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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古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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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古代文学论文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古代文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古代文学论文篇1

  晚唐诗歌中的末日情结探析

  摘要:晚唐之时,帝国曾有的盛世景象已成为过眼烟云。无疑影响了同时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形成一个时代性的悲剧性基调,引发诗人对人生、国家、世界等根本问题的悲观思索,诗歌也不免打上了末世的色调。晚唐诗歌所具有的悲剧精神是洞彻人心的,这种悲剧精神体现在他对生命本体存在问题的深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晚唐诗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晚唐;诗歌;末日情结

  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唐代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不仅造成了唐王朝的国力衰退,更重要的是对文人士大夫的心灵造成的伤害。盛唐以来唐人莫不以恢宏开放的士人心态自居,他们在看待世事万物的时候都有一种雄踞千古的豪迈之气,一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样的自信;或者是从容自豪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涓涓自然之情。晚唐之后,士大夫的美梦开始破灭了,不断演化的边境战争,以及军阀割据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士大夫们看清楚了这个无药可救、一味衰败的时代,也收敛起了先前的那种希望及由此而来的振奋,终于将那种外向、开放的心理倾向给丢弃了,晚唐诗人们在这种时局中逐渐的走向了消沉,诗歌也不免打上了末世的色调。

  一、晚唐诗歌末世情怀的意象表现

  晚唐诗歌末世情怀首先表现在对长安的描写上。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自盛唐以来就是诗人们纷纷捕捉的对象,一系列的诗句透出了人们对唐王朝盛世的向往和赞美,比如“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长安大道连狭邪,青牛白马七香车。”“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们遥想长安寄托的是对家国的挂记,是对无限功名的向往。但是晚唐长安已经失去了耀眼的光芒,长安蒙上一层灰色,李山甫《寒食二首》:“年年今日谁相问,独卧长安泣岁华。”赵嘏《经无锡县醉后吟》:“京洛衣尘在,江湖酒病深。”长安也自然不再神圣,朝野倾轧、藩镇割据使李氏皇权威严不复,使得诗中的长安充满了憔悴沧桑的暮年之感。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笔下,长安更是有着难以言说的哀愁,交织成晚唐文人对待帝京既依恋又疏离的矛盾心态,长安城同时也寄托了文人坎坷遭遇、末世心态的写照。

  其次表现在黄昏意象上。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黄昏意象多以“落日”、“夕阳”、“残阳”、“斜晖”、“日暮”等词出现,当把目光聚焦于晚唐,衰世的抒怀同样震撼人心。晚唐诗歌中对黄昏意象的大量书写达至巅峰,末世的飘零,催生出大量的黄昏诗歌,许多诗人完全坠入“黄昏感伤的悲情”中无法自拔,我们无从说晚唐诗歌的黄昏意象是空前绝后的,但至少这种现象的展现是空前的:“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远。”“晚色千帆落,秋声一雁飞。”“何人垂白发,一夜钓残阳。”“落日投村戍,愁生为客途。”晚唐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黄昏意象,黄昏时落幕的象征,给人以消沉之感,晚唐诗人借助这个独特的意象表现了对时代的思考,所用的这些意象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他们内心悲剧精神的外在投射。

  二、晚唐诗歌末世情怀的风格表现

  余恕诚先生在《唐诗风貌》中将晚唐诗歌分为绮艳诗歌和寒士诗歌。这两种不同的诗歌整体上代表了晚唐诗歌的风格,代表了晚唐诗坛的风貌和情状。首先是寒士诗歌。盛唐社会的开放之风是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士子凭借着自己的才学能够博得社会声誉,从而进入政界,士子们真正有了文的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但是到了唐朝末年,统治涣散,战事不断,文人的作用已经不如武将重要,以往士子们希望借助自身的力量能够登堂入室的情况已经改变,如许浑在元和进入科场,直到四十五岁才中进士;杜荀鹤和刘得仁考了近二十年,刘得仁曾有“如病如痴二十秋,求名难得又难休”的愤慨,诗人的这种心态可悲又复可怜,也是值得同情的。

  其次是绮艳诗歌。相对于寒门士子,李商隐、杜牧及温庭筠等人的生活条件可能好一些,但是他们也经常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社会现实让他们一样充满了无奈的,他们深层心态转向敏感、细腻、幽怨的女性世界,常借香草美人的笔法来写自己的无助。比如于濉独镏信“徒惜越娃貌,亦蕴韩娥音。”秦韬玉《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这些诗句借助的都是自楚辞以来的香草美人之喻,表现的女性也都是各有各自的不可言说的忧愁,有的是渴望遇到能把自己“嫁”出去的“良媒”,写身世之伤感。曲折委婉地表达他们渴望人仕的迫切愿望,他们的心态往往和这些女性的心态极为相似,是诗人们生不逢时、仕途不济的零落之感。

  最后是隐逸诗歌,开元年间,社会安定,很多诗人半官半隐,漫游山水,躬耕田园,文人的隐逸情怀也与山水田园诗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但是晚唐之后有了明显区别,这里面夹杂着一种孤芳自赏的感觉,也反映了他们的清贫软弱,面对痛苦又无力正面反抗的矛盾心态。刘得仁《寄春坊故校书》:“浮生只若此,强求欲何为。”李商隐《北青箩》“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僧。”温庭筠自称“情为世累诗千首,醉是吾乡酒一樽。”畅谈佛道,寄托自然,只是一种解脱人生的重负和功名的痛苦的方式,是永久性的放弃儒家的教化,是在不幸和苦难中解脱和放逐自己的一种选择,能够寻找到自己安居的可能。

  结语

  总之,晚唐诗歌充满了末世的情绪,晚唐诗歌中诗人悲剧情绪的流露与内心中的悲剧精神是融为一体的。晚唐诗歌是萧瑟的秋花,晚唐诗人也是吟走在秋风夕阳之中的落魄士人,晚唐的诗歌都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主体意识。晚唐诗歌中所表达的悲剧情感的深度是震撼人心的,在中国诗歌史上将永远绽放着绚目的光华。

  参考文献:

  [1]胡嗣坤,罗琴.杜荀鹤及其《唐风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5.

  [2]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

  2017年古代文学论文篇2

  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重塑

  摘 要: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应指原则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关键词:中国文化 价值认同 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中国文化的重塑与古代文学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 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 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 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参考文献:

  [1] 张汝伦.中国文化的命运[N].上海:文汇报,2010-08-28.

  [2] 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

  [3] 帅泽兵.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1).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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