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的相关论文

　　世界近代史指的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萌芽、基本定型的历史。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近代史的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世界近代史的相关论文篇一

　　《探讨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应构建一个与现有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钱乘旦提出的“现代化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但是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化体系

　　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是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世界近代史，或者说以什么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并按这个中心思想将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系统地、有机地组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先后出版了多种《世界近代史》。这些著作大多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内容大同小异，由于主导思想和史实编排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体系。

　　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杨生茂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该书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按照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来确定近代时期，即近代是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刘祚昌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卷。该书是崔连仲、刘明翰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也是将世界近代史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原来定为1917年十月革命，后来改为1900年。三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

　　该书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说是按照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观点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但仍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并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00年，终点则定在1900年。综合起来看，第一种与第二种起点相同，终点不同;第二种和第三种终点相同，起点则不同。三种体系的共同点是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第三种体系强调世界历史是在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由分散而发展成为整体的。

　　以上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至今天，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这三种体系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我们不拟详加评论，但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提出与之不同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新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而在这个方面，我国著名学者钱乘旦提出了一个设想，可以称之为“现代化体系”。钱乘旦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因此，他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钱乘旦根据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将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他所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从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的中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虽然这个体系目前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出版按照这个体系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但是这个新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和创见。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赞同钱乘旦的意见，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确是世界各国走向和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但是，就“现代化体系”涉及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想谈点补充意见。

　　我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近代和现代。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史，第二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史。在我们看来，所谓近代，就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时期。

　　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世界近代史)开始于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时代)。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划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界标。我们认为，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主张以工业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其下限是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这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性。现代化不仅没有同一模式，而且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近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俄国的现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现的)，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以另一种地位和方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它们在近代时期并没有实现现代化，以致其现代化任务还要留到现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去完成。

　　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即钱乘旦所提出的新体系的第五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工业社会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兴起。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亚非拉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个别国家例外)，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并没有结束，因此也可以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看成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不同于现代化第一个时期(近代时期)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将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第二个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世界现代史。 　　为什么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我们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

　　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说，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理论根据。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历史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因此，从古至今，才会出现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题或主线，就是现代化。

　　其次，这个主题抓住了世界近代时期历史发展的核心和实质。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开始于近代时期，如果将世界近现代史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近代时期的历史则是它的上部。因此，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正是体现了世界近代时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想对老一辈世界史学者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谈点看法。“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形成为整体看成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互交叉发展的结果。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发展事实表明，世界的确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也必须包含“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使人感到这个提法只是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实质。“从分散到整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提出这一观点的吴于廑先生所说过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总序》)因此，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实质，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现代化。

　　再次，“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曾受到“苏联体系”的影响。包括世界史在内的苏联历史著作强调阶级斗争，把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史学无不突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对于世界近代史的界定，过去就曾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后来编写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则将“走向衰亡”去掉了。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去掉“走向衰亡”的提法，已初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而今天“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提法，则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再如，过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强调革命斗争，对改革则颇多微词，甚至斥之日“改良主义”而进行批判。其实，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革命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同样都应该受到重视。在世界近代时期，英国、美国、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德国、俄国通过改革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日本通过革命加改革的方式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近代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不会单纯强调革命而忽视或者贬低改革的作用。

　　复次，新体系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某些历史著作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就世界近代史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总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掠夺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主角，从而形成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漠视东方各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当然是错误的，理应予以摈弃。但是，重视东方各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东方中心论”。应当承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各国，到近代时期的确是落后了。正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近代东方各国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但其结果大多归于失败或者造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某种曲折。因此，无论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东方中心论”，都不符合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双重使命”，以及在造成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指自然经济的崩溃)时西方资本主义“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观点，虽然并不是直接论述世界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却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来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能够防止片面性，避免产生“欧洲中心论”或者“东方中心论”，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

　　最后，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具有涵盖宽广的优点。世界近代史有着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大多偏重在政治史方面，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很少，使读者感到历史著作非常单调和枯燥，以致阅读兴趣不大。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些改进，但是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并在这一体系框架下编写出的世界近代史，我们相信将是一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文字生动、富有特色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这个主题。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说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即从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现代化”首先体现于经济领域，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完成，就为现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都要适应现代社会而发生改变，或者说它们本身也都需要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涉及世界近代历史的全部内容。正如钱乘旦所说的：“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由此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既有着学术上的深度，同时也具有内容上的广度。按照这个新体系来进行编写，肯定能够将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个体系，它不仅是本门学科的“主心骨”，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时候，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在思索这个课题的过程中，联系已有的多种世界近代史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缺陷，想到了若干要求(也可以视为“原则”或“规则”)。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适和恰当，谨提出和同行学者商讨，并望共勉。

　　我们认为，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考虑到以下一些要求：

　　首先，应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作为世界通史组成部分的世界近代史，应该从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来考虑。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它在整个世界通史中所处的位置。世界近代史上接世界古代史，下联世界现代史;它的起点即世界古代史的终点，它的终点即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时候，就不能孤立地只着眼于近代，同时也需要看到古代和现代。正是出于对这种整体性的考虑，我们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也就是说，将世界通史划分为三个部分：世界古代史是农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农业社会)的历史;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工业社会)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知识经济时代(或者称为信息社会)的历史。这种划分，不仅反映出人类历史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且也体现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并说明了世界近代史是现代化第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

　　其次，应注意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虽然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拼凑，但它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因此其内容是十分纷繁复杂的。不过，无论多么纷繁复杂，无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叙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科技进步、教育兴盛等等，都应该围绕着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联系，那就只能看到历史知识的堆集和罗列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历史发展(无论纵向或横向)具有内在联系呢?这就关系到主题或主线。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的作用，就在于围绕着它，就能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因而才能使世界近代史形成一个体系、一个整体。用主题或主线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好有一比：“以线穿珠不见线。”就是说，诸多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好象一颗一颗的珠子，只有用一根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才会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当然，在叙述诸多历史事件(历史知识)的时候，这个主题或主线并非显露于外，而是隐藏于内的，这不正表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吗?!

　　再次，应考虑到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近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现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因此，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把世界近代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它的体系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它在内容上与主题或主线的内在联系，而且在解释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它同世界现代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使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保持某种一致性。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有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这方面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我们看到，当前国内有代表性的两种世界通史著作，一种是崔连仲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种是吴于廑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种版本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都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历史”;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则称“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而关于世界现代史，人民版《世界通史》现代卷表述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地说什么是世界现代史;高教版《世界史》现代史编则笼统地说“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显然，对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上述界定，在提法和表述上不具有连续性。这种提法和表述的不一致，使人们看不到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最后，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世界近代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有一个时间范围;作为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时期，也需要有它的上限和下限。不管世界近代时期之内如何具体分期或分段，但是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却是构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时间断限也是构建体系的一个要素。这个时间断限，应当同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作为起始和结束的明显标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定在1500年(“地理大发现”在此前后)。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下限，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都定在1900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其理由是“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这个“巨大变化”，指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这时(1900年)最终形成了。作为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发生在1900年前后，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我们对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两种断限都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因此应该说，这是符合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现有世界近代史体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赞同“现代化体系”的设想。但是，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下大力气才能完成，我们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和讨论。

　　第一，现有的几种世界近代史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各有千秋，可以诸说并存。这些体系，代表了众多学者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各种观点，都有他们的依据和理由。这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们虽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否定。同其他学术见解一样，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主张也不一定要强求一致。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第二，在相互尊重、诸说并存的基础上，开展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充分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有学者提出，为了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现在应该从“百花齐放”的状态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并在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相对而言的“大一统”。这个意见很好。希望对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第三，目前，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除了正式出版的《世界近代史》之外，也可能还有各高校教师自己编撰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但是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关于世界近代史体系的学术讨论，并不会对高校历史院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院系的学生，应该对有关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建议，无论使用哪一种世界近代史教材，都应该将其他体系的不同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从而启发学生的思考，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可能促使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师生互动和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讨论。

　　第四，积极启动按照新体系编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如前所述，世界近代史不同体系的著作已有多种。“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主张虽然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按照这个主题编撰的世界近代史著作。看来，从新体系的提出到最后完成著作，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建议，高校历史院系和科研机构应组织人力对新体系及其框架的设想继续进行探讨，使“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的世界近代史新体系日臻完善。然后，结合具体史实，编撰成书。我们盼望着新体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2003，(3).

　　世界近代史的相关论文篇二

　　《浅析近代史的世界历史观》

　　摘要：进入近代以后，人们原有的历史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蒋廷黻是 中国 近代史 研究 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 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柯文等美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则是对传统的冲击回应论的挑战，为近代史研究开创了新思路。

　　关键词：世界历史观;晚清学人;西方中心模式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 影响 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 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 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 。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 目前 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 发展 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 现代 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 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 哲学 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 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 影响 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 历史 发展 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 问题 。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 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第三种模式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无法前进的动因。柯文认为把帝国主义作为是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确实是一种神话。

　　于是柯文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包括四个特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 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 分析 结合起来。”

　　当代学者都认为，认识不是主动的给予，而是积极的参与和加工。而且参与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了工具有备而来。认识总是在认识者先有的意识准备的加工操作下进行完成的。这种先行的准备，皮亚杰称之为认识图式，海德格尔称之为理解的前结构。就历史认识而言，所谓认知图式可以理解为历史学家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历史认识的工具。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先行的认识图式去认识历史，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各种主体因素渗透到认识活动中，并最终凝结在他的认识结果上。就如柯文所说，凡是对现实的表述势必也是错误的表述，是一种知者对被知者的思想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