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孔子的行政伦理思想体系(2)

　　三、行政人格具有双重性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理想行政人格多指君子人格，它是智、仁、勇三者的结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格。他在《里仁》篇中反复说：君子“志于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体现了他对君子人格的希望和要求。
　　孔子的行政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是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他认为行政人格的塑造需经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行己有耻”，这是道德自律的前提。其次，注重内在的修养，强调学和思结合，只有“内省不疚”，方能“何忧何惧”。再次，在道德实践中“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惜为“仁”舍生忘死，表现出封建士大夫的一种深沉而崇高的行政人格。关于行政道德人格的主体性的论述，是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子罕》篇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关于行政人格的名言警句，作为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无数重气节、有骨气、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仁人，谱写了无数道德力量的悲壮赞歌。
　　二是行政主体的客观制约性。孔子在提倡行政人格主体性的同时，又主张对它进行框范和限制。他主张君子处世“度于礼”l5(《哀公十一年》)，“约之于礼”(《泰伯》)。《礼记·表记》曾载孔子谨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因此他恪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日》)用“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和“礼”来约束行政人格，最终使行政人格窒息在“道德”的压抑之下，成为道德的“牺牲品”，到后来朱熹把它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行政人格的客观制约性，根源于孔子行政伦理中“礼”对“仁”的制约，如《颜渊》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只有视、听、言、动等一切言行都不违背礼才称得上是“仁”。就连作为“仁之本”的“孝”也是受礼约束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这些都反映了宗法专制对行政主体的桎梏。
　　行为上的节制和精神上的压制，造就了孔子行政人格的双重性。作为“道”的倡导者和理想人格的代言入，孔子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有着“天生德于予”(《述而》)，以致“杀身成仁”的强烈使命感，可心灵深处又保持着对君主深沉的敬畏和眷念。《孟子·滕文公下》曾载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孔子力求“道”与王权的统一，但实际上却导致了对王权的服从和恭顺。《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因“忠义”两字的束缚而最后接受北宋王朝的“招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行政伦理规范突出情感性
　　从现代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讲，行政伦理的规范作用，是由外在的道德评价作用于行政人员内在的道德情感来实现的。孔子行政伦理思想有强调道德规范和自然情感统一的一面，突出了道德规范的“情感”性，将亲情高于一切。如《阳货》篇中谈到“三年之丧”时说：“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就把对君子“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看成是“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情感的外化，视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情的自然表达。这种孝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这种“家事”重于“政事”、“孝”重于“忠”的价值取向，浪费为政者的为政时间姑且不说，荒废政事造成的损失则不可估量。在论述孝顺父母和忠于君王的关系时，他指出：“孝慈，则忠。”(《为政》)“出则事公卿，人则事父兄”(《子罕》)；“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将家庭伦理规范政治化。“父母在，不远游”，到远处为政任职也是有损“孝”道的，这样就把人束缚在固定的区域和人群中，限制了其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论证道德与情感的关系时，孔子输入了一个“直”的观念，来沟通二者的关系。《子路》曾载：孔子对“子证父攘羊”的事例大为不满。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的“直”相当于“孝”，是一种道德品质，又是一种父子亲情相融的自然情感。这种盲目的“孝”为孔子所赞同，其道德评价标准是“亲亲为大”、“孝，仁之本也!”属于典型的“情”大于“法”的范例。父子相隐，是维护社会法制秩序和维护家庭人伦关系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即我们所说的情与法的冲突。孔子认为子为父隐是“孝”，主张为了维护人伦关系可牺牲法制秩序，初步奠定了后世“父为子纲”的伦理基础。这种情感化的道德规范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是格格不入的。当然孔子的“孝”也有一定的尺度，并非对父母盲目的“唯命是从”，他还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总之，孔子认为尽孝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高于忠君，臣对君只要以道尽忠，不听规劝还可辞职，对父母的孝则是无选择的。这一特点初步奠定了后世“百行孝为先”的伦理基础。
　　综上所述，孔子承以往行政伦理思想之精华，立于春秋时期这一历史漩涡中，本着缓和当时社会矛盾冲突、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使命，开创了儒家行政伦理之先河。孔子本人炽热的济世情怀和恋政情结决定了其为实现治世抱负而身体力行地去维护社会伦常，呼唤德政仁治。同时受历史条件所限，其思想也难免披上了浓厚的宗法色彩，加之其“吾少也贱”，身处社会底层，对民众疾苦了解深透，自己无兵无权无势，骨髓里又渗透着对“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的无比敬畏，种种经历决定了他只能寄希望于为政者博施德政仁治，拯救天下苍生，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决定了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的上述特点。
　　孔子的行政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北宋宰相赵普曾宣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夏曾佑先生也说：“孔子的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一身，中国的历史，即孔子一人的历史。”
　　可以说孔子的许多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浸透进脑海里，渗入了骨髓中，躬行在实践上，很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着夫子之道。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总结说：“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