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文学批评史新型写作模式(2)

　　
　　二、新型批评史模式的建构
　　
　　笔者认为，就已经出版的批评史论著，在总体上都采用像温儒敏和许道明的构建模式，依靠分析、阐释几个重要的批评家来完成批评历史的梳理；当然，还有以问题为纲、以思潮为纲的批评史写作模式，前者以杜书瀛、钱竞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后者以席扬、吴文华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但不论哪种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主要是关注批评文本的文艺思想以及批评文本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目前已有的批评史著作对批评文本的思想价值及道德价值的研究已经很深人，但这样的批评史写作模式是远远揭示不出文学、艺术自身形式的流变规律以及文学批评与文学艺术的相互影响之态势；更不要说文学批评这一文体自身形式的流变规律了。
　　笔者认为，文学批评史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大体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一方面，文学批评史要研究批评文本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是要研究文学作品文本和批评文本各自在审美形式方面的变化、发展，并将其放在历史的视点中予以研究，突出其流变过程。目前的批评史写作对前者予以充分的研究，而对后者关注却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因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和艺术的具体文本，而文学和艺术有其自身形式上发展的规律，文学批评必须要予以研究，对其在审美形式上的发展、流变的过程要予以梳理；另外，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自觉的文体，自身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因而文学批评史也理所当然地去研究文学批评文体自身的艺术形式的特色及其流变。
　　基于以上文学批评史的内涵，那么，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既要关注到批评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关系，又要关注到文学自身的审美演变规律；既有艺术价值的考量，又有社会价值的考量。在两者间求得平衡，以这种方式写作，就不会持有将眼光只关注一面，尤其是只关注社会思想价值这一面的片面化立场，对艺术家、批评家将会有一个比较公正而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再不会出现像前述对某一作家的评价悬殊较大的情况。
　　就文学体裁而言，文学可以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据此，文学批评的对象就可以分为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散文批评、戏剧批评；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也就同样包括诗歌批评史、小说批评史、散文批评史、戏剧批评史四个部分，另外还有文学批评的批评史这一部分，共五大部分。在每一个部分中，既要分析该文学体裁在历史的长河叶中不同的作家作品所发生的形式和思想两方面的流变及其意义，也要分析某时期应对该体裁而生成的具体的文学批评文本所呈现出的审美倾向和其批评方法和批评特色。这样一来，文学艺术文本就和文学批评文本相互映照，相互凸显，更能体现出各自在历史发展中的样貌特征，具有强烈的逻辑感和历史感，再也不会出现各种义类的批评混在一起的情况了。
　　当然，这种文学批评史写作是一项非常费力气的工作，它需要大量的细读文本，既有文学文本，也有批评文本，工程是十分浩大的。也许，梳理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的写作就足以成一本专著，因为其中既要求有具体诗歌文本的思想和审美价值的分析，还要体现诗歌流变的本貌；既有对具体诗歌批评文本的思想和审荚价值的分析，也有阐发批评文本的历史流变过程。只有将这四者融合，才是理想的中国现代批评史写作。其他体裁的梳理亦是如此。
　　其次，这种新型的批评史写作模式进一步高扬艺术的审美价值，对岂不的形式予以很大的关注。要求著者必须掌握分析文本技巧，尤其是形式方面的技巧。而目前的学界依然没有形成一套具有规范性、准确性的形式语汇系统，这又给研究增添了一重困难。
　　总之，在过去的文学批评史写作中，我们投入过多的精力放在对批评家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解读上，而对诗歌、小说等具体作品所发生的历史演变关注不多，尤其是对它们形式上的变化关注更是少之义少。原有的批评史写作范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揭示出文学自身的规律性发展，引进新型的文学批评史模式写作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合乎文学审美价值的要求的。尽管新型批评史模式的写作困难重重，但为了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发展，我们还是应该努力推进这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