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早期小说文化内蕴解读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层面对赵树理早期小说的内蕴进行解读，以矫正以往研究中单一的政治视角切入的倾向。论文从风俗习尚、国民尤其农民身上的奴性和人性之恶三个层面对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进行梳理和论述。

一

赵树理在晚年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时，曾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专业化之前”、“入京以前”和“在京时期”①。本文所论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早期”，主要限定在专业化之后和入京之前即 1943年至1949年这一时段。之所以这样限定，这是因为：①专业化之前赵树理创作的主要是戏剧、曲艺、诗歌、杂感一类，很少写小说，偶而涉笔，也只能看作尝试之作，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创作的状态。②在京时期受到外界干扰性因素影响太多太大，赵树理无所适从，创作处于徘徊、矛盾、甚至迷乱之中，作品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正如孙犁所言：.“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下来。”“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②③1943年至1949年这短短的几年的早期创作，则浓缩了他的小说创作精华，而且这些作品最本色地体现了赵树理之为赵树理的东西。《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邪不压正》、《刘二和与王继圣》等优秀之作多创作于此时。当时他以“野小”作为笔名，并自述曰：“野小者，野老之子也”③。意思是说他是乡村田野生长起来的“小”字辈。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人其文都充满不加雕饰、自自然然的山野之气。

这里所说文化内蕴解读，是针对以往研究单纯从政治层面对赵树理小说阐释而言的，因而这并非在作玩弄概念的游戏，而是为全面理解和把握赵树理小说提供一个理论支点和全新框架。我们知道，以往论者，无论褒贬，对赵树理小说的言说都框定、滞留在政治层面：根据地权威评论家陈荒煤之所以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④。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认为赵树理的作品“ 在内容上受政治操纵”，“远离文学的轨道。”⑤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则这样评道：“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只能嘻嘻哈哈地为共产党作宣传。”⑥即使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样一个学术氛围已经宽容、多元的环境中，“重写文学史”的响应和参与者之一戴光中还这样评价赵树理：“他是为了搞好农村工作才去从事文学创作的，他的艺术见解常常等同于政治见解：他不认为文学是人学，不认为文学的崇高使命是研究人、表现人、从审美的角度通过艺术形象去陶冶读者的心灵，而是把文学当作一种为农村现实政治服务的特殊工具。”⑦我们知道，赵树理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小说自然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正确认识赵树理及其小说。但同时我们又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性并不是赵树理小说的唯一要素和棱面。赵树理的小说被称为“问题小说”，许多从政治层面理解和言说赵树理作品的论者也大都以此作为展开自己论述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和支点。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赵树理小说中的“问题 ”绝非只是政治问题，而“问题小说”也不是对政治更不是对政策的图解。关于“问题小说”，赵树理是这样说的：“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他又这样写道：“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日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最后总结道：“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⑧这就充分说明，赵树理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不是依据于政治概念或长官意志，而是来源于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亲历实感。对生活的忠实、对人民的挚爱使赵树理关注的目光和表现的对象都挣破政治宣传的框架而投向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因而对世事人生、人情人性、人际关系、历史变迁进行了全方位、多棱面的观照和把握，从而使其小说融含了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蕴。而这些是无法以政治的一维而蔽之的，所以用文化这一多元、多维、多层的视镜来观照他的小说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文化”这一概念，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第一次提出，至今一百多年来已有一百多种解释，今天的我们不必也无法将之一一厘清界定，也避免陷入概念的迷宫和陷阱中。新时期文学批评界对“文化”这一概念已在这三个层面的内涵上达成了大致的共识：即①特定地域中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②特定地域

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约定俗成的风俗习尚；③包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操守在内的人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和生命形态。我们这里对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的解读，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共识下来切入展开的。

二

赵树理的早期小说中，作为文化内涵重要层面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却没有作为独立的描写对象出现。这并非因为赵树理欠缺描写风景的意识和能力，后来的《三里湾》勾勒了旗杆院、船头起、老五园、上滩、下滩、黄沙沟口、三十亩、刀把上、龙脖上、青龙背、回龙湾等自然景观，还匠心独运地通过画家老梁的三幅画将不同季节、现在未来的三里湾交织呈现出来，显示了赵树理对自然、风景把握表现的深厚功力。而早期小说中自然风光的缺失，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是赵树理为了照顾、适应战时农村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他后来这样总结道：“我过去所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一般描写也没有。这也是为了照顾农民读者。因为农民读者不习惯读单独的描写文字，你要是写几页风景，他们怕你在写什么地理书哩!”⑨ 其二是赵树理关注的是“问题”，而风景与问题没有关系，起码关系是无足轻重的。赵树理早期小说中自然景观的空缺，与其以前和同时期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废名、萧红、孙犁等的小说将大自然当作重要的、独立的对象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使自身有了独特的个性。地理风貌、自然风景描写的淡化，并未减弱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少了画意诗情，却多了粗拙厚朴；忽略了自然风景，却将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向了人文景观。换句话说，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在自然风景中的落空，转而在对人文风情、风俗习尚的关注、表现中得到了补偿和凸现。

赵树理在风情习尚方面主要关注的是神灵崇拜、婚丧礼俗、诉讼等。不过赵树理与40年后寻根作家对风俗习尚的深情迷恋、深入开掘不同，他是将其纳入“问题”的框架之中，将之作为揭露对象而进行文化审视、解剖和批判的。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并不是作为小二黑和小芹的陪衬而出现的，他们不仅有独立的价值，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他们共同实现了赵树理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崇神信鬼现象的忧虑和针砭。一个知根知底的论者这样写道：“赵树理有比这强烈，又普遍的材料，也想把它凑进去，因此凑成了三仙姑和二诸葛这两个人物。”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物有着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二诸葛就是赵树理的父亲与他（小二黑原型岳东至——论者注）的父亲的合体。”而三仙姑的原型则是赵树理下乡时认识的一个“每日起来也装神弄鬼”的“ 神婆子”⑩。在上个世纪初的赵树理的故乡，信神入教的现象非常普遍，不仅祖辈父辈，就是赵树理也一度是虔诚的信徒。他很小就随祖父念三圣教道会经，每天吃斋，饭前打供，一日烧香四次，十七岁又与前妻一起加入太阳教。在长治读书时还“迷信，不吃肉，当时还怕犯咒语”11。虽然赵树理在写二诸葛和三仙姑时带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功利性和倾向性，但却不同于一般的反封建迷信的作品，从而有了超越时空的持久和普泛意义。无论是二诸葛的“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还是三仙姑的“装扮天神”，都是对超自然力的神秘现象的崇信。而这对处于底层的民众似乎有着神奇的吸引力，即使解放以后一直到新世纪，都不绝如缕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由此可见，赵树理对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的表现，经受着岁月的淘洗仍然有着现实意义，这也说明一个忠实于生活和真实的作家怎样使自己的作品越出狭隘的目标而拥有了文化内蕴和艺术生命力，作品客观效果偏离、溢出了作者的主观动机。

赵树理对农村中的婚丧礼俗非常熟悉，“参加过婚丧大事”12，因而关于这方面的风俗习尚成了他早期小说的重要内容。这里着重谈谈和婚姻相关的内容。赵树理十分重视并着力描写了婚俗中的细节，在《邪不压正》中他用了大量篇幅写了刘忠与软英订婚送礼的仪式：“这地方的风俗，遇了红白大事，客人都吃两顿饭——第一顿是汤饭，第二顿是酒席。”“这地方的风俗，送礼的食盒，不只光装能吃的东西，什么礼物都可以装——按习惯：第一层是首饰冠戴，第二层是粗细衣服，第三层是龙凤喜饼，第四层是酒、肉、大米。”“按习惯，开食盒得先烧香。……这地方的风俗，礼物都是女家开着单子要的。”作品多次写到“这地方的风俗”和“按习惯”等词语，表明了赵树理清醒而强烈的风俗意识，而行文将风俗介绍的框架与人物的具体行为交织在一起，从而使风俗意识和审美追求、共性呈示和个性展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而《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将女儿小芹许配给吴先生、二诸葛给儿子小二黑收养童养媳的描写，既展示了在旧农村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传统习惯，同时也表现了旧式农民以婚姻来攀附富贵或求安务实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在《福贵》中，我们欣赏到了这样独特的婚俗：穷人家给童养媳“上头”圆房时，虽然没法讲富人才有的排场，但还要借邻家梳妆、上轿，抬着在村里转一圈然后再抬回本院，走一走必备的过场。

赵树理不仅写婚俗，还同样关心婚姻的延伸和结果，即家庭关系方面的传统习俗。赵树理非常关注新旧交替中的家庭，曾经长期构思一部名为《户》的小说，虽因故未能写出，但在《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等小说中已经对这一问题有了精彩的描写。在这两篇小说中，侧重描写的是婆媳关系，而横在婆媳之间的“老规矩”成了作品引人注目的亮点：女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供人使用的工具。《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甚至不能有自己的名字，只能以婆家、娘家的姓氏即牛门孟氏而称谓。“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而孟祥英挨了婆婆、丈夫的打不仅不能还手，而且连躲都不行，还几乎被婆婆给卖到外乡。《传家宝》中的李成娘，则将“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当作传家的“三件宝”，并想以这些针线活和自己的生活习惯来管住媳妇金桂。而守旧规矩的婆婆和打破旧规矩的媳妇之间的冲突构成作品独特的艺术张力，也拥有了厚实的文化内蕴。

赵树理笔下的诉讼、差役等都非现代法律意义和机制上的行为，而是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虽然有固定的成员、程序和仪式，但依据却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而是只有心会却不可言传的潜规则，有着极大的机变性、人为性，因而具有极强的民间色彩和风情内涵。《李家庄的变迁》一开始就非常详尽地写了一场诉讼的全过程：主持诉讼的组织叫息讼会，由社首、村长、调解员、闾邻长组成，有证人、事主、帮忙等参与：还交待了诉讼前先吃烙饼以及谁吃双份、谁吃鸡蛋炒过的、烙饼的费用又由谁负担等细节；而诉讼的结果可想而知，完全由村长的意志支配，虽然开明绅士、调解员王安福坚持正义，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反而判有理的铁锁败诉。《催粮差》中的法律程序更具有戏剧性和民间性：司法警察的差使却可以雇一个煎饼铺里的伙计顶替；对同样上了传票的人，执法人却根据其地位而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县财政局长的弟弟“二先生”无视法律，还打了差人，警官崔九孩不仅不将其绳之以法，反而还向他赔礼讨好：而对农民孙甲午却施以绳锁——但并非就真的执法，不过为敲榨几块现大洋而已。而这些丑恶现象的描写正因植根于乡村之一隅，却超越了一般党派的政治批判，从而在更具普遍意义上揭示了人性和体制的罪恶。

三

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不仅体现在风俗习尚的描写层面，更主要表现在对作为风俗习尚在主体身上的积淀即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的透视、开掘上。而赵树理花费笔墨较多的是对农民身上特有的那种丧失自我和主体意识的奴性的审视和针砭。

这种奴性集中地体现在老一代农民身上，这是他们在长期的强权压制、奴化意识浸蚀下的必然结果，是旧的制度、风习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痕。赵树理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准确地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老一代农民奴性的多种形态，表现了奴性在不同环境中的变体。这里有的是对神灵的膜拜，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有的是对官府、权力的屈从，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宋：有的是对富豪的畏惧，如《邪不压正》中的王聚才。赵树理还进而透视了他们身上的主奴意识：王聚才面对财大气粗的地主刘锡元的逼婚，心中怨恨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只能以装病来逃避，以至后来刘氏父子被捉住挨批斗甚至刘锡元死了以后，王聚才还惧怕刘家的余威，因而不敢悔婚，而是要“看看再说”，但对女儿软英和软英的男友小宝却动辄打骂，专横而野蛮。老秦对阎恒元怕得要命，逆来顺受，连背地里说句不恭的话都怕人家听见了，但对老婆张口就骂，对儿子、女儿也是吹胡子瞪眼睛；就是对同样一个人，因前后认识的不同，态度也判若两人：起初听说老杨是县里来的官，老秦对之敬畏有加，待若上宾，而当一知道老杨也是长工出身时，就“马上看不起他了”，甚至出言不逊；最后阎家山的问题解决，他又跪在地上对老杨等人磕头。对农民劣根性的剖析，赵树理上承鲁迅，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思考。

赵树理还对群体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奴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挖掘，这群体没有名姓；是一种隐性存在，却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小二黑结婚》中这样写村民对恶霸金旺、兴旺的态度：“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李有才板话》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大家对喜富的意见，提一千条也有，可是一来没有准备，二来碍于老恒元的面子，三来差不多都怕喜富将来记仇，因此没有人敢马上出头来提，只是交头接耳商量。……有的说‘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旦放虎归山必然要伤人 '……议论纷纷，都没有主意。”这里表现的都是弱者群体面对恶势力敢怒而不敢言的心态和行为，他们对压迫他们的坏人充满着仇恨，希望他们垮台倒霉，但又不敢自己动手，怕给自己带来灾难甚至杀身之祸，因而只是观望、推诿、寄希望于别人，而自己能坐享其成。这是长期的奴役地位形成的懦弱、胆小、惧怕、妥协、退让的心理病变：他们既失去了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豪情，也没有了团结一心、共同御辱的凝聚力。而更可悲可怕的是，一旦没有了强人的统治，他们还渴望一个哪怕是恶劣的人出头当家作主。《小二黑结婚》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山里人本来就胆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意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选为妇救会主席”。鲁迅对国民性“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概括在赵树理的笔下塑造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群众懦弱可欺的奴性是恶人的蛮横霸道造成的，反过来，蛮横霸道的恶人又恰是那些温驯可欺的群体培育造就的。赵树理不仅书写了群体的心灵病态，还直指产生精神病变的根源。在恶霸统治下沉默不语的庸众，在自己的农民政权中，同样哑然无声，这是赵树理对国民奴性的独特发现和犀利剖析。《邪不压正》这样描写在农会主任小昌主持的群众大会上“群众”的表现：“村里群众早有经验，知道已经是布置好了的，来大会提出不过是个样子，因此都等着积极分子提，自己都不说话。……别的群众，也有赞成的，也有连拳头也懒得举的，反正举起手来又没有人来数，多多少少都能通过。”当家作主的时代降临了，但“群众”却不具备当家作主的能力。参与和监督的缺失，以至于使原先是奴隶的小昌在当了主人之后，慢慢蜕变为新的恶霸。赵树理对隐性群体身上的奴性造成的恶果的揭示给人一种振聋发聩的警醒，他使我们看到了当年鲁迅对无主名杀人团这一现象的艺术展现在另一时空中的回响、延续和深化。

赵树理不仅在老一代农民、隐性的芸芸众生身上发现了奴性，而且还进一步审视和揭露了那些富有叛逆精神、敢于和旧势力斗争的年轻新型农民身上存在的奴性，这既体现了赵树理忠实于生活真实的一贯风格，同时也显示了他对人性洞幽烛微的灵心慧眼和勇闯禁区的创新精神。《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作为当地有名的劳动英雄，却在是否参加斗争特务任二孩大会上“拿不定主意”，虽然在工作员的动员下决定参加，但暗地里却藏着这样的心思：“去就去吧，咱不会不说话?”赵树理并未因为孟祥英是劳动英雄就讳写她面对邪恶势力、生命危险时的观望、犹豫甚至投机心理，超越了将人物的品行、操守与阶级地位简单比附的思维定势和写作模式。不仅如此，赵树理还有意识地写了那些敢于斗争、被农民拥戴的新型农民，在恶势力的收买笼络下一步步丧失了斗志，却又转而与恶势力妥协，从而背叛了农民利益的现象。《李有才板话》中的马凤鸣见多识广，敢作敢为，是与阎恒元斗争的急先锋，但在得到了阎恒元给他的一系列好处之后，“见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说什么了，别人再怂恿也怂恿不动他了。”这些都显示了赵树理对奴性存在的根深蒂固和普遍持久的思考和忧虑。

四

赵树理早期小说文化内蕴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根植于国民心灵深层的人性之恶的揭露和针砭。人性之恶与奴性同为国民性、人性、人类精神的负面因素，但又有所不同。奴性是对强权的屈从、依附和投靠，而人性之恶则是对弱者的侵犯、凌辱和伤害，赵树理对这人性负面的两极都进行了定向的开采，并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否定和批判。

作为人性恶主体之一的恶霸形象在赵树理早期小说中反复出现，几乎每篇都有。恶霸在现当代文学的话语中本来是个阶级性、政治性极强的群类，但在赵树理笔下，他们不同于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这些被脸谱化、标签化了的政治符码和时代共名，而是源于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人性之恶的高度警觉、既个性独具又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这里有的是以财欺人，蛮横霸道：《邪不压正》中的地主刘锡元，财大气粗，以至于将已经有了意中人的软英逼迫作自己儿子的填房，给软英一家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屈辱和痛苦；有的是仗势欺人，嗜血如命：《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如珍凭借村长的身份，反而让本来有理的铁锁付出高额赔赏金，并使之妻离子散。他还勾结黑暗势力，屠杀村民，双手沾满了乡亲们的鲜血。而《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李有才板话》中的阎元等则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追求一己的私利，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如果说对乡村的恶霸及其危害性的揭露基本上还是与当时解放区的政治理论、文学创作模式相吻合的话，而对那些穷困潦倒、处于社会底层者身上的邪恶、狠毒的展示则显示了赵树理对人性探索上的新拓展。赵树理这样写道：“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分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13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的认识中，人性之恶绝不是地主、官僚这些恶霸们的专利，它是超阶级的，在穷人身上同样存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毛，身本贫贱，但却依附李如珍等权贵，残害乡亲，做尽坏事。《催粮差》中的崔九孩，作为当差的司法警察，处于社会底层，但对上了“票子”而地位显贵的二先生不仅不秉公执法，还对其献媚讨好，而对偏僻山村的贫民孙甲午则又是锁绑恫吓，又是敲诈勒索，狡诈卑劣的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邪不压正》中的没有任何产业只靠说媒谋生的小旦，善于投机钻营，先是当地主刘锡元对软英逼婚的帮凶；而刘锡元倒了之后，他又投靠在新贵小昌的门下。在对人性恶的表现上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赵树理关注并且塑造了那些进入革命队伍尤其掌权之后就腐化变质的坏干部形象。《李有才板话》中的陈小元，原先是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积极分子，但在村民支持下当了武委会主任以后，经受不住一套制服、一支钢笔的诱惑，就开始与村民的对头阎恒元他们同流合污，反过来却对村民作威作福，役使他们为自己出苦力。《邪不压正》中的小昌，本来是地主刘锡元的雇农，但入了党当了农会主任以后，不仅多占了斗争果实，而且公然欺压住在同院的患难弟兄。更为有意思的是：地主刘锡元逼迫软英做自己儿子的填房，而当权之后的小昌，同样逼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作为革命干部的小昌在做事为人上，同自己过去批斗的地主，已经没有两样了。“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14赵树理对革命队伍中的坏干部和革命干部变坏的思索和艺术表现，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历史和区域，有着更为普遍和持久的意义。

赵树理对人性恶的观照和探索并未就此止歇，他还进一步深入到儿童的心灵和行为上进行考察和试验。《刘二和与王继圣》开头写了七个放牛娃在村外的荒草坪上放牛、玩游戏，但这种伊甸园式的平等、自由、快乐、和睦随着王继圣的到来就被破坏了。他对别的小伙伴张口便骂、举手就打，一举一动都显露出少见的乖戾狠毒，甚至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还阴毒地陷害救助了他的刘二和，让其遭受了毒打和屈辱。而作为放牛娃的小囤、铁则他们面对王继圣的专横跋扈也一改先前的平和、厚朴，不仅还口骂了还手打了王继圣，而且还把他手脚捆绑起来弄了个“老牛看瓜”。赵树理描写这些的时候显然有着明确而清醒的阶级意识，即王继圣对放牛娃的欺辱源于其父村长、地主的地位、身份，而小囤、铁则他们的恶作剧则根植于被压迫者后代天性中的仇恨、报复和反抗。不过，这里赵树理在几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身上所刻画的，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天真无邪的童心被阶级差别的扭曲、污染，另一面又像一面透明的镜子，将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暴力倾向、破坏行为暴露无遗。

赵树理是一个政治性很强、阶级意识很自觉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情感的作家，这就使赵树理的早期小说呈现了多元性、多义性。我们从文化视镜中透视、梳理、开掘其早期小说的文化内蕴，并非消解、否定其政治乃至阶级内涵，而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解读赵树理小说，以恢复赵树理小说的原生态的丰富性、多元性、鲜活性。

注释：

①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四卷，第1825—1829页。②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③刘泮溪《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月号。

④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⑤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下卷第123页。

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⑦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⑧赵树理《也算经验》，《人民日报》1959年6月26日。

⑨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广西日报》1962年11月13日。

⑩董均伦《赵树理怎样处理的〈小二黑结婚〉材料》，《文艺报》1949年第10期。

11赵树理《创作离不开生活基础》，《汾水》1980年第3期。

12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人民日报》1949年1月16日。

1314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四卷，第1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