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左宗棠论文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中国近代人物。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左宗棠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人物左宗棠论文篇一

　　《左宗棠与近代甘肃社会经济发展》

　　【摘 要】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在督办紧张繁重的西北军务的同时，对甘肃农业开发，近代工业的创办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而又有效的开发与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实效，加速了甘肃近代化的过程。

　　【关键词】甘肃;近代社会;左宗棠

　　同治五年(1867年)以举人出身的左宗棠在清政府内外交困之时出任陕甘总督，在督办新疆军务的同时出于对西北战事的考虑，有计划的对西北，尤其对整个甘肃的经济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开发与建设。他对近代甘肃社会的开发历时最长，领域最广，计划非常周详，同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对农业的开发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王朝的统治，农业被封建统治者最倚重的。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同样也是从最重要的农业开始的。

　　左宗棠年轻时，就特别重视农业，视之为“人生第一要务” [1]但当他入关之后，满目荒芜，尤“甘肃省久遭兵燹，遗黎仅存”，[2]社会经济一片狼藉，农业废弛，物价飞涨，“麦面一钱一斤，人之粮糗，马之刍豆，举待给予数千里之外。” [3]致使军粮无从采购，影响整个战局，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安危。以此他便决心从恢复农业生产秩序入手，重建甘肃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左宗棠在甘肃每收复一地，即慎选官吏，招抚流亡，赈济饥民。鼓励军民因地制宜，大兴屯田，官民一体开发建设。同治八年(1869)五月，左宗棠在《遴员署理府州县办理赈垦抚辑宜折》中称：“此即分拨官军，渐次移营进驻。一面遴选甘肃人员署理州府县各篆，招辑流亡，计口散粮，以延喘息，并给籽种农器，督劝丁壮及时耕种，以规久远。择险隘为兵屯，统领、营官主之;就堡寨为民屯，府州县主之。均因其地之所宜。按节侯播种粟、糜、荞、麦诸种，督课军民，日事锄垦。耕牛不能多得，则以古昔区田、代田之法示之。冀或有秋，重谋生聚。难民归来者渐多，择赈粮渐增;垦地渐广，则籽种亦渐费。凡所规画，诸是草创。” [4]军屯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压力，疏散和利用了大量空闲劳动力，客观上缓解了甘肃人多地少的矛盾。左宗棠还从甘肃牧区较多的实际出发，认识到畜牧业对西北地区的重要性。“牧利又以羊毛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 [5]这些措施确实给一向落后的甘肃经济注入了一丝新的生机和活力，而甘肃制呢局的建设和投产不能不说是左公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产品深加工的成功范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别是西北干旱地区。左公针对甘肃农业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他曾一度强调：“甘肃治法，以均赋役，兴水利为首务。” [6]对兴修水利，他的方法是：“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唯修沟洫，易次分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 [7]左公对水利设施的扩修增强了农作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确保了农业的收成。道路既是交通命脉，又是一条经济命脉。左公在西北筑路修桥，是随同其挥师西进路线一起向前推进的。这条路横贯陕甘两省，完全凭人力来凿山架桥。据左公事后总结：“甘肃内地自遭兵燹之后，千里萧条。东路各属地居要冲荒废尤甚。如会宁县之翟家所、张家堡、安定县之王公桥，隆德县之六盘山，固原州之三关口等处，均为著名险隘。其间沟涧深窄，河道沮於，道路桥梁率多倾塌，夏潦冬冰时有阻滞倾覆之患，农商行旅均以为苦。” [8]但是经过左公的治理，道路难行问题已大部解决。左公修桥筑路，首先是出于西北用兵、巩固边防的军事需要，但也是治国安民的政治需要，同时更是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的需要。这条路的建设，无疑对甘肃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牵引和拉动作用。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以旱地为主。“耕十亩，不获一亩之利。”针对这种情况，为改进耕作技术，左公在甘肃推广“区种法”，提倡精耕细作。他说：“开井，区种两法，本是一事，非凿井从何得水;非区种何能省水。但言开井不言区种，仍是无益。” [9] “区种法除不耗地力外，最大的好处是灌溉省水，可防风摇撼，不为蝗伤，便于按量施肥，是省工便捷之法。” [10]左公入陇后，见民间种植的谷物只有大小麦、黄白粟、糜子、油麻、包谷等几种，而且产量较低。但他发现南方稻谷“利以倍之”，在平凉试种成功后加以推广，“只要平川足水之地，都可播种旱稻，生长期需六七十日，每亩可收四百斤左右。” [11]鼓励西北农民种植水稻，这些做法，大大的解决了军粮难采的问题。他还根据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注意栽培经济作物，尤是大量引种桑树，发展丝织业，左公初入陇时，看到这里“民苦无衣甚于食，老弱妇女多不蔽体” [12] “今甘凉一带及筓之女且无襦裤犹如昔时。” [13]痛感西北桑利未兴，便决心以“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提倡植桑。以鼓励百姓在可栽桑树处大力植桑，并满怀信心地说;“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幸何如之。” [14] “此事为甘肃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15]经过两年努力，大片的桑林终于生长出来，缓解了当地人的缺衣问题，增加了甘肃农业的种类和收益。

　　陕甘两省原不产罂粟，鸦片战争后，农民贪图重利，纷纷种植。“遂将宜谷腴土栽种罂粟，废嘉禾而植恶卉，不但流毒无穷，且乱后耕垦无多，民事军粮尤虞不继。”不仅如此，陕甘“贫民小户因吸食而成瘾者几于无处不有。”鉴于此，他提出一整套禁烟倡棉的计划。“论关陇治法，必以禁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先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种罂粟无利，而后贪心可渐塞也。弟之劝种草棉，以其一年之计，胜于罂粟，因其明而牗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插格不行，高明必能鉴及。” [16]同时通饬陕甘两省严禁种植鸦片，违者惩处，地亩充公。刊发告示《四字谕》，晓谕军民，“庶期拔除祸本，以厚民生。” [17]在左公的不懈努力之下， 甘肃的社会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变。

　　二、近代工业的创办

　　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左宗棠在西北对于学习西方，锐意求强的洋务举措同样是热情贯彻，不遗余力。他于同治十年在兰州创办了西北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兰州制造局。即以后的兰州机器制造局，以精通西洋枪办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然后又积极筹集资金，招募技工，增添机器设备加以扩建。在他的努力之下，1872年7月，兰州制造局在兰州畅家巷正式落成，并开工生产。在落成的最初几年里，主要生产枪、炮、铜帽、火药等军事产品，如仿德国螺丝炮、后膛枪等。此外，改制劈山炮、广东无壳枪，以及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等。关于质量，左公曾无不自豪地说：“俄人索斯诺斯来兰，每夸其火器之精。弟徐语以新设制造局亦能制造枪炮，于贵国布洛斯(普鲁士)相近，渠笑而不答，及使人导视，归后询问以如何，索使及同来诸人齐声赞好，惟诧铁质精莹，意必由西洋购来，比告以系土产，以为大奇。” [18]兰州制造局的创设的确为西征解决了枪炮供给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在闭塞落后的甘肃首创了机器生产之先例，同时也在平定西北，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地作用。

　　左公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致力于民用工业。近代民用工业的创建则完全是左公根据甘肃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为甘肃的求富之举。他于光绪四年创立西北第一个运用西方大机器生产的兰州织呢局。1878年，通过上海采用局补道胡光镛与上海德商泰洋行达成购买机器、招募工匠和聘请技师的协定。然后，从德国购得机器六十多架。从1878年起，这些庞然大物从遥远的德国开始向兰州转运，直至1880年5月才全部抵达。除机器设备外，左公还从德国雇佣了翻译、工匠和技师等十一人，组成领班，统一管理。又从陕甘士兵中挑选一些聪颖俊达者学习织呢，以备培养将来堪用之才。终在1880年9月正式开工生产。使之成为甘肃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机器工业，也是中国第一个机制毛纺工业。

　　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期，开发了甘肃的农业经济，给甘肃的农业注入了新鲜的元素。创建了甘肃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事工业和第一家民用工业。促进了甘肃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这些措施有利于稳定西北边疆的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13]、[16] 左宗棠全集·书信(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6：439、379、445.

　　[2]、[6]、[11]、[14]、[17]左宗棠全集·札件 [M].长沙：岳麓书社，1986：458、525、499、508.

　　[3]左宗棠全集·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6：193，194.

　　[4] 左宗棠全集·书信(四) [M].长沙：岳麓书社，1986：109-110.

　　[5] 左宗棠全集·批札·卷七 [M].长沙：岳麓书社，1986：30.

　　[7]、[8] 左宗棠全集·书牍 [M].长沙：岳麓书社，1986：40-43.

　　[9]、[12]、[15]、左宗棠全集·书信(三) [M].长沙∶岳麓书社，1986：277、464、595.

　　[10]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M].长沙：岳麓书社，1984：242，243.

　　[16] 左宗棠全集·.奏稿(七)[M].长沙：岳麓书社，1986：522.

　　[18] 李清陵.甘肃经济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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