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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变革图强观念的由来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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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阅读袁世凯的变革图强观念的由来与实施,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是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精神领袖孙中山还远在海外。但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省份响应,并纷纷宣布独立呢?这主要是因为变革图强的民主观念已经有了基础。而这些近代的图强民主观念,之所以在能在晚清这样封闭的环境中产生,这不能不说是甲午战败留给国人唯一的有益的附加品,也不能不说这是清王朝打开一道门缝射进的一屡阳光。而其中,也不能不说到袁世凯。

  袁世凯因壬午之变去朝鲜,因维护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利益,遂与日本在朝鲜角逐、较量,最后引来了甲午之战。甲午之战是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战争之一。此时的清王朝,虽然经过洋务和自强运动的发展,表现上看似还有些强大,但制度远落后于已经迈入现代化的日本。甲午之战是日本觊觎中国已久的集中爆发。甲午战败后,举国伤痛、愤怒,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把中国给打败了,而且还割地赔款。于是有了从学技术到学思想的根本转变。虽然,此前,也有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思想探索。但真正让变革图强思想活跃起来,则是甲午战败刺激的产物。其中以康有为为集中代表。在《马关条约》即将要签订时,康有为就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虽然康有为的上书并未送到都察院,更未送达光绪帝手中,而此时倒有湖北、浙江、江西、四川等地举人和官员上书皇帝十五起,恳求变法富强,以报血仇)。此后,康有为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的主张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随后的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势力。

  对于这些,袁世凯是怀有几分敬重的,他在徐世昌的引见下,也参与了维新的讨论。但康有为等人原本无权,只是一下子被光绪看中,所以就会急切地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谋取权力,进而继续他们的改革主张。他们想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帝国的面貌,这在当时显然是不现实的。与日本较量了十几年的袁世凯,参与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目睹了朝廷的种种弊端,痛定思痛,也力主变法图强。袁世凯深感列强“蚕食生心,逼处日近”,“侵骚图我,决无餍心”,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发愤图强,大力变法维新,那中国将无法生存,必被列强继续侵辱。因此应该公正地说,袁世凯这个时候的图强思想,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但同时,袁世凯来自于朝廷内部,他深知变法只能循序渐进,知道改革的艰难险境,知道解决问题的要害,因此他的图强主张更切合实际,更成熟,更具操作性,这可以从他的《新政万言书》看出。在这份万言书中,袁世凯以充满新鲜的气息和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他从分析甲午战败的原因入手,一改当时内外臣工那些传统的腔调,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紧迫性。他以高瞻远瞩而又符合实际的见解,提出了变法的系列主张,建议清王朝讲求西法,彻底更张;培育新型人才,选拔新型人才;改革经济,发展经济;推行新法,改革军事。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是袁世凯早期图强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看来,其思想并不比康梁逊色,即使今天读来,也同样有可取之处,何况是一百多年前呢。袁世凯条陈之事,涉及朝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提建议,大胆而富有前瞻性,重实践而具操作性,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只要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内外臣工的建议,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袁世凯对西法的认识并不在康有为之下,应该说比康有为等人更为成熟、更为系统。

  那么,袁世凯对局势的观察分析为什么能如此深刻呢?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开阔的变革图强思想和视野呢?这与袁世凯善于学习,以及在朝鲜的历练有关。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广泛接触外界,比晚清的一般外交官,更具开拓的国际视野。虽然当时的朝鲜也是闭塞之地,但各方力量在朝鲜相互角逐,朝鲜身处西方列强的浪尖之上。袁世凯在朝期间,耳濡目染,知道别人的先进之处以及我们的差距。甲午战败,对他更是警醒。条呈《新政万言书》后,袁世凯被举荐小站编练新军。中国近代军事由此发端。袁世凯督练新军,可谓尽心尽力,他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试验田,希望能以强兵之举,达强国之梦。这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效,能为后来整个国家军事的近代化奠定基础的原因之所在。从这点上也可以说,袁世凯是改革图强的实干家、实践者。

  小站练兵奠定了军事图强的基础,而后来的外抚山东,则是他变革图强的具体实践。
袁世凯在山东期间,为后人记住的就是他剿灭义和团的残忍。但义和团是个什么组织,这点我们现在慢慢也清楚了,以所谓的刀枪不入者,来抵抗当时的列强,其闹剧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山东的一把手,袁世凯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还真把山东作为自己施政的试验田来耕耘,当整个清王朝,因为维新运动失败而转向保守的时候,袁世凯却在变革中,谋求新的作为。在山东期间,有几个事情不能不提及,一是创办山东大学,二是创办商会,三是整顿吏治,四是修筑胶济铁路。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吏制、交通等,而且相当有成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袁世凯不仅让原本动荡不安的局面稳定下来,而且在推行新政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为后来的晚清新政做了基础实践。

  袁世凯的图强变革思想,最后得以更大深度更大广度地实践,则是他就任直隶总督后。《辛丑条约》后,慈禧决定推行新政,这给了袁世凯更大的舞台,特别是就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一下子如鱼得水起来,从整饬吏治,革新锢弊;扩充北洋,强盛军力;到创办警察制度;改革司法、狱政;再到废除科举,兴办教育;注重人才,鼓励留学;再到发展经济,倡导实业;改革财政金融,创办银行;振兴农务,发展交通;等等。在晚清新政十年的时间里,袁世凯成了改革的急先锋,他把原先的变革图强思想,化为一件件具体的实践。许多近代制度在他手上得以创办,有开一代先河的意义,特别是袁世凯力主的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和倡导立宪,开明政治,为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主张留学,以学他人之计,达变革图强之效。
在袁世凯的鼓动下,一时间出现了海外留学热潮,留学之风盛行。袁世凯对学成回国者或有留学之背景者委以重任。他对留美十年的唐绍仪加以重用、把留学德国的段祺瑞收为心腹、让留英归来的伍廷芳修订法律、让留美归来的詹天佑修铁路、让留日学生金邦平处理文案……袁世凯大胆提携留学者,使这些留学归来者迅速登上了政治舞台,加速了他们的建功立业。

  这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意义是不可言喻的。更为深层次的是,留学引发了思想的激荡,直接推动了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袁世凯鼓励留学,本想为朝廷效力,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在国内学堂的反满运动遭遇镇压后,留学生的反满运动不断发展,尤其是留日学生。袁世凯虽不赞同倒戈皇室,但与留学生多有密切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民主思想生根发芽的土壤。晚清学人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说,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袁世凯多能“竭意延揽,而于东洋归国之昌言革命自由者,尤嘉纳无忤,且私有所馈遗甚厚”.当袁退居彰德时,出洋留学者,更是“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留学兴,思想兴。袁世凯力主的留学实践,大大促成了晚清新旧思想的碰撞,留学者最后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袁世凯的立宪主张,虽然比起暴力革命来说,要“落后”得多,但事实上立宪并非思想落后的代名词。当时的日本就是通过君主立宪走上强国之路的,再远的来看,英国、德国也都是这样,立宪没什么不好,时到今日,还有不少国家是君主立宪政体。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主张,也是他变革图强的具体实践,而且是相当核心的实践。晚清新政以来,清王朝在试图完成一个国家的转型,在文教、经济、法制、军事等方面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比早些年的维新变法还走得更远。但对于朝章国政,这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东西,还是没那么容易进行的。而其中,袁世凯是最为积极的官员,甚至有点一意孤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政体改革还无人问津的情况下,袁世凯就初步提出了立宪的建议,要求清廷在宪政、官制、地方自治三方面,实行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宪政改革。这在当时,无疑是大胆、富有远见的。但袁世凯的建议遭到反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只好搁浅。日俄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君主立宪制的小日本战败了庞大的君主专制的俄国,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政治体制的优劣,遂朝野上下立宪呼声日起,随后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宪。“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慈禧同意委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行,袁世凯也慷慨“拨银十万两,解京应用”,以示支持。五大臣考察归国后,立宪虽再遭受激烈反对,但立宪的种子已经播下,呼声渐起,并形成风气。袁世凯也在自己地盘天津,搞起了实践。他拟定《直隶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110 条,推行地方议会选举,进行民主自治实践。天津因此成为地方自治的样板。时人云:……天津之自治既先成立……天津既可为直隶全省之模范,亦各省所急欲仿办者,是亦即全国自治之模范也。全国之自治成而立宪之基础成矣,此所以为中国前途贺也。“天津自治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卓有成效,直接推动了宪政思想、制度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加速了晚清立宪运动的推进步伐。

  袁世凯看起来老化腐朽,但实际上思想开明,锐气锋芒,敢于尝试,而且着眼全局,着眼将来。虽然他力主立宪,以达国强政顺,但他也知道,君主立宪是个系统工程,绝非一跃而就,所以他主张循序渐进地改革,以局部到整体,以专项带动整体。袁世凯不是激进派,不是盲目主义者,他凡事都主张因时、因国情,循序渐进,有如后来胡适的改革主张。中国的事情确实牵一发动全身,各种利益错综复杂,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最后有所成效。如果过于激进,往往以夭折告终。在袁世凯看来,立宪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推行官制改革。袁世凯主张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开议院。袁世凯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可以说是前卫的,也抓住了宪政的根本。当然,袁世凯的这些主张,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推行责任内阁,权力集中在内阁总理手上,而这内阁总理的位子,当时非奕匡不可。奕匡任总理,他也准能谋个总理协理,也就是副总理的角色。但同时,他也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投机者,推行君主立宪,的确是他变革图强的核心实践。甲午战败以及自己多年跟日本打的交道,都让他更加明白,立宪整体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驱使袁世凯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搞出点立宪的名堂来。所以即使后来立宪主张四面楚歌时,袁世凯也没有放弃,始终坚持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削消了掌管内阁权力,是个失宠的信号,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立宪的主张,而且似乎更为积极了。袁世凯成了众多立宪人士的精神领袖。袁世凯借助自己军机大臣的便利,希望能出台些举措,为立宪铺平道路,”枢桓各政,多系世凯主之“.这本是良性的开端,如果能给袁世凯稳固的权力,如果能按照袁世凯的改革设想,立宪政体或许在当时可以平稳实现。可惜正当立宪沿着快速步伐前行的时候,1908 年 11 月,光绪帝与慈禧相继去世,因为长期不和、立宪主张不一、差点一枪崩了袁世凯的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的立宪实践就此算是夭折了。中国与立宪政体最终也因此擦肩而过了。

  袁世凯从甲午战败中警醒,萌生了变革图强的思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职位的上升,日见成熟、系统。袁世凯将之化成了一桩桩近代化的实践,为整个国家的近代化”转身“贡献了智慧。这也是为什么,当辛亥革命爆发后,民主思想能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的原因,因为近代的符号元素已经在晚清的改革中悄悄形成,已经在袁世凯的实践中积聚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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