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

　 摘要: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关键词:考据;诗歌;学人之诗;性灵派;常州诗派;肌理派
　　本文所说的“常州诗派”是指清代乾嘉年间,常州一郡八邑诗人群中那些诗歌风格比较接近,在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上彼此有交流的诗人群,包括“毗陵七子”、赵翼、钱维乔、左辅、管世铭、钱孟钿、王采薇等人。其中的赵翼是着名史家,孙星衍、洪亮吉皆为知名学者,三人与“肌理派”始创人翁方纲皆有来往,在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他们的诗作中均有学人之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乾嘉年间学术语境的驱使,即考据之学对诗歌的影响,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明显地把考据的思维方法、做学问的理念有意无意地渗透到诗歌创作中。另一方面取决于诗人自身的诗学理念、知识结构、写作习惯。诗歌受制于学术,而学术语境源于政治气候。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说:“诗虽小道,然实足以觇国家气运之衰旺。”赵翼亦云:“诗文随世运”,他们都充分认识到诗歌与世运之关系。事实上,诗歌与学术、政治、社会之间总是相互关联、声息相通。以诗歌为窗口,可以洞悉学术动向、政治气候、社会兴衰,这是诗歌的认知价值、历史见证价值之体现。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是文化集大成时代。这既是稽古右文的时代——“方今幸值右文代,石渠众彦趋如云。”研经致高位者的确不少。这又是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在政治整肃下,“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成了文人普遍的心态。统治者的意识往往就是统治意识,“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为了避祸趋利,许多饱学之士在文化政策引导下投身考据,加上学术自身的发展,到了乾嘉年间,考据成为显学。正如梁启超所言:“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一隅不仅是学问之邦,而且是诗歌部落。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洪亮吉与常州诗人群述略”中论之甚详,在此不赘。乾嘉年间,考据在文事中处于显赫地位,强势奄袭,侵入诗歌清净之地。
　　一、乾嘉诗坛考据、诗歌关系之鼎足而三
　　在乾嘉诗坛上,对考据与诗歌关系的认识可分三派:“据诗排学”、援“学”人诗、“以学为诗”,它们分别以袁枚、洪亮吉、翁方纲为代表。从此可见当时诗坛上对考据、诗歌关系认识的截然不同,亦可看出考据对诗歌的影响及其各自所属的三种诗歌流派风格、理论上的差异。
　　(一)袁枚的“据诗排学”
　　孙星衍中年转向学问之途,诗歌创作渐趋边缘化,在其诗作中,特别是致力考据后所作之诗,“以学为诗”现象十分明显。唐仲冕在《芳茂山人诗录》的序言中称赞孙星衍之诗“此真合考订词章为一家,而各造其极者也”。杨文荪称说:“吾师渊如先生……中年之后,覃精汉学,校勘群籍。袁简斋太史以为遁入考据,至贻书相责。不知先生之诗之工,犹夫少日也。”他们的说法皆有为贤者讳之嫌。袁枚在给孙星衍的信中则说:“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此乃感觉,并未从学理层面上分析。他在《随园诗话》卷九中说:“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此说部分源于《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此说是针对当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现象而言的。孙星衍生活的乾嘉年间考据盛行,从事考据者往往好写诗,诗人常常爱考据,以致于“以学为诗”现象比较普遍。袁枚从诗歌功能上立论,认为抒发性情乃诗歌天职,“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这是借朱筠之论阐发自己的诗学主张。他认为把考据之才用于诗歌创作者即不会读书,“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
　　“考据家不可与论诗。”然太不知考据者,亦不可与论诗。”袁枚认为不能用考据思维论诗,但无学问亦不能论诗。创作诗歌时,“学问”只是“背景”、“配角”。袁枚认定“满腔书卷”者不宜作诗,且为之指明努力方向:“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他认为从事考据与写作骈体文可尽显学问,这是满腔书卷者的最佳舞台。他以为“书卷”与诗歌方凿圆枘,龃龉不合。“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这是对“以考据为诗”诗坛现象如实生动的描绘,孙星衍的一些“学问诗”即是如此。“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确认诗歌是用来抒发心灵的,与学问无关。诗歌史上许多“天籁之作”的确是直接吟咏情性的结果,袁枚此说是对钟嵘“直寻说”的承袭。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与“用事”无关。“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但不能因此一概否认学问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诗歌并不排斥“知识”、“学问”,相反,有时需其支撑。自古以来,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腹经纶,袁枚本人即是饱学之士。后来他对偏颇之处进行了修正,“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诗“真”需性情,诗“雅”靠学问,这比此前一味排斥学问要圆融合理得多。
融。袁枚则认为两者扦格不入,应截然分开,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在论及施朝干之诗时,洪亮吉说:“故其诗亦长于考证,集中金石及题画诸长篇是也。然终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洪亮吉认为学问不掩性情,且可兼善。他不仅认为学问不影响性情抒露,而且认为创作“长句”这类难度大的诗歌,学问乃必要条件,“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学问者,不能作也。”“洪亮吉认为诗歌当“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这与袁枚之说大不一样。需要注意的是,他俩对学问的理解有所区别。袁枚提及学问时常常充满对考据之仇视,偏激而有失平和,话语中满怀对翁方纲及其诗学主张的敌对情绪。在诗歌上洪亮吉比袁枚稍逊一筹,但颇有学问,被赵翼视为“行秘书”。他说的学问更接近于“知识”,而非袁枚略同于考据的“学问”。这与袁枚息影山林,怀揣与庙堂离立之心有关。洪亮吉为官时间较长,即使退处江湖依然心存魏阙。而翁方纲则是皇帝的股肱心膂,时代的鼓吹手,他积极响应文化政策,投身到金石考据中。他们与皇权关系亲疏有别,与学术主流依违差距。从性灵派、常州诗派、肌理派主要作家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诗歌内容、诗学祈向与诗人与廊庙的距离有明显关联。
　　(三)翁方纲的“以学为诗”
　　“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这是袁枚针对翁方纲而发的议论。“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诗乃可传。”此处“巨公”亦指翁方纲。翁在乾嘉诗坛上颇具影响力,常州诗派中赵翼、洪亮吉、孙星衍等人与其皆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及相互影响,孙星衍的部分诗歌与翁诗风格甚近。翁方纲是肌理诗论的始创者,他说:“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唧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之一语,亦是专为骛博滞迹者偶下砭药之词,而非谓诗可费学也。须知此正是为善学者言,非为不学者言也。”肌理说是对王士稹神韵说与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翁方纲主张以儒学经籍为基础,增加诗的骨肉。肌理包括“义理”、“文理”两方面。“义理”指六经为代表的学问,“文理”指词章。翁方纲宗宋,其诗可分两类:一类是含有金石、考据内容的“学问诗”。这类诗前有序或题注,诗中、诗后或有注释,有的序、注本身即是经史考据或金石勘研的文字。这类诗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信屈聱牙,满纸饾饤,兴味索然。洪亮吉批评道:“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盖金石学为公专门,诗则时时欲入考证也。”这是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原因之探析,说明专业兴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赵翼、洪亮吉、孙星衍皆有“学人之诗”,星衍尤甚。另一类是记述作者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写山水景物之诗。这类作品大半缺乏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其中一些近体诗颇有宋诗清空气味。翁方纲的诗学主张是当时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经学、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他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皆知以通经学古为本务,而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片面强调诗歌的考证作用与诗史价值,用诗歌来证经补史,经史为体,诗歌为用,这类诗只是学人韵语,已非诗人之诗,此乃学人之诗之温床。“同光以前,最好以学人诗者,惟翁覃溪;随园《论诗绝句》已有夫己氏‘抄书作诗’之嘲。而覃溪当时强附学人,后世蒙讥‘学究’。”。钱钟书此说堪称的评!
　　二、考据、诗歌关系本质及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莫道工师善聚材,也须结构费心裁。如何绝艳芙蓉粉,乱抹无盐脸上来。”诗中用“学”不当,就像把“绝艳芙蓉粉”涂到无盐脸上。赵翼的这一比喻十分形象,颇具说服力。袁枚引王符话说:“脂蜡所以明灯,太多则晦;书史所以供笔,用滞则烦。”“近今崇尚考据,吟诗犯此病者尤多。”袁枚主张用“学”适度,不可“太多”,不能“用滞”。他们的说法启示有三:一,“学”在其位;二,用“学”适度;三,灵活用“学”。他们找到了“以学为诗”的病因,且开了良方。袁枚提倡自然,反对矫饰,“余以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的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至于腔调涂泽,则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后矣。”他认为诗歌是心语的外化,是性情的直接抒发,“诗生于心,而成于手;然以心运手则可,以手代心则不可。今之描诗者,东拉西扯,左支右捂,都从故纸堆来,不从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诗歌是情感的结晶,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雅俗、表达的成败、技法的巧拙直接影响诗歌的质量与品位。“心”“手”和谐,即是诗情内质与语言“外衣”之间的一致。“描诗”者所描之诗难免斧凿痕迹,从“故纸堆”里找来一些冷僻的词汇,不自然地镶入诗中,如眼中金屑,虽金贵却不得其所。以考据为诗者因腹笥富有,常在诗中逞才,“獭祭”难免,饾饤诗中。这既影响诗歌之气脉、节奏,又伤其雅洁与灵秀。“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木,不能运斤;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不能屯货。”“考据诗人”即“有学无才”之人,他们“如愚贾操金”,不知道把学问用在何处。
　　常州诗派多“学者型”诗人,这是文化集大成时代江南人文蔚兴的必然结果,“三箧古书随后乘,一双金印在前驱”的孙星衍是其典型,他“急图清净屏尘俗,归图梦绕临江庵”,为的是博览群书,潜心学问。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角色上的错位,“书史腹便便”。的孙星衍很难做到“每到吟诗尽弃捐”,不易达到“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的境界。考据侵蚀诗歌,产生“学人之诗”,虽说它仅具备体功能,但其认知价值却不可小觑。常州诗风具有兼容性,它既有性灵诗歌内质,又不无肌理派倾向。在时间上,它处在“性灵”未退,“肌理”方滋之际。在诗学祈向上,它与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这既是常州诗风内质与价值所在,又是过渡性及诗史地位的体现。从此可以寻绎乾隆中后期到嘉庆年间从性灵派到常州诗派再到肌理派的诗风嬗变及走向。这在赵翼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他
　　 既是性灵派副将,又是常州诗派重要诗人,且有学人之诗。性灵派的末流走向浮滑,不实,肤廓,洪亮吉以伦理救其“浮滑”,孙星衍以学问补其“不实”,赵怀玉以忠正之心为性灵纠偏……把常州诗派放在乾嘉学术语境中,放在性灵派走向衰微,以肌理为导向的宋诗派兴起的诗坛背景中去观照,不仅有益于探析“学人之诗”的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而且有利于常州诗派的研究,同时对了解当时的诗风走向、把握诗学宗趣亦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