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主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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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星环1由 分享
内容摘要：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一直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历史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不能创造历史、阻断历史、推动历史，却可能被历史裹挟，成为“时代俘虏中永恒的人质”。历史不为个体存在，却扼杀个体。因而，个体命运在历史中永远处在悲剧的冲突之中。但是，在历史之中人的命运不只有被动，人可以通过在历史中的选择确定其生存意义。本文试图通过“男孩子在射击”、“蜡烛的宿命”、“人子的道路”以及“我要复活”等层次逐一探究《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主题，揭示个体在历史中的茫然、抗争、肉体毁灭和精神再生。“俄罗斯男孩”们尽管在那段脱离既定轨道的历史中“夭折”了，然而作为个性，每一个在“俄罗斯恐怖时代”罹难的“俄罗斯男孩”都将得到永生。他们将成为一串串沉重的脚印，镌刻在俄罗斯历史的来路上。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 “俄罗斯男孩”主题 历史反思
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一直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人不能创造历史、阻断历史、推动历史，却可能被历史裹挟，成为“时代俘虏中永恒的人质”(阿格诺索夫465)。历史过程扼杀个体，看不到个体，历史不为个体存在。如此一来，个体命运在历史过程中永远处在悲剧的冲突之中。然而，在历史之中人的命运不仅仅只有被动，人可以通过在历史中的选择确定其生存意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不能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单纯地理解为日瓦戈医生个人命运的写照，而是将它视为生活在20世纪初“俄罗斯恐怖时代”一代“俄罗斯男孩”∞的命运的写照。它不但再现了那段脱离既定轨道的历史，同时也再现了个体在历史中的茫然、抗争和毁灭。在《日瓦戈医生》中，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男孩子们在射击”领会那段历史的“疯狂”和非理性，还可以通过“蜡烛的宿命”和“人子的道路”、“我要复活”等主题体悟“俄罗斯男孩”在历史中的宿命和选择。尽管作为个体生命、种族的生存，“俄罗斯男孩”在那段“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日子，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帕斯捷尔纳克189)“夭折”了，但是，作为个性、作为精神存在物，他们将通过受难的灵魂为我们提供无尽的历史反思。
一、“男孩子们在射击”
随着《日瓦戈医生》情节的展开，一群鲜活而性格各异的“俄罗斯男孩”——诸如尤拉·日瓦戈、米沙·戈尔东、尼卡-杜多罗夫、帕沙·安吉波夫等人便纷纷登上那一特定的历史舞台，有关“俄罗斯男孩”在成长阶段所特有那种对世界充满期待的率真激情、在现实中的挫败感以及知识分子“最高纲领主义”的决绝等主题便在作品中逐渐铺展开来。读者慢慢品味到，《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的成长不是在自然之中，而是在“人为”的历史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从向不义的旧世界的“开枪射击”伊始。
对于20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历史进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来自西方历史的进步观念和目的论。历史进步观要求历史进程的目的性，要揭示历史进程对于这一终极目的的依存意义。这一观念由于在未来指向上似乎更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末世论”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因而被20世纪的“无神论”的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俄罗斯有意识地向代表人类文明标的的西方靠近，另一方面在于这种进步观无意识地隐藏着“对于全世界历史的结尾的某种宗教上的指望，即对全世界历史的悲剧定将终结的希望”(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152)。历史进步观认为，在人类历史命运的时间流程中，世代更迭、人类终将上升到某种超越自我的颠峰状态。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以往世代只是其中必要的环节、手段和工具。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基本上以历史进步观为理论前提，它假定某种善的状态会在历史进程的范围中达到，允诺无阶级压迫、无贫富之差的“人间天国”的到来。它使人们相信，为了这个终极目的可以改变“当下”的历史进程并在其中不择手段。也就是说，只要目的是善的就不在乎手段是否正当。那些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展示的一幕幕情节紧张的历史剧，正是以这种历史进步观的名义所进行的改变历史进程的“尝试”。然而，由于生活本身的机制和内在规律，这些“尝试”都打上了“游戏人生”的标记，虚假而矫糅做作。结果是俄罗斯“离开自己的岸，并没靠上别人的岸”(308)。历史离开既定轨道，人群被以阶级划分。本该成为民族历史文化承传者的“俄罗斯男孩”们却被强行推进这历史剧中的特定一幕，表演着自己力不胜任的蹩脚角色。他们在那些偶然的历史角色中热烈而狂喜的“游戏”着，并开始自我膨胀，感觉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生活、重新创造历史。然而，他们并不清楚“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历史犹如植物王国的生活。……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436)。在人为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男孩”误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抽象的“最高纲领主义”当成生活的模板，义无返顾地向“不义”的世界展开宣战。因为他们是率真而正直的“好孩子”，为了“遏止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尊严”，“所以才开枪”。他们自以为开枪射击就能击碎整个旧世界，不想旧世界没有被击碎，却带来整个世界的“开枪射击”——红军和白军比着赛地相互射击，整个世界陷入疯狂和仇恨。于是“俄罗斯男孩”们便在这疯狂和仇恨中或迷失、或“夭折”，成为为实现改造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而献身的羔羊。他们在这些残酷的“游戏”里丧失了自己、被折损、被毁灭。作品中戈尔东由于犹太民族身份所遭致的轻蔑排挤、杜多罗夫被“洗脑”后的“路标转换”、加利乌林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扫院子人的儿子”而摇身一变为“白军将军”、帕姆菲尔·帕雷赫出于“阶级本能”所引发的“疯狂”、日瓦戈的“猝死”和斯特列里尼科夫的“自杀”、那些被游击队的子弹挨个扫倒的“一年级大学生和八年级的高中生”……一切都揭示出发生在俄罗斯“恐怖时代”的“革命癫狂”。
二、“蜡烛的宿命”
《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16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点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些优秀的“俄罗斯男孩”本是“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却因“燃烧”而归于黑暗。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作品中每当日瓦戈和安吉波夫出现时，总有“蜡烛”的意象伴随，其中的寓意，我们可以通过二人的成长经历和个人命运来揭示。 当年安吉波夫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透射着“烛光”的租住房间与日瓦戈生命最后的居留地的巧合，已经暗示了两个人同时作为“世上的光”照在人前，但却因“消耗”和“过分”燃烧而归于黑暗。“蜡烛”的宿命即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然而，虽然同为“蜡烛”，但是他们的“燃烧”方式却有着“质”的区别。在这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试图通过两位“俄罗斯男孩”不同的道路选择，揭示人在历史中的个性建构和毁灭的问题。作者首先通过两位主人公姓氏的语义学意义上的不同来暗示他们彼此本质上的“对峙”。安吉波夫本身即有“对峙者”的意味。在对两位主人公的姓氏的语义学分析上，美国斯拉夫学者Bethea Davidd的观点切中肯綮：“斯特列里尼科夫在小说里无庸置疑地是日瓦戈的对峙者。如果说后者治病救人，那么前者则折损他们”。也就是说，从姓氏的语义上看，斯特列里尼科夫意味着射击、击毙；而日瓦戈则意味着复活并使其重新进入生命。长篇小说之所以叫“日瓦戈医生”而不是尤里·日瓦戈，原因就在于它所强调的正是人在历史中的拯救使命和存在意义。从性情上说，日瓦戈和安吉波夫都是对生活充满诗意憧憬的人，只不过尤里·日瓦戈是在被给定的生活中寻找诗意，而斯特列里尼科夫则试图改造生活，希望它因此而获得诗意。斯特列里尼科夫(即安吉波夫)，从幼年时代起，“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就“长久地将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246)。然而，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性情里，有一种过分真诚乃至固执的东西，它要求非此即比彼而缺乏人性的灵动。为了所向往的“事业”以及要对自己的“屈辱”实施报复，他几乎放弃了对亲人的爱和义务。他决意要待到“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桂冠”包揽怀中的那一天，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到亲人身边(298)。然而，他最终没有回来。那个他所向往并投身其中“事业”使他由一个爱开玩笑的、善于交际的“俄罗斯男孩”变成一个傲慢而冷酷的孤胆英雄、铁面无私的“枪决专家”。“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388)。他献身于某种看似崇高的力量，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也能致人于死地，甚至不放过为之献身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他被曾经献身的那种力量所追赶和胁迫，像一头精疲力尽的困兽，在孤独中舔舐伤口。斯特列里尼科夫最终悟出：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的“俄罗斯男孩”曾为了正义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把生活当成战役，为所爱的人移山倒海。然而，他们不但没有给亲人带来任何幸福反而招致更多的苦难。“一个世纪以来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442)。而他们——“俄罗斯男孩”却成了历史的滑稽玩偶。那个为了远大抱负而更名改姓的斯特列里尼科夫，不但没有在“开枪射击”中改造世界、寻找到生活的诗意，反而在绝望中“射杀”了自己。
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个性里，纠结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病态征候：意欲做革命队伍的“领路人”，并在“为社会平等而斗争”的口号下掩饰那种渴望自我吹嘘、自我确认的疯狂。即便能够参透事物的本质与假象，也还是一意孤行地以“原则”上应有的决绝姿态与“历史怄气”。是“自我中心主义”使斯特列里尼科夫陷入奴役之中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别尔嘉耶夫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意味着人受双重奴役：受自我的奴役，囿于僵死、狭小的自我性；受世界——个行使外在强制手段的客体——的奴役。……自我中心主义者通常不以人格主义态度来确立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而极易接受价值的客体定向的观点。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守不住人性，不喜欢具体的生气昂然的人，独有钟情者——抽象的概念，是这一类东西养活了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论人的奴役与自由》22)。因而，我们摸索到了他的傲慢、冷酷的内在源头，是那些有关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和“原则”置换了他的主体人格，他习惯于以那些“观念”和“原则”替代主体意识。自我主义者躬行自闭，他不可能走出自身，就仿佛“蜡烛”之光不向外投射，传播光亮与温暖，而是向内投射，灼伤、甚至毁灭自己。当他意识到这些，悲剧已无可挽回。他生命的“蜡烛”曾强烈而绚烂地燃烧，然而却在瞬间熄灭归于黑暗。
三、“人子”的道路
如果说，作品中的日瓦戈和斯特列里尼科夫是“对峙者”，那么在他们的“对峙”中，作家着意表现的是两种“个性”的对立冲突。这对20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不断上演的以集体主义、“共同的事业”等宏大价值观压制个体和个性的历史悲剧极具反思价值。作为个体，日瓦戈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医生，性情浪漫、温和，略显谦卑；作为个性，日瓦戈表现的是一种人类个体人格的、不可重复的精神价值。这种个性，在“本我”的发展中逐渐生发出一种对于其他个性平等而友善的诉求，承认其他个性拥有实现自我精神宿命的权利。对于这种个性来说，自我实现不是通过主体的客体化、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主体的自我完善、爱和牺牲来实现的。因此他渴望每个人都能对他人的生活予以尊重，渴望每个人都能为他人做出牺牲。在日瓦戈那里“生命原本只是一瞬间，／我们要融化为一点点，／混合在所有人的心田，／也是对所有人的奉献”(508)。
作为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虽然也拥有“蜡烛的宿命”，但却以“人子的道路”，“燃烧”出别样的生命景象。俄罗斯文学批评界曾认为，《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俄国文学中最神秘莫解的作品”(阿格诺索夫463)。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尤里·日瓦戈的形象及命运与《圣经·福音书》耶稣基督的命运有着内在的呼应。由于长篇小说是在苏联的“无神论”时代氛围中问世，因此这种“呼应”更加显得意味深长：耶稣基督和尤里·日瓦戈两人同样将尘世的苦难担在肩上，同样死于少壮之年。为了坚持真理，耶稣曾遭到使徒彼得的三不认主，日瓦戈也遭遇了追随者瓦夏的背叛。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尤里·日瓦戈则死于“心碎”。尤里·日瓦戈死于八月底，而其诗作“八月”则特别强调了“永别了，在基督变容节”(515)。日瓦戈仿佛命定地被赋予了伟大的、人子的天赋：对生命怀有极大地虔诚和敬畏、天启般地感知自然中的善和美、心醉神秘的向其祈祷，有时甚至在祈祷中如圣徒般地昏厥和“失去知觉”。不仅如此，日瓦戈医生还禀赋着“既善思考又能写作”的能力。在作品中，主人公日瓦戈是作为积淀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智性和文化的个性而被塑造的。他将整个自然、人类的历史、宗教和文化都视为与自已有亲缘关系的家谱、视为滋养自己精神生命的母亲，并对它们有着深深的“恋母”情结。
与其他“俄罗斯男孩”不同的是，在整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日瓦戈医生不但没有狂热地参与这些血腥的纷争“游戏”，而是冷静地与之拉开距离，试图通过行医、作诗、哲学思辩、甚至爱情的方式逃离，然而却不幸一再地被历史裹挟而陷入战争、暴力、和谎言的漩涡之中。 尽管苦苦挣扎但最终还是赍志而殁——生命在长期地纠结和压抑中，如“蜡烛”般地消耗、熄灭了。日瓦戈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结局并抓住了症结所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的感受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462)。
作为追求精神自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俄罗斯乱世中选择了一条如耶稣基督的“人子“的救赎之路。这条路尽管充满荆棘，他还是顽强地走了下去。因为他懂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9：56)。他站在《福音书》伦理学立场上，对那个既狂热又残忍的时代做出了自己地回应。
首先是“爱近人”。较之周遭如斯特列里尼科夫等那些为了“未来的人”、“未来的事业”等堂皇而抽象的“概念”而对自己的亲人和近人所给予的漠视和冷酷，日瓦戈身体力行地表现出另一种生命哲学，即悲悯和关爱近人。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这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地寻求出路和消耗”(11)。对于日瓦戈来说，“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那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274)。所有这些劳作都不是生活琐事，而是某种具有神圣意义的使命。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在积极地实现着对亲人的爱，实现着以爱的方式进入存在的历史进程。正如别尔嘉耶夫曾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号召爱‘近人’，而不是爱‘远人’。……爱‘远人’，爱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类，是对抽象观念的爱，是对抽象的善的爱，而不是对人的爱”(《论人的使命》142)。只有爱活生生的人才是善的最高体现。因为具体的生命、活生生的人高于任何抽象的观念，包括高于善的观念。正像《福音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日瓦戈并不膜拜善的观念，他把善落实到实处，亲历亲为地去爱亲人、爱近人，他把人当作实现爱的最高原则。
其次是以诚实对抗谎言。日瓦戈医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谎言降临到俄国的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雾”(391)。日瓦戈发现，那些由社会思潮引发的政治谎言致使人们丧失了道德判断的自由，因为在其中，实现道德判断的已经不是在自由中面对良心的个性，而是人们对有关阶级的权利、民族解放、未来终极“事业”的信仰和义务。因而就造成了这样的悖论：当谎言获得了某种社会功利价值时，它就会被当作善，从而导致社会行为在手段和目的上的倒错。别尔嘉耶夫对此也有过鞭辟人里的分析：“俄罗斯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其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为自己的权力斗争，赋予已经变成体制的谎言以道德义务和善的特征，而且这个权力已经变成了目的本身。这里的悲剧是，实践非真理，说谎言和残酷迫害活生生的人，既是为了这样一些目的，它们是最高的，也是为了这样的手段，它们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在实现目的的道路上，这些手段已经开始掩盖目的。生活的虚假氛围就这样形成了，伪善在积累，这个伪善已经不被看作恶，而被认为是义务。全部灾难不在于被认为是恶的谎言，而在于被认为是善的谎言”(《论人的使命》219)。谎言和伪善的风气不但在社会生活上弥漫、在国家政治中传播，甚至进入了家庭，就连拉拉和安吉波夫的婚姻“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391)。家庭中的某种东西被动摇了，在本该自然欢快的氛围中，参进了一些荒谬和做作的成分；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被“符合时代精神”(461)的程式化语言的同化、日瓦戈最后的追随者瓦夏由于“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456)而离他而去……令日瓦戈感到痛心的是，人们往往不能识破谎言，却总是习惯于将谎言当作真理，以为它们对协调人类社会生活有益，即便能参透其中的虚假，但出于功利主义和自我保护的目的，也缺乏自由地抵抗。人们的良心因此而受到玷污，格外纠葛。因此，日瓦戈医生非常厌倦那种“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438-439)的社会风气，大话和空话妨碍了他“任职、行医和写作”(281)。他渴望每一个人都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渴望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良心对行为做出独立的判断。因为只有诚实才能面对上帝、面对他人，只有精神生命的自由和纯洁才能导致对真理的肯定和对谎言的克服。
最后是以道德的自我完善对抗恶。日瓦戈医生对于人的认识是建立在俄罗斯东正教哲学“神人论”和“托尔斯泰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日瓦戈那里，人作为造物的最高成就，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是整个自然界中是唯一卓越的生物，他能够从自己的肉体中提取道德和神性思维。然而，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无限张扬已经使人僭越神性，从而走向反面丧失人性，而获得兽性。日瓦戈曾经为革命欢呼，认为那是“一场了不起的手术”，然而，“独断专行的革命”却带来了流血和死亡。人们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一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390)。日瓦戈难以习惯那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逻辑。他看到，曾经的童年玩伴，却因“革命”而分道扬镳、站到了敌对的立场上。这种现实所造成的敌对，不仅存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上，而且也威胁到人的存在本身。在国内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这种人与人的对立甚至达到了极限，仿佛“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367)。这种状态促使日瓦戈开始思考人类达到至善和制恶的根本途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外在的强制手段都不能遏止人性恶和社会不公，他在诗作中借用“客西马尼园的警示”向人们呼唤：“收起你的剑’／刀枪解决不了争端”(534)。因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行，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41—42)他反对以暴力形式对抗恶，反对以“追求平等”的名义实施恶的掠夺。因为暴力不仅不能消除恶，而且只能制造更大的恶。对于基督教教伦理学来说，暴力、强制、外部作用对于化解矛盾和解决冲突是无效的，它们不能最终铲除恶，带来和谐。因为人们之间的冲突、人性恶的根本是深藏于心的，在人的心念之中。如果施加外力作用，冲突可能被在表面上遏止，暂时躲藏起来，伪装起来。但一旦时机成熟，它会再次显现。对恶的抵抗只能靠内心的善的增长，就如同黑暗只能用光来驱散。善的增长要依靠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日瓦戈相信人在没有外力强制下的内在自由、向善的能力以及人的神性本源。因为“神和人之间有可比性，因此，神才能对人有所启示”(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70)。
作为人子，尤里·日瓦戈渡过了自己那平凡而短暂的、充满着一系列琐碎的混乱和大的灾难的一生。“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179)。他在尘世的最后期限里，“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技巧，也逐渐失掉写作的才能”，他甚至在形容上都发生着变化：“越来越衰弱，越来越邋遢”，并“过起穷苦的日子”。“这个穿着破旧衣服，高大而瘦弱的医生……很像民间传说中探求真理的人”(447-448)。然而，他那瘦弱的身躯最终抗不住整个时代的沉重和悲怆，他“明白内脏什么地方被拉伤了……一切都完了”(470)。那个算不上悲壮的死亡，成就了他在尘世的使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伸展宽阔的翅膀，／为的是勇敢自由的飞翔”(515)。死亡使他回归自由，恢复了他作为人子与已失去了的起源的联系。他以自由独立的个体人格赢得了精神生命的丰盈和永恒。“假如人的生命完全被看作是精神，变成精神生命，假如精神原则彻底地控制了自然的因素，心理和肉体因素，那么作为自然事实的死亡就根本不会到来，那么向永恒的过渡就会实现，而且用不着我们从外部理解为死亡的那个事件”(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345)。日瓦戈为了再生而死。为了抗拒世界奴役的统治，抗拒人对世界奴役的驯服而再生。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只有经历死亡和十字架受难，才能走向复活和永恒。这是日瓦戈的道路，也是人子的道路。
四、“我要复活”
有关《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话题源源流长，但我们只能就此打住。可以截取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作为我们整个思考的题解：在日瓦戈倒下去的时候，不朽的弗列里小姐“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但一点也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470)。生命生生不息，生活按照自己的轨迹在运行。在生命的竞技场上，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这位在俄罗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外籍老妇人，不但活过了日瓦戈，更活过了无数俄罗斯“恐怖时代”的“俄罗斯男孩”。俄罗斯，你担负不起整个人类的苦难，却该为自己的“男孩子们”燃起“赎罪的蜡烛”。
《日瓦戈医生》中那些生活在“俄国恐怖时代”的“俄罗斯男孩”们由于缺乏精神给养的时代氛围，在世间“人为”的纷争中不但没有走向成熟，反而“夭折”了。他们即便有生命的物质化延续，如日瓦戈和拉拉的女儿塔尼娅，也无法再生那些曾经鲜活的、不可复制的、伟大的个体人格。所以“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变成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492)。然而，如果“俄罗斯男孩”不能复活，《日瓦戈医生》便没有意义。因为“死亡使过去获得净化，并把永恒的记忆加给过去。在死亡里发生的不但是解体，而且还有净化”(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334)。作为生命的“偶在”，《日瓦戈医生》中的很多优秀的“俄罗斯男孩”已经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作古；然而作为个性，每一个在那个时代罹难的“俄罗斯男孩”都将得到永生。他们将成为一串串沉重的脚印，镌刻在俄罗斯历史的来路上。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时代的“男孩子们”的真正生命都将在未来时代展开，他们得以“永生”的正是在未来得以揭示的。“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意义”(282)。人子虽然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却在《福音书》中“复活”，日瓦戈医生虽然倒下，他却在自己的诗作里站起来并得以“永生”。“永生的和属于永恒的、不是自然的，经验的人，而是人身上的精神上的、观念的和价值的原则”(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337)。“俄罗斯男孩”们那复杂而痛苦的灵魂将久久盘旋在历史的天空并用低回的声音呐喊出：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向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535)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 “俄罗斯男孩”主题 历史反思
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一直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人不能创造历史、阻断历史、推动历史，却可能被历史裹挟，成为“时代俘虏中永恒的人质”(阿格诺索夫465)。历史过程扼杀个体，看不到个体，历史不为个体存在。如此一来，个体命运在历史过程中永远处在悲剧的冲突之中。然而，在历史之中人的命运不仅仅只有被动，人可以通过在历史中的选择确定其生存意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不能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单纯地理解为日瓦戈医生个人命运的写照，而是将它视为生活在20世纪初“俄罗斯恐怖时代”一代“俄罗斯男孩”∞的命运的写照。它不但再现了那段脱离既定轨道的历史，同时也再现了个体在历史中的茫然、抗争和毁灭。在《日瓦戈医生》中，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男孩子们在射击”领会那段历史的“疯狂”和非理性，还可以通过“蜡烛的宿命”和“人子的道路”、“我要复活”等主题体悟“俄罗斯男孩”在历史中的宿命和选择。尽管作为个体生命、种族的生存，“俄罗斯男孩”在那段“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日子，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帕斯捷尔纳克189)“夭折”了，但是，作为个性、作为精神存在物，他们将通过受难的灵魂为我们提供无尽的历史反思。
一、“男孩子们在射击”
随着《日瓦戈医生》情节的展开，一群鲜活而性格各异的“俄罗斯男孩”——诸如尤拉·日瓦戈、米沙·戈尔东、尼卡-杜多罗夫、帕沙·安吉波夫等人便纷纷登上那一特定的历史舞台，有关“俄罗斯男孩”在成长阶段所特有那种对世界充满期待的率真激情、在现实中的挫败感以及知识分子“最高纲领主义”的决绝等主题便在作品中逐渐铺展开来。读者慢慢品味到，《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的成长不是在自然之中，而是在“人为”的历史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从向不义的旧世界的“开枪射击”伊始。
对于20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历史进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来自西方历史的进步观念和目的论。历史进步观要求历史进程的目的性，要揭示历史进程对于这一终极目的的依存意义。这一观念由于在未来指向上似乎更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末世论”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因而被20世纪的“无神论”的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俄罗斯有意识地向代表人类文明标的的西方靠近，另一方面在于这种进步观无意识地隐藏着“对于全世界历史的结尾的某种宗教上的指望，即对全世界历史的悲剧定将终结的希望”(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152)。历史进步观认为，在人类历史命运的时间流程中，世代更迭、人类终将上升到某种超越自我的颠峰状态。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以往世代只是其中必要的环节、手段和工具。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基本上以历史进步观为理论前提，它假定某种善的状态会在历史进程的范围中达到，允诺无阶级压迫、无贫富之差的“人间天国”的到来。它使人们相信，为了这个终极目的可以改变“当下”的历史进程并在其中不择手段。也就是说，只要目的是善的就不在乎手段是否正当。那些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展示的一幕幕情节紧张的历史剧，正是以这种历史进步观的名义所进行的改变历史进程的“尝试”。然而，由于生活本身的机制和内在规律，这些“尝试”都打上了“游戏人生”的标记，虚假而矫糅做作。结果是俄罗斯“离开自己的岸，并没靠上别人的岸”(308)。历史离开既定轨道，人群被以阶级划分。本该成为民族历史文化承传者的“俄罗斯男孩”们却被强行推进这历史剧中的特定一幕，表演着自己力不胜任的蹩脚角色。他们在那些偶然的历史角色中热烈而狂喜的“游戏”着，并开始自我膨胀，感觉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生活、重新创造历史。然而，他们并不清楚“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历史犹如植物王国的生活。……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436)。在人为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男孩”误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抽象的“最高纲领主义”当成生活的模板，义无返顾地向“不义”的世界展开宣战。因为他们是率真而正直的“好孩子”，为了“遏止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尊严”，“所以才开枪”。他们自以为开枪射击就能击碎整个旧世界，不想旧世界没有被击碎，却带来整个世界的“开枪射击”——红军和白军比着赛地相互射击，整个世界陷入疯狂和仇恨。于是“俄罗斯男孩”们便在这疯狂和仇恨中或迷失、或“夭折”，成为为实现改造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而献身的羔羊。他们在这些残酷的“游戏”里丧失了自己、被折损、被毁灭。作品中戈尔东由于犹太民族身份所遭致的轻蔑排挤、杜多罗夫被“洗脑”后的“路标转换”、加利乌林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扫院子人的儿子”而摇身一变为“白军将军”、帕姆菲尔·帕雷赫出于“阶级本能”所引发的“疯狂”、日瓦戈的“猝死”和斯特列里尼科夫的“自杀”、那些被游击队的子弹挨个扫倒的“一年级大学生和八年级的高中生”……一切都揭示出发生在俄罗斯“恐怖时代”的“革命癫狂”。
二、“蜡烛的宿命”
《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16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点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些优秀的“俄罗斯男孩”本是“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却因“燃烧”而归于黑暗。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作品中每当日瓦戈和安吉波夫出现时，总有“蜡烛”的意象伴随，其中的寓意，我们可以通过二人的成长经历和个人命运来揭示。 当年安吉波夫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透射着“烛光”的租住房间与日瓦戈生命最后的居留地的巧合，已经暗示了两个人同时作为“世上的光”照在人前，但却因“消耗”和“过分”燃烧而归于黑暗。“蜡烛”的宿命即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然而，虽然同为“蜡烛”，但是他们的“燃烧”方式却有着“质”的区别。在这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试图通过两位“俄罗斯男孩”不同的道路选择，揭示人在历史中的个性建构和毁灭的问题。作者首先通过两位主人公姓氏的语义学意义上的不同来暗示他们彼此本质上的“对峙”。安吉波夫本身即有“对峙者”的意味。在对两位主人公的姓氏的语义学分析上，美国斯拉夫学者Bethea Davidd的观点切中肯綮：“斯特列里尼科夫在小说里无庸置疑地是日瓦戈的对峙者。如果说后者治病救人，那么前者则折损他们”。也就是说，从姓氏的语义上看，斯特列里尼科夫意味着射击、击毙；而日瓦戈则意味着复活并使其重新进入生命。长篇小说之所以叫“日瓦戈医生”而不是尤里·日瓦戈，原因就在于它所强调的正是人在历史中的拯救使命和存在意义。从性情上说，日瓦戈和安吉波夫都是对生活充满诗意憧憬的人，只不过尤里·日瓦戈是在被给定的生活中寻找诗意，而斯特列里尼科夫则试图改造生活，希望它因此而获得诗意。斯特列里尼科夫(即安吉波夫)，从幼年时代起，“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就“长久地将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246)。然而，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性情里，有一种过分真诚乃至固执的东西，它要求非此即比彼而缺乏人性的灵动。为了所向往的“事业”以及要对自己的“屈辱”实施报复，他几乎放弃了对亲人的爱和义务。他决意要待到“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桂冠”包揽怀中的那一天，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到亲人身边(298)。然而，他最终没有回来。那个他所向往并投身其中“事业”使他由一个爱开玩笑的、善于交际的“俄罗斯男孩”变成一个傲慢而冷酷的孤胆英雄、铁面无私的“枪决专家”。“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388)。他献身于某种看似崇高的力量，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也能致人于死地，甚至不放过为之献身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他被曾经献身的那种力量所追赶和胁迫，像一头精疲力尽的困兽，在孤独中舔舐伤口。斯特列里尼科夫最终悟出：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的“俄罗斯男孩”曾为了正义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把生活当成战役，为所爱的人移山倒海。然而，他们不但没有给亲人带来任何幸福反而招致更多的苦难。“一个世纪以来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442)。而他们——“俄罗斯男孩”却成了历史的滑稽玩偶。那个为了远大抱负而更名改姓的斯特列里尼科夫，不但没有在“开枪射击”中改造世界、寻找到生活的诗意，反而在绝望中“射杀”了自己。
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个性里，纠结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病态征候：意欲做革命队伍的“领路人”，并在“为社会平等而斗争”的口号下掩饰那种渴望自我吹嘘、自我确认的疯狂。即便能够参透事物的本质与假象，也还是一意孤行地以“原则”上应有的决绝姿态与“历史怄气”。是“自我中心主义”使斯特列里尼科夫陷入奴役之中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别尔嘉耶夫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意味着人受双重奴役：受自我的奴役，囿于僵死、狭小的自我性；受世界——个行使外在强制手段的客体——的奴役。……自我中心主义者通常不以人格主义态度来确立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而极易接受价值的客体定向的观点。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守不住人性，不喜欢具体的生气昂然的人，独有钟情者——抽象的概念，是这一类东西养活了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论人的奴役与自由》22)。因而，我们摸索到了他的傲慢、冷酷的内在源头，是那些有关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和“原则”置换了他的主体人格，他习惯于以那些“观念”和“原则”替代主体意识。自我主义者躬行自闭，他不可能走出自身，就仿佛“蜡烛”之光不向外投射，传播光亮与温暖，而是向内投射，灼伤、甚至毁灭自己。当他意识到这些，悲剧已无可挽回。他生命的“蜡烛”曾强烈而绚烂地燃烧，然而却在瞬间熄灭归于黑暗。
三、“人子”的道路
如果说，作品中的日瓦戈和斯特列里尼科夫是“对峙者”，那么在他们的“对峙”中，作家着意表现的是两种“个性”的对立冲突。这对20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不断上演的以集体主义、“共同的事业”等宏大价值观压制个体和个性的历史悲剧极具反思价值。作为个体，日瓦戈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医生，性情浪漫、温和，略显谦卑；作为个性，日瓦戈表现的是一种人类个体人格的、不可重复的精神价值。这种个性，在“本我”的发展中逐渐生发出一种对于其他个性平等而友善的诉求，承认其他个性拥有实现自我精神宿命的权利。对于这种个性来说，自我实现不是通过主体的客体化、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主体的自我完善、爱和牺牲来实现的。因此他渴望每个人都能对他人的生活予以尊重，渴望每个人都能为他人做出牺牲。在日瓦戈那里“生命原本只是一瞬间，／我们要融化为一点点，／混合在所有人的心田，／也是对所有人的奉献”(508)。
作为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虽然也拥有“蜡烛的宿命”，但却以“人子的道路”，“燃烧”出别样的生命景象。俄罗斯文学批评界曾认为，《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俄国文学中最神秘莫解的作品”(阿格诺索夫463)。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尤里·日瓦戈的形象及命运与《圣经·福音书》耶稣基督的命运有着内在的呼应。由于长篇小说是在苏联的“无神论”时代氛围中问世，因此这种“呼应”更加显得意味深长：耶稣基督和尤里·日瓦戈两人同样将尘世的苦难担在肩上，同样死于少壮之年。为了坚持真理，耶稣曾遭到使徒彼得的三不认主，日瓦戈也遭遇了追随者瓦夏的背叛。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尤里·日瓦戈则死于“心碎”。尤里·日瓦戈死于八月底，而其诗作“八月”则特别强调了“永别了，在基督变容节”(515)。日瓦戈仿佛命定地被赋予了伟大的、人子的天赋：对生命怀有极大地虔诚和敬畏、天启般地感知自然中的善和美、心醉神秘的向其祈祷，有时甚至在祈祷中如圣徒般地昏厥和“失去知觉”。不仅如此，日瓦戈医生还禀赋着“既善思考又能写作”的能力。在作品中，主人公日瓦戈是作为积淀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智性和文化的个性而被塑造的。他将整个自然、人类的历史、宗教和文化都视为与自已有亲缘关系的家谱、视为滋养自己精神生命的母亲，并对它们有着深深的“恋母”情结。
与其他“俄罗斯男孩”不同的是，在整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日瓦戈医生不但没有狂热地参与这些血腥的纷争“游戏”，而是冷静地与之拉开距离，试图通过行医、作诗、哲学思辩、甚至爱情的方式逃离，然而却不幸一再地被历史裹挟而陷入战争、暴力、和谎言的漩涡之中。 尽管苦苦挣扎但最终还是赍志而殁——生命在长期地纠结和压抑中，如“蜡烛”般地消耗、熄灭了。日瓦戈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结局并抓住了症结所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的感受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462)。
作为追求精神自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俄罗斯乱世中选择了一条如耶稣基督的“人子“的救赎之路。这条路尽管充满荆棘，他还是顽强地走了下去。因为他懂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9：56)。他站在《福音书》伦理学立场上，对那个既狂热又残忍的时代做出了自己地回应。
首先是“爱近人”。较之周遭如斯特列里尼科夫等那些为了“未来的人”、“未来的事业”等堂皇而抽象的“概念”而对自己的亲人和近人所给予的漠视和冷酷，日瓦戈身体力行地表现出另一种生命哲学，即悲悯和关爱近人。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这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地寻求出路和消耗”(11)。对于日瓦戈来说，“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那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274)。所有这些劳作都不是生活琐事，而是某种具有神圣意义的使命。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在积极地实现着对亲人的爱，实现着以爱的方式进入存在的历史进程。正如别尔嘉耶夫曾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号召爱‘近人’，而不是爱‘远人’。……爱‘远人’，爱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类，是对抽象观念的爱，是对抽象的善的爱，而不是对人的爱”(《论人的使命》142)。只有爱活生生的人才是善的最高体现。因为具体的生命、活生生的人高于任何抽象的观念，包括高于善的观念。正像《福音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日瓦戈并不膜拜善的观念，他把善落实到实处，亲历亲为地去爱亲人、爱近人，他把人当作实现爱的最高原则。
其次是以诚实对抗谎言。日瓦戈医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谎言降临到俄国的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雾”(391)。日瓦戈发现，那些由社会思潮引发的政治谎言致使人们丧失了道德判断的自由，因为在其中，实现道德判断的已经不是在自由中面对良心的个性，而是人们对有关阶级的权利、民族解放、未来终极“事业”的信仰和义务。因而就造成了这样的悖论：当谎言获得了某种社会功利价值时，它就会被当作善，从而导致社会行为在手段和目的上的倒错。别尔嘉耶夫对此也有过鞭辟人里的分析：“俄罗斯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其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为自己的权力斗争，赋予已经变成体制的谎言以道德义务和善的特征，而且这个权力已经变成了目的本身。这里的悲剧是，实践非真理，说谎言和残酷迫害活生生的人，既是为了这样一些目的，它们是最高的，也是为了这样的手段，它们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在实现目的的道路上，这些手段已经开始掩盖目的。生活的虚假氛围就这样形成了，伪善在积累，这个伪善已经不被看作恶，而被认为是义务。全部灾难不在于被认为是恶的谎言，而在于被认为是善的谎言”(《论人的使命》219)。谎言和伪善的风气不但在社会生活上弥漫、在国家政治中传播，甚至进入了家庭，就连拉拉和安吉波夫的婚姻“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391)。家庭中的某种东西被动摇了，在本该自然欢快的氛围中，参进了一些荒谬和做作的成分；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被“符合时代精神”(461)的程式化语言的同化、日瓦戈最后的追随者瓦夏由于“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456)而离他而去……令日瓦戈感到痛心的是，人们往往不能识破谎言，却总是习惯于将谎言当作真理，以为它们对协调人类社会生活有益，即便能参透其中的虚假，但出于功利主义和自我保护的目的，也缺乏自由地抵抗。人们的良心因此而受到玷污，格外纠葛。因此，日瓦戈医生非常厌倦那种“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438-439)的社会风气，大话和空话妨碍了他“任职、行医和写作”(281)。他渴望每一个人都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渴望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良心对行为做出独立的判断。因为只有诚实才能面对上帝、面对他人，只有精神生命的自由和纯洁才能导致对真理的肯定和对谎言的克服。
最后是以道德的自我完善对抗恶。日瓦戈医生对于人的认识是建立在俄罗斯东正教哲学“神人论”和“托尔斯泰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日瓦戈那里，人作为造物的最高成就，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是整个自然界中是唯一卓越的生物，他能够从自己的肉体中提取道德和神性思维。然而，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无限张扬已经使人僭越神性，从而走向反面丧失人性，而获得兽性。日瓦戈曾经为革命欢呼，认为那是“一场了不起的手术”，然而，“独断专行的革命”却带来了流血和死亡。人们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一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390)。日瓦戈难以习惯那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逻辑。他看到，曾经的童年玩伴，却因“革命”而分道扬镳、站到了敌对的立场上。这种现实所造成的敌对，不仅存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上，而且也威胁到人的存在本身。在国内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这种人与人的对立甚至达到了极限，仿佛“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367)。这种状态促使日瓦戈开始思考人类达到至善和制恶的根本途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外在的强制手段都不能遏止人性恶和社会不公，他在诗作中借用“客西马尼园的警示”向人们呼唤：“收起你的剑’／刀枪解决不了争端”(534)。因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行，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41—42)他反对以暴力形式对抗恶，反对以“追求平等”的名义实施恶的掠夺。因为暴力不仅不能消除恶，而且只能制造更大的恶。对于基督教教伦理学来说，暴力、强制、外部作用对于化解矛盾和解决冲突是无效的，它们不能最终铲除恶，带来和谐。因为人们之间的冲突、人性恶的根本是深藏于心的，在人的心念之中。如果施加外力作用，冲突可能被在表面上遏止，暂时躲藏起来，伪装起来。但一旦时机成熟，它会再次显现。对恶的抵抗只能靠内心的善的增长，就如同黑暗只能用光来驱散。善的增长要依靠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日瓦戈相信人在没有外力强制下的内在自由、向善的能力以及人的神性本源。因为“神和人之间有可比性，因此，神才能对人有所启示”(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70)。
作为人子，尤里·日瓦戈渡过了自己那平凡而短暂的、充满着一系列琐碎的混乱和大的灾难的一生。“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179)。他在尘世的最后期限里，“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技巧，也逐渐失掉写作的才能”，他甚至在形容上都发生着变化：“越来越衰弱，越来越邋遢”，并“过起穷苦的日子”。“这个穿着破旧衣服，高大而瘦弱的医生……很像民间传说中探求真理的人”(447-448)。然而，他那瘦弱的身躯最终抗不住整个时代的沉重和悲怆，他“明白内脏什么地方被拉伤了……一切都完了”(470)。那个算不上悲壮的死亡，成就了他在尘世的使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伸展宽阔的翅膀，／为的是勇敢自由的飞翔”(515)。死亡使他回归自由，恢复了他作为人子与已失去了的起源的联系。他以自由独立的个体人格赢得了精神生命的丰盈和永恒。“假如人的生命完全被看作是精神，变成精神生命，假如精神原则彻底地控制了自然的因素，心理和肉体因素，那么作为自然事实的死亡就根本不会到来，那么向永恒的过渡就会实现，而且用不着我们从外部理解为死亡的那个事件”(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345)。日瓦戈为了再生而死。为了抗拒世界奴役的统治，抗拒人对世界奴役的驯服而再生。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只有经历死亡和十字架受难，才能走向复活和永恒。这是日瓦戈的道路，也是人子的道路。
四、“我要复活”
有关《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话题源源流长，但我们只能就此打住。可以截取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作为我们整个思考的题解：在日瓦戈倒下去的时候，不朽的弗列里小姐“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但一点也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470)。生命生生不息，生活按照自己的轨迹在运行。在生命的竞技场上，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这位在俄罗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外籍老妇人，不但活过了日瓦戈，更活过了无数俄罗斯“恐怖时代”的“俄罗斯男孩”。俄罗斯，你担负不起整个人类的苦难，却该为自己的“男孩子们”燃起“赎罪的蜡烛”。
《日瓦戈医生》中那些生活在“俄国恐怖时代”的“俄罗斯男孩”们由于缺乏精神给养的时代氛围，在世间“人为”的纷争中不但没有走向成熟，反而“夭折”了。他们即便有生命的物质化延续，如日瓦戈和拉拉的女儿塔尼娅，也无法再生那些曾经鲜活的、不可复制的、伟大的个体人格。所以“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变成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492)。然而，如果“俄罗斯男孩”不能复活，《日瓦戈医生》便没有意义。因为“死亡使过去获得净化，并把永恒的记忆加给过去。在死亡里发生的不但是解体，而且还有净化”(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334)。作为生命的“偶在”，《日瓦戈医生》中的很多优秀的“俄罗斯男孩”已经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作古；然而作为个性，每一个在那个时代罹难的“俄罗斯男孩”都将得到永生。他们将成为一串串沉重的脚印，镌刻在俄罗斯历史的来路上。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时代的“男孩子们”的真正生命都将在未来时代展开，他们得以“永生”的正是在未来得以揭示的。“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意义”(282)。人子虽然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却在《福音书》中“复活”，日瓦戈医生虽然倒下，他却在自己的诗作里站起来并得以“永生”。“永生的和属于永恒的、不是自然的，经验的人，而是人身上的精神上的、观念的和价值的原则”(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337)。“俄罗斯男孩”们那复杂而痛苦的灵魂将久久盘旋在历史的天空并用低回的声音呐喊出：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向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