陈新仁(1994)又在Leech的基础上将语言如何经济充实为“逻辑缩约”、“语法省略”和“语音简略”。

  不过,仅局限在语言系统内部词汇、语音和语法层面上的片面、静态、即时性的经济思想,无法有效地指导和解释综合、动态、阶段性的言语交际活动。确定话语经济与否决不能仅以用词多寡为依据。言语行为中,经过优化配置的言语才称得上经济。沿着这一经济理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基于传统语言经济原则(Leech 1983;Zipt1949:Kasher1986)的、能有效指导言语优化配置的经济语言学。本文旨在厘定经济语言学,阐明经济语言学的若干属性,并阐明其相互关系。

  二、经济语言学的若干属性

  经济语言学的相关属性主要表现在言语配置优化与否,效用是否最大化。向明友(1998)指出人类的言语生活受行事能量恒定规律、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规律以及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正是有这三条规律的存在,人们才去追求言语的优化配置,并使言语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在语用行为中,语言经济与否,其优化配置表现为下列五种属性:一般均衡性,前提共识性,择近性、从众性以及言语生效性。

  这五种属性总括,可称为经济语言学的属性,其表象和目标为言语配置的经济与否。将其称为经济语言学的属性是因为沿着这些属性来配置言语,言语的效用就能实现最大化,言语的配置就能达到最优化。优化配置的,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言语当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经济的言语。能实现言语最经济目标的属性当然优于传统的语言经济原则。为了将这种属性与传统的经济原则区别开来,笔者使用“经济语言学”冠其名。

  1、经济语言学的一般均衡性

  均衡(equilibrium)也叫平衡,原本是物 理学 中的概念,它表示当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两个外力作用时,该物体因受力均衡而处于一种静止状态。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把“均衡”引入经济学,研究商品的供求关系,形成了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理论。后来法国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 分析 中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使“均衡”思想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价值理论之一。笔者将“均衡”概念引入对言语投人量与需求量关系的分析中。

  在言语行为中,只有实现发话人的言语供给和受话人言语需求的平衡,所供给言语的总效用才能达到最大化。言语投入少于均衡指标数时,其效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多于均衡指标数时,受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多出的言语会产生负作用,从而抵消言语的部分效用,也就无法让投入言语的效用实现最大化。

  语用行为中的各变量相互制约,连锁反应,它们对言语配置的影响是有机的、综合的、多层次的。因此,就实现整个言语交际的效用最大化而言,不能把各局部的指标数进行简单地捆绑或叠加,必须把各变量放在一盘棋上进行综合分析。

  在考虑到各变量的综合作用后,力争使言语配置实现发话人的投入与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达成均衡。此时的均衡便是语用行为中言语配置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在言语配置中只有实现言语投入与言语需求的一般均衡,言语配置才能优化,投入的言语的总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这就是言语配置的一般均衡性。

  语用行为虽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都受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规律支配,但它与其他行为明显不同。语用行为是听、言者双方的协作性行为。单就交际者一方而言,言语基本无效用可言。只有言者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听者把言者说出的话也当成自己想听的话听进去,并解其意图。依照该意图行事,这样的言语才算有效用。

  言语的效用既然是经由多个环节,通过听者、言者的共同努力实现的。言语配置时言语投入的均衡问题就不能单由听者、言者某一方的需求决定,必须是听者、言者双方需求的均衡。向明友(2001:81—86)认为以言行事的能量源自言语能、社会能和经验能三大块。言语能主要是表达言者的主、次交际意图,并调节制约语用行为的各种变素的关系。单就意图表达而言,言语能要受经验能的制约,产生言语能的言语量与产生经验能的听者、言者的共知经验量成负相关。共知经验量影响听者对言语的需求。

  发话人的表述意图已定,两人共知的经验越多,听话人对用于承载表述意图的言语的需求量就越少;两人共知经验越少,听话人对用于承载表述意图的言语的需求量就越多。如果遵循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使言语的投入量与听者的心理需求量达成均衡,就不会有言语浪费。由于听者的心理需求决定于共知经验量,所以可以将上面这个局部均衡看成言语投入与共知经验的均衡。暂且将这种均衡叫局部均衡性(Ⅰ)。

  涉及用于调节的言语方面,局部均衡呈多样性。首先发话人要用言语调节交际动机。发话人要交际,他肯定首先具有一定强度的交际动机,但听话人未必就有现存的交际动机在等待发话人。就是受话人有一定的交际动机,在较长的交际过程中也会因疲劳等消极因素的影响而呈不断减弱的趋势。国外心理学家的实验证明,一个人完全集中在一件事上而不被其它思想干扰的时间只有11秒(朱智贤1989),也就是说,听者每次兴奋的时间只能维持11秒。

  为了确保受话人能够保持一贯的动机去接码、译码,发话人要投入言语去启动和促进受话人的交际动机。此时的言语投入不能由发话人自行决定,发话人不能因为自己的交际动机特别强烈,就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必须充分考虑受话人在这方面对言语的需求。受话人的交际动机越强,他对用于启动和促动的言语的需求就越少;受话人的交际动机越弱,他对用于启动和促动的言语的需求就越多。

  只有当用于启动和促动的言语量与受话人根据已有的交际动机强度决定的对言语的可能的需求量达成均衡时,这种促动的言语的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暂且将这种均衡叫局部均衡性(Ⅱ)。以言行事,行事的难度对言语的投入也有明显影响。行事难度增大,受话人绗事人)心理上的行事压力就会增加,因此用于除阻的言语也就相应增加;行事难度减少,受话人心理上的阻力就会减少,相应的用于除阻的言语就会减少。发话人的言语投入必须与受话人可能的除阻需求形成均衡。暂且将这种均衡叫局部均衡性(Ⅲ)。行事的内容对受话人的损益度也影响言语的投入。这里的损益是泛指意义上的,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两个方面。

  如果行事的内容给受话人带来的益处大、损失小,劝其行事的言语投入就相应减少;如果给受话人带来的损失大、益处小,劝其行事的言语投入就要增加。这里增加多少,减少多少也要视由行事的损益度所决定的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而定。言语的投人必须与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达成均衡。暂且将这种均衡叫局部均衡性(Ⅳ)。由交际者双方的权利、权威、权力和社会距离等构成的权差对言语投入的影响更为明显。

  首先,四个变量在影响言语交际时,内部有其自身综合平衡的过程。四个变量综合后形成的权差值有正、负和零三种情况。发话人的综合权量大于受话人的权量时,权差为正值;发话人的综合权量小于受话人权量时,权差为负值;两者权量相等时,权差为零。由于四种因素不可相互抵消,因此权差为零的情况较少。

  只有双方的四对权素分别相等,才会出现权差为零的现象。权差为正值时,受话人对言语的需求量小,言语的投入相应减少;权差为负值时,受话人对言语的需求量大,言语投入相应增加;权差为零时,对言语投入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因此,言语投入的具体量要与由权差决定的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达成均衡。暂且将这种均衡叫局部均衡性(Ⅴ)。受话人对言语的心理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这里仅归纳举要上述五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能还会发现其它更多的因素。就这五种主要因素已能反映交际的复杂性。

  这五类因素不是以平行的方式而是以相交或相关联的方式影响着各种语用行为中言语的具体配置。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满足某一均衡性的言语量不一定能满足另几项均衡性的要求。在言语交际中,这些由局部均衡性决定的言语量既不能简单相加,又不能抽样替代。要想实现言语效用最大化,必须对受制于多种语境因素的言语投入与言语需求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考虑,使整个投入量能够满足全部五项局部均衡性的一致要求,使五项局部均衡中的话语的边际效用都为零。这时的言语投入就不存在浪费和欠缺,从而实现言语优化配置的目标。当然,由于受话人的心理要求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发话人的言语投入允许有一定的弹性。弹性幅度范围内的言语基本上不影响一般均衡性的实现。虽然 目前 对弹性幅度尚处在感性的不精确的认识阶段,但在不久的将来,借助实验心理学和 现代 数理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 计算 机处理等先进手段,应该完全有可能澄清言语投入的弹性幅度问题。

  2、经济语言学的前提共识性

  前提是语言 哲学 家(Frege 1952)、语义学家(Lyons1977)、语用学家(Levinson 1983;Gazdar 1979;Green1989;Grundy 1995)以及话语分析家(Brown&Yule 1983)共同关注的课题之一。哲学和语义学从命题的语义关系角度关注前提问题。语用学研究突破命题范围,突出强调语用前提的重要性。语用学家的研究虽然拓宽了先前哲学家、语义学家对前提研究的视野,但他们仍与哲学家和语义学家一样,以分析者的身份探究已存在于话语之中的前提现象,并未站在发话人的角度来探讨言语交际中的前提运用问题。

  如果把分析的切入点移至发话人,人们会发现,所谓的话语前提就是发话人为了提高语言的效用,把自己估计的受话人可能已经了解或可能会基本认同的那部分信息视为当然,干脆不再使用言语重复描述。这部分被发话人当作前提而从话语中舍去的信息就是本文所指的交际者共知经验里的一部分。对交际者来说,其共知经验未必都针对某一具体的交际话题。能够左右言语投入量的共知经验必须与具体的交际话题相关。

  话语前提所承载的那部分信息正好就是参与言语交际的那部分共知经验。在言语交际中,与话题相关的共知经验以前提的形式省掉了言语的部分表达任务。

  请看语例:

  (3)Tell Toby I'm al lunch,

  要使这句话充分发挥交际作用,就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a)发话人希望Toby马上出现;(b)交际者双方都知道Toby是谁;(c)发话人知道受话人乐于传递此信息。这三个条件就是这句话的前提,发话人用前提形式略去了这部分本该由言语承担的,但又为交际者所共知的表达任务。否则,这句话就得讲成:

  (3)I'm expecting Toby soon,And since I know thatyou know what he looks like and I know that you alewilling to pass on the message that I'm at lunch,tellhim that I'm al lunch,

  通过两种表达式的对比,人们可以看出前提为发话人省去了大量表达任务。前提的运用其实是发话人受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 规律 和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而采用的一种语用策略。发话人通过对共知 经验进行预设的策略,减轻言语交际中的言语表达负担。

  这种预设如果准确无误,其言语的投入量就也恰当无误;如果预设有误,把自己了解的信息当成受话人同样了解的东西,这时其投入的言语就肯定不够,交际很有可能出现阻塞;如果以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受话人也同样不了解,其投入的言语信息就会多余,多余的言语就会起负作用。因此,为了确保发话人的言语投入与由交际者的共知经验决定的受话人的言语需求达成均衡,力争使投入言语的效用实现最大化,交际双方须具前提共识性,即由话语前提承载的那部分信息须为交际者双方所共知,决非听任发话人自己单方面去决定。

  3、 经济 语言学的择近性

  Zipf(1949)为了进一步阐述其提出的“省力原则”,做了一项木匠与斧子的实验。通过观察,他发现如果木匠的 工作台上同时摆放几把斧子的话,距离木匠最近的那把斧子肯定是木匠最常用的,换句话讲,木匠总是把那把最常用的斧子放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来回取放斧子的力气。他将这一发现推广至人类的所有行为,并据此解释人类语言所固有的经济性。省力动机就是人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典型范例。受省力动机的支配,人们在 讲话时总是容易选择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话题,在推定话语前提时,也最容易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下结论。

  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交际者的择近现象。择近并不是发话人的特权。受追求效用最大化动机的驱使,发话人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话题,设定距自己最近的前提,而受话人在解读话语时,也有省力的倾向,也容易根据已有的知识去推定话语的前提意义,去解读话语传递的交际意图。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交际者双方在配置和解读言语时都从各自已有的经验出发去择近行动,这势必会造成交际出现阻塞或失误。就交际话题的选择而言,发话人从自己的已知经验出发选择最便当、最省力的话题A,而对受话人来讲,他可能对话题B最熟悉,选择B对他来说可能最省力。所以在日常言语生活中就有话不投机或没有共同语言的现象发生。

  交际者一旦没有共同话题,或者出现了话不投机,投入的言语也就无效用可言。另外,一则话语不仅有常规前提和语用前提,而且各类前提也都不止一个。因为有前提池(pre-suppesition pool)的存在,又由于交际者各自的经历不同,储存在人脑内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在择近 心理的驱动下,各自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发话人将其话语的前提预设为A,但受话人很可能将发话人的话语前提理解为B,言语交际中的阻塞或误会也就因此产生了。

  莎士比亚的作品《奥赛罗》里有这样一段情节:Oth-ello早已怀疑妻子Desdemona不忠,与Cassio有染。他无意间听到Iago与Cassio的下面这段对话:

  …She is persuaded I will marry her,out of her OWnlove and flattery,not out 0f my p~mise,…She Was hereeVen now;she haunts me in every place.I waste other daytalking on the sea bank……she falls me thus about myneck,

  心燃妒火已久的Othello一下就认定Cassio谈及的那个“she”就是自己的妻子Desdemona,但事实上Cassio谈论的“she'’是一位名叫Bianca的妓女。剧中的误会导致了悲剧。而现实生活中这类误会又比比皆是。

  为了避免语用行为中频繁发生的这类 影响 话语效用的误会,在此提出言语配置中的择近性。经济学语言的择近性需要发话人作为言语事件的主动者、言语配置的操作者不能片面迁就个人单方面的择近倾向,在选择话题、推定前提时要充分考虑受话人的择近倾向。只有充分适应了受话人,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才不被受话人误解,交际才畅通,言语的效用才有望实现最大化。言语交际是双人协作行为,发话人是实现省力目标的肇始者,而受话人才是能否真正实现省力愿望的最终决定者。因此,在不考虑受话人省力动机和择近趋势的情况下,由发话人单方面采取的任何省力措施都将注定得不偿失。

  4、经济语言学的言语生效性

  言语行为 理论 (speech Act The ory)在对说话行为和施事行为的 研究 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取效行为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我国学者顾日国(1994)对取效行为存在的症结 发表过高见。笔者认为Austin(1962)及Searle(1969,1979)所阐述的言语行为三分的思路注定要将言语行为理论引入死胡同。理由是在言语交际行为中,人们以言行事,但言语在行事的过程中仅起承载信息、调节关系的作用(向明友2001)。

  发话人的话语一部分是用于交代行事的任务,另一部分则用于调节各种变量关系。用于调节关系的言语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受话人的心理状态,使其心理处于一种乐于行事的积极状态。做到这一步,言语就完成了使命。至于言后受话人是否能把事办成,就不完全是言语的责任。

  如果要行之事的难度超出受话人自身能力,出现受话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时,言语就未能实现行事目标,但言语的效用还是得到了充分实现。这时就出现言语的效用(utility)和效果(effecc)不统一,这不是言语的过错。如果所行之事的难度在受话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但由于言语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调动起受话人的积极性,而使要行之事无果时,发话人投入的言语就既无效用又无效果。

  此时的无果是由言语没有效用造成的,是言语配置的过错。因此,经济语言学的言语生效性要求:如果发话人的言语能让受话人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并且也全心全意地去做了这件该做的事,那么发话人的言语就算达到了优化配置,即言语优化配置与否的标准是言语效用而不是效果。从这一属性出发,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中的取效行为原来存在的 问题 就好解释了。

  5、经济语言学的从众性

  从众心理对人类的语用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为了实现语用行为中的言语效用最大化,交际者双方须共同沿守从众性,即必须遵守语言社团内大多数成员都共同遵守的长幼、尊卑、真假、兽恶、美丑等 社会 文化方向的道德、信念及价值观规则, 法律 、法规及公约等社会 组织规则以及语言工具的结构规则。

  语言社团犹如一张集结社团成员的大网,社团的每位成员都在网上有个给定的位置。当他们要进行语言游戏(即言语交际)时,各自都必须以从众属性为范围,针对不同的伙伴,决定自己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如果要说,该说多少。前面强调过在言语配置时,只有使发话人的言语投入与受话人的言语需求保持平衡,言语的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

  但如果没有从众性的规范,言者的投入与听者的需求就无法保持平衡,因为他们没有可资参照的尺度或标准。在言语交际中,虽然言语效用最大化的最终实现是由受话人决定,发话人要尽力适应受话人,但发话人并不必一味迁就受话人的需求,受话人对言语的需求也并非欲壑难填。因为双方都受制于从众心理,发话人在进行言语配置之前要对照有关行为世范,再根据自己与受话人之间存在的权差、损益差及经验差等变量来推断受话人对言语可能的需求量。受话人进入交际角色后,也会立即根据相关的规则和各种变量决定自己应该从发话人那里得到的言语补偿量。

  因为听者、言者依照的标准相同,各种变量差也是客观的,所以从理论上讲发话人的估计量与受话人的实际需求量应该能够基本保持平衡。交际者双方如果没有从众属性做尺度,就会出现发话人盲目估量,受话人任意需求的现象。这样发话人的言语投入就无法与受话人的言语需求保持均衡,就像商品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做尺度,就无从决定其价值一样。

  由此可见经济语言学的从众属性在言语配置中的分量。另外,从众性不仅对言语的投入量有规范的作用,而且对所投入言语的质量也有重要的规范作用,对“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也有一定的规则可依。

  三、经济语言学五种属性问的关系

  前面粗略归纳出确保言语优化配置所必须具备的五种基本属性。这五种属性之间有何 联系呢?

  首先,一般均衡性是实现言语优化配置的关键。其它四种属性是实现言语优化配置的保证。没有一般均衡这个前提,言语投入量便无据可依,其它属性也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反过来,没有其它四种属性的支持,一般均衡也无法实现。

  前提共识性是对言语配置者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的极端迫切心理的一种限定。它提醒言语配置者在考虑利用前提手段来减少言语投入时,必须充分考虑被其当作前提省略的信息是否也为受话人所共知。该属性能确保言语表达与已知经验间均衡的实现。

  择近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提共识性的进一步完善。由于任何话语都有多个前提存在,但在具体的交际 环境里,言语配置者设定的前提是有限的。为了使发话人预设的前提不为受话人误解,我们提出择近性来指导发话人充分考虑受话人的可能选择,从而适当调整自己的推测,使自己的预设能够适合受话人,该属性能确保前提共识成为现实。

  从众性又是对择近性等的进一步限定。择近性要求言语配置者在预设前提时,要充分考虑受话人可能作出的选择。必须使自己的选择充分适应受话人在省力心理支配下所作出的选择。但这种迁就不能无尺度。没有一定的尺度或标准,言语配置者便无从操作。因此我们根据人类行为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提出从众性来为发话人对受话人的迁就立下一定的标准。有了共同遵循的标准,受话人无法漫天要价,发话人也毋需无边无际地迁就。

  言语生效性是对言语发挥作用区间的限定,是与一般均衡性配套的政策性属性。

  四、结语

  以上提炼了构成经济语言学的五种属性的内涵,其对言语优化配置的指导作用以及五种属性间的相互关系。以往语用学研究中已有三条较有影响的原则:合作原则、关联原则以及礼貌原则。Griee(1975)提出的合作原则不是用来指导人们如何遣词造句、进行有效交际的,它是对言语交际行为的一种高度抽象的 哲学 、逻辑学规范。“合作原则里提及的四项准则其实就是四个范畴,而这四个范畴则是套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他的‘范畴表’中列出的四个范畴。康德用量、质、关系、方式这四个范畴构成了他的体系。”(徐盛桓1997)Grice借用康德的四个范畴来概括言语交际行为合理存在的基本要求。

  其实,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自身量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与他物的关系以及自身存在的方式。合作原则只是体现了交际话语的最本质的“元要求”(mete-requirement)。因此,如果拿合作原则来解释本文前面引述的两则话语实属强人之难。在说话过程中人们不会先考虑一下Grice的四个准则后再开口。合作原则重在指导人们对会话含义的推导,它是抽象的、 分析 性的。

  英语系语言学本科毕业论文篇2

  浅析社会语言学

  摘要: 社会语言学的功用以及研究的角度,最终了解语言学的本质。语言学不能整齐划一,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言学中存在各种变化元素。社会方言尤其重要,研究社会语言学首先要研究社会方言。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语言的变异;整齐划一;社会方言

  社会语言学这个名词,它的普遍使用大概是开始于60年代中期,但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之研究语言,要比这早得多。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考查语言。

  因此,它的注意点不在于句子或篇章,而在于言语活动。换句话说,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做行为。它试图从数量,频率,谈话的类型(代表不同的话题,参加者和场合)等方面为充分理解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提供依据。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语言学不是什么,也许会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社会语言学不是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简单混合物,也不只是从多种角度来进行语言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交际的各个方面。这就是说,它是一种社会现实的语言学(Socially realistic linguistics),涉及语言的变异和各类社会集团。

  然而,海姆斯(Hymes,1974,pp.195-196)所指出,把社会语言学称作“社会形成的语言学”(socially constituted linguistics)更加贴切,从功能的角度来谈论语言学需要有一个表达的手段----目的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语言学的任务规定为“解释和分析社会共同体的各种谈话方式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意义和条件(Hymes,1974,p200),把功能作为研究的中心并不会导致形势与语言环境脱离。形势与功能是相互而成整体。不过,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言环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任意性 。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语言可以最终发现语言交际的本质 。

  社会语言的这种全面性意味着在研究语言时必须注意到各种特点和方面。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交际。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且得到什么结果。这样的研究显然不能局限于词汇,语法和修辞。必须认真地,把随同谈话一起出现的伴随语言的信号(如音色,音调和音调)和语言外的型号(如手势,体态,谈话人之间的距离)都包括在内。

  有些从属于语言的信号(如击鼓,吹哨和手势与)也必须审慎的考虑在内。研究语言交际的民俗因素,必然要对社会中的不同集团,如何使用不同的方式交际进行分析。不能设想语言的使用是规划单一的。举英语为例,不仅各国有各国的英语,如英国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印度的,菲律宾的和加勒比海的英语,而且就连美国国内也有各种变体,如新英格兰的,阿巴拉切亚山区的,南方的和中西部的变体。

  还必须考虑到在这些不同语言形式,即方言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包括非常礼仪化的和正式的说法直到亲切的说法 。社会语言学不仅要描写不同的社会和集团使用语言的各种方式,这种研究必然要对不同的社会――语言模式作比较,才能判断语言使用中存在着多少共性;而且对研究语言的历史也有实际价值,这就是,研究便以对语言演变历史的影响,因此,社会语言学涉及语言变化的起源,变化的扩散和变化所引起的语音,句法和词汇体系方面的分析,以及变化的规则和模式问题(Labov,1972,p1)。

  此外,还必须力求说明变异和演变的动态。鉴于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方面是如此广泛,所涉及的课题必然十分众多,因此下列这些现象都包括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双语,双方言,语码转换,专门语言(如专业的和宗教的行话,隐语,语体(lever/register - style),某一共同体的谈话总量,谈话质量(涉及谈话的修辞特点),教育,语言规划,文学体裁和话语类型,还包括翻译语言和隐语。

  正因为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语言环境,所以语言学也不应当与它的必不可少的素材割裂开来 。可是,有些语言学家坚持认为语言基本上是整齐划一的。这种看法不符合语言的真实状况,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和集团与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千差万别。在任何大的语言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用法和大量的语码转换。有些语言学理论认为,合乎语法理所当然地受到公认,可是即使是语言学家在讨论到一些实例是否合乎语法时意见分歧也很大。实际上,我们不能脱离语言环境来谈是否合乎语法。还有一个比合乎语法更重要的问题,即是否符合社会规范(Fillmore,1979,pp2-4)。

  将分析建立在拟想的说话人与听话人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家所提供的材料,常常是不自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拟想说话任何听话人生成转换研究承认存在新奇的说法这个问题,可是这些语言现象多半被当做奇异的数据来处理,而不是被看作是否可以接受和是否适合语言环境这样一些实际问题来对待。此外,人们主要是从命题逻辑上来讨论语言的指称意义,而把语言的社会意义忽略掉;实际上,显示语言功能的恰巧是它的社会意义。

  在某些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过分强调语言能力。关于语言能力,人们所了解的情况都是从实际的或潜在的语言表现中得到的。潜在的表现意味着须要凭直觉推测,这可能靠不住,因为人们往往把自己正在寻求的东西当作真实的。所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装在头脑中的东西,而是语言共同体里实际发生的现象 。这并不是说研究语言能力这一方面不重要,而是说必须考虑到存在各种类型和层次的语言能力。

  海姆斯(1874,p206)曾经明确指出,有效的语言学理论首先必须是语言的理论,既注意到潜在性,又注意到现实性。所以,关于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应该着眼于功能的手段――目的的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语言共同体,人们就不会只注意到内化的了(internalized)和合标准化了的语言能力,而会把语言共同体看成是语言行为网络。

  这样就会认为语言能力是随个人的能力和阅历而变化的,而不是一种超出社会有机结构的特性;就会把语言行为看成是一种成就,而不仅仅是解释变异的心理处理;就会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各种语言。任何语言都不内涵缺陷,就是说不存在先天的不足,因为一切语言都是开放的系统,但是,不同的语言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上,词汇丰富的程度,文体变化的幅度 ,以及修辞手段(从篇章结构到使用重复,紧缩,比喻,变换语言顺序,说反话等修辞方法)和韵律的多样性确实是很不相同的。

  虽然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产生不久,从功能角度来研究语言学有其悠久的重要传统。

  语言中存在各种变数。所有说英语的人所说的英语都不一样;甚至在同一个语言共同体里,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达到不同的目的,反映不同的关系。语言不仅是一种系统,而且是多种系统的一套规则的组合。人们使用各种变速是有明显的理由。首先,没有两段话语(即使是同一个人说的)是完全相同的,换言之,每一个言语活动总有一些言语差异。

  其次,没有两个人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由于生理上的差异,个人的声音多少总有些不同;个人的言语表达能力相当悬殊;而且个人的经历明显不同。这就意味着不能笼统地谈“英语语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说英语的人所具备的语言能力总是不同的。正如海姆斯所说:“语言共同体的一个突出现状,就是能力的分布不均以及使用机会的分布不均匀(1974,p205)人们不仅说不同的本民族,而且一切正常的人都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形式。他们按照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 。

  语言的主要类别从下述三方面来描写也许最为合适 :(1)语言体系(2)方言(3)语言。一般地说,任何人都掌握不同的语体,使用何种语体主要取决于场合。许多人会说不同的方言(地域的和社会的),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完全知道这些方言的区别性特征,以及使用这些方言将为社会所接受或排斥的成度。

  语言也许最好解释为相同的方言,可是语言和方言的区分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

  大多数人使用语言似乎可分成五种语体 :(1)礼仪的(或刻板的)(2)正式的(3)非正式的(4)随便的(5)亲切的。礼仪的语体一般是固定的说法,主要用于各种典礼。正式语体通常用于跟不相识的人谈话。对社会地位高或权威人士说话使用这种语体是适宜的。非正式语体通常用于跟认识的人谈论平常事。这种语体一般体现同等关系,在办公室里同事之间交谈多半是用这种语体。语体的变化与社会生活中其他方式的变化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296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