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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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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在梁实秋的批评实践中,他执着而坚韧地尊奉古典主义理论,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浪漫派,认为新文学运动是一场“浪漫的混乱”;梁实秋批评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他把当时中国流行的各种批评归纳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在古典主义文学思想的统领下,分别对其加以批判。
  论文关键词: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作为一位散文大家,梁实秋是熠熠生辉的,他那珠玑闪烁的二十几部散文集足以使后来人长久地记住他,但作为一名批评家,他却是长久地被人冷落了,就连《中国现代文选论》也未能收入他的只言片语。然而梁实秋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也是第一个潜心研究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作为专门事业的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批评家。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文学批评实践是独树一帜的。
  一、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渊源及主张
  1924年,梁实秋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欧文·白壁德,在当时古今中外文化、文学交汇和激荡的大潮中,他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摒弃了一度醉心的浪漫主义而一以贯之地尊奉古典主义理论,坚守平实稳健的文化立场,形成了克己内敛、以人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试图用西方的文学思想来激活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和体系,以“疗救中国文学之弊”。在文学观上,他倡导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倡思想自由.,主张“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他不赞同“浪漫主义”,在他眼中,浪漫主义的求新求异是文艺的大敌,而智慧、理念、典雅,提倡和谐、温和的审美感觉的“新古典主义”才是文学的出路。
  二、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在梁实秋身上,有许多矛盾的集结点:他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但不少学者认为他缺乏批评家的敏锐与才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有系统的批评理论,但很多学者认为他缺乏有力的批评实践。事实上,他依仗古典主义观看同期文学,开辟了一块他人不去问津的批评领域,形成的理论视觉是独特的。在文学批评史上.作为批评家他的位置应该是显著的,尽管古典主义在风云变幻的文坛上有点寂寞。
  (一)“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推崇“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他在台湾写就的《关于白壁德先生及其思想》一文中这样说:“我从此了解了什么叫做‘历史的透视’(historicalperspective),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之衡量要顾到他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也还要注意到文艺之高度严肃性。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研究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研究一个题目,要知道它的整个来龙去脉,只有这样,观点和思想才不至于偏颇。他指出把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相提并论,便是缺乏历史的透视.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他认为文学批评第一步是了解历史,第二步是对历史做出判断,判断不仅是批评中最重要的一步,而且是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的分野,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估定.而“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是选择与判断的最佳选择。
  (二)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上最为活跃。他文学批评的中心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他认定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类别,一是古典类别,二是浪漫类别,“‘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他用古典主义的眼光审视整个现代文学,发表了为新文学把脉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进行全面抨击,提出一个论断——新文学运动,就全部而言,是一场“良漫的昆乱”。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恰似白氏对西方近代文学的批判,《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理论上几乎是白氏《卢梭与浪漫主义》的缩写。他把新文学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变种,统统归入浪漫主义而加以讨伐。而所谓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否定标准,不讲纪律。不求中庸节制,宣扬恣情纵欲,思想不健康的文学。“浪漫主义”在他这里成为恶名,而这个恶名把蓬蓬勃勃的新文学否定殆尽。这种观点是新鲜的、泼辣的,但无容置疑是一种偏见,他没有完全弄清浪漫主义的性质.也没有以积极全面的观点来反映整个新文学的本来面目。
  在骨子里。梁实秋推崇古典的理性与传统道德信仰,他执拗地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审美价值,认为作为人性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定盘星。他把“五四”新文学运动尽可能地纳入白壁德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模式中,以便对它进行批判。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认为新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情感的推崇.而情感的宣泄如果不加理性的选择,结果不是流于颓废主义,就是进入假理想主义。颓废主义的文学耽于声色肉欲.是不道德的,新文学中大量的抒发恋爱婚姻苦恼的情诗就是代表:凡不流于颓废的又趋于另一极端,便是假理想主义,在浓烈的情感之下,精神错乱,把文学当成疯人的狂语。他认为无论哪一种主义,都是感情上不守纪律的结果,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他得出惊人之论:“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
  1926年的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整体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并不始于梁实秋,但只有到了梁实秋,才借助西方系统的理论学说,对新文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只是迟到的批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却显示了梁实秋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立场,他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向文坛正式拔出了古典主义批评家的亮剑,并全力展开评论活动。
  (三)文学的力量是“理性”
  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创刊号上推出《文学的纪律》一文。《文学的纪律》仍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批评直指浪漫派。着力抨击作为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的独创”、“想象的自由”两大1:3号,指出浪漫主义者推翻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都一起打破了。他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打倒“外在的权威”.就要树立起“内在的制裁”。他重申被浪漫主义打翻在地的“文学的纪律”与“节制的精神”,鲜明地指出文学的力量不在情感里,而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理性是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他认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理性一方面是表现在创作态度上的端庄严谨,要让情感、想象等有所节制:另一方面表现在作品本身的健康儒雅,也就是“本质的醇正”。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是从文学实践上批判“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思潮,那么,《文学的纪律》则是从理论上为这种批判提出依据。这是他在鸟瞰了整个新文学之后,针对他所认为的文学界的混乱情形开出的一剂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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