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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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篇一：《论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三、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借鉴意义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75-527.
[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M]//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59-626.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7]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篇二：《浅议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编写》
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摆脱了苏联史学体系的影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逐步独立和完善，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与编写世界近代史教材紧密相连，教材的内容只有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并且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能推动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教材编写
一、世界近代史的定义
世界近代史的定义问题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问题，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不同，必然出现不同的分期标准和对近代史上下界限的划分不同，也决定着历史学家对世界近代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阐释方式。因此，一部较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首先体现在它对该学科涵义的表述上。整体而言，世界近代史和世界史的涵义一样，都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在建国初期全面引进苏联的体系，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苏联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界定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因此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斗争史观。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主要问题在于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恩格斯早在其生前最后一篇文章《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承认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基础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P.597)1978年以前，国内史学界对于世界近代史的定义，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定义，集中体现在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开始逐渐更正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80年代刘祚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90年代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则提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后来刘宗绪先生把世界近代史又进一步概括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时期的历史。”1992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教材《世界史·近代史编》认为：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也是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史。
2000年，潘润涵、林承节主编的世界史教材更直接明了，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世界近代史定义的认识已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尽管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估计不尽相同，但这些定义都肯定了世界近代史的资本主义属性，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但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不必然等于近代时期，因此主张“世界近代史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或者说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2](P.56)笔者认为，这种定义试图摆脱传统的以社会形态演变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模式，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世界近代史的内涵。
二、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势。”[3](P.4)这段话深刻揭示出“世界史”是有机统一体的内涵。然而，构建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并非易事。例如，20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写的六卷本《人类史》和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尽管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但却“缺乏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 [4](P.332)钱乘旦认为，历史学科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5](P.5)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全面引进了苏联的学科体系。根据苏联的学科体系，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始终贯穿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的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编写新教材，重新解释世界近代史，构筑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主要有两个：用现代化的观点解释的世界近代史，以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为代表;用整体的世界观来组织的世界近代史，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教材为代表。
在1999年版本的《世界近代史》中，刘宗绪先生从现代化的观点重新解释和组织了世界近代史。这个体系的编写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充分的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按照生产力标准，该书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手工工场时代(17世纪到19世纪初)、蒸汽时代(19世纪初到70年代)及电气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这本教材采用的三大分期法的新体系，使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避免了以往教材以某个事件为中心和基本上按国别史单线条进行叙述的传统模式，更清晰的勾勒出世界近代史的全貌。
钱乘旦也主张用现代化的观点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他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是现代化。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现代化的准备、现代化的起动、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和现代化的转型。在这五个阶段中，世界近代史就占其中的前四个阶段。因此，现代化是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也是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主要依据。李其荣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卷)》就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编写的教材，阐释了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线、工业化为基础，推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的工业社会转变，资本主义经济由局部地区向整体世界扩展的历程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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