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
教育哲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到1949年取消教育哲学学科设置,再到1979年重开教育哲学一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范文一：教育哲学中成人教育思考
自《政府论·下篇》问世以来，学界对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理论一直保持着独有的浓厚的兴趣。《政府论·下篇》中所具有的吸引力部分是源自于该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极其真实的意义上说，这种独特魅力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所赋予的。对于那些渴望挣脱暴政奴役——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洛克那看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在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发挥的威力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从一些社会尝试移植洛克式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的结局来看，这种看似美好的制度似乎并不是在任何土壤都会开花结果。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宗教、哲学以及他的法权、人权、民权思想真正的根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洛克的教育思想上时，才能明确给出。洛克的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出版于1706年，也就是洛克去世两年后,洛克曾打算将其作为《人类理解论》的序言，该作曾被罗德·金(LordKing)认为是洛克所有的著作中“最有用的，最具有可践行性的著作”，赫尔姆(Hallam)也曾这样说过：“我真的不能想象在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发展的年代，竟然会有父母会没想到要把这本小册子放到小男孩的手中。”[1](PP5~6)洛克成人教育的主旨是通过揭示偏见的形成过程来引导成人进行自我启蒙，摆脱无知和偏见的束缚，获得人格的自主和独立，这种自主、独立、理性的品格正是洛克的自由政治、宽容宗教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一、洛克的“成人无知论”
从古至今，人们总会抱怨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好像社会是独立于我们而自在的一个他者，事实上，社会不过是由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社会已变得罪恶和堕落，那么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成人对这种堕落和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洛克将成人无知的社会危害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抛弃理性而陷入的无知：这主要是针对大学教授以及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层知识分子”，从古至今，这些人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和阐释者，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这些人一旦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谄媚于自己和暴君的野心和虚荣，那么对社会的危险性将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洛克并不指望唤醒这些人的良知，而是希望通过拆穿这种“无知”的实质，让人们“自知自己的无知”，即：发现自己当初所坚信的某些信条，只不过就是这些野心家灌输给他们的某些偏见，其实，当初霍布斯提出要“净化大学”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第二种是针对社会普通公众由于陷入自己的偏见而导致的“无知”而言的。在洛克看来，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习得的偏见和自我的偏见，”[2](P27)引导人们摆脱这自我偏见，通达“不偏不倚”的中立状态，并自觉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原则进行自我启蒙，是洛克成人教育的关键部分。
二、有知者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惊讶于博学的费尔默对绝对主义暴政表现出的那种狂热的“忠诚和谄媚”，[3](PP1~2)也感慨于那些无知而狂热的众人自愿地为暴政“慷慨赴死”的可悲可笑，洛克用整个《政府论•上篇》来揭穿费尔默文过饰非背后的“野心和贪欲”。[4](P2)其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就瞥见了隐藏在诡辩家言辞中的残暴和贪婪，他的“灵魂助产术”针对的正是一个“具有暴虐灵魂组成的阶层，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小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潜入人们的公共生活世界的”。[5](PP153~154)洛克在费尔默《先祖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些暴虐灵魂的影子，当然，洛克并不认为费尔默是孤军奋战的，早在1660年，洛克就开始揭露费尔默之流，亦即那些自称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暴虐之徒们如何利用所谓的“天赋观念”“天赋原则”“天赋倾向”“普遍同意”等谬论来控制俗人的灵魂，为暴政和宗教迫害者辩护。洛克深刻地意识到，一百年的战争就是这些居心叵测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挑起的，他们反复灌输给无知的信徒们所谓的天赋倾向、观念和原则，从而挑起战乱和纷争：“有的人既然装作是教师和宗匠，因此，如果他们以‘原则是不可追问的’这个原则作为一切原则的原则，那对于他们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他们既然确立了天赋原则这样一个教条，他们的门徒一定不能不把一些原则当作天赋的而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门徒废弃了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并且不经考察就轻易信仰那些原则了。在这种盲目信仰的情形下，他们的门徒就更易于受他们的控制，更易于受他们的利用，因为他们正是专以教训人、指导人为能事，为职司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有权威来发布各种原则、来教授不可反驳的真理，并且使他人把他别有用心教人的原则认为是天赋的，那他在别人身上所有的权力亦是不小了”。[6](P65)洛克对“有学问的无知”状态之原因的揭示与培根在《新工具》中对陷入“四假象”[7](P21)迷雾的成人的无知的阐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相对而言，洛克的分析更加精细，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所提出的“不偏不倚”和“审查原则”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进步意义。洛克希望能够用理性教育的手段来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让他们能够学会独立判断，学会不偏不倚地思考问题，学会辨别出潜藏在一切著作中的真正意图和价值。这就是他之所以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摆脱偏见所造成的无知，是洛克对所有自认为自己“发明”了真理，并宣称他人思想为谬误和偏见的所有知识分子提出的忠告。
三、公众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这里所说的公众用洛克的话说就是那些“十有八九的常人”，[8](P1)这些人在精英主义教育家比如卢梭那里，被当作是“人类畜群”，在尼采那里，被看作是“末人”，但是在洛克看来，这些人并不是不可教的，他们并不因为处在社会分工的底层，就必然处于道德的低端，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这些人依旧可以过一种现世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帮助这些人摆脱无知是洛克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洛克揭露了这些成人陷入无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第一，他们根本就很少推理，而是按照他人的例子行动和思考：“他们得出结论依据的只不过是一些未经反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法则，这些法则无论对错，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心智，如果没有这些法则，他们就会完全迷惑不清，如果让它反思或者放弃这些法则，改用自己的理性，他们就会把这些格言和所有一切的真理都统统放弃，宣称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件事。如果你要试图扩大他们的思想，并尝试着教会他们一些更加理性和确定的法则，他们不仅不会理解这些法则，更不知道这些法则究竟有何用途”。[2](P21);[9](P43)第二，“用热情代替理智，让热情支配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他们“不用自己的理智，也不倾听他人的理智，仅满足于适合他人兴致、兴趣或者政党”，“他们假设如果某个首领是好人，所以，他们的信条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个宗派的意见被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宗派所有的信条都是谬误;如果某个信条久已被人们接受，他们就会断定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如果某个观念是新的，他们就假设这个观念一定是谬误”。[2](P17)第三，懒惰：由于天性的“懒惰”，很多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却缺乏这个意志“循规蹈矩地按照理性的原则，考察各种意见，直到他们作出具有最充分的证据所支撑的决定为止”。[2](P72)第四，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得势的情感”的控制。[6](P397)通过揭露产生无知的原因，来寻找摆脱无知的方法是洛克成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当将偏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出去后，人们通过一种“不偏不倚”[2](P29)的方法，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进行思考和行事，就能成为一个理性而自由的公民。洛克乐观地论述道：“每个人都带着一块理性的试金石，如果他善于利用，就能把货真价实的黄金和表面发光的东西分辨开来，把真实和表象区别出来。这种试金石的用途和利益也就是每个人天生理性的用途和利益，是那些想当然的偏见、傲慢和臆断和心智的狭隘，才使得这种高贵才能损坏和散失”，“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本身的事，而且他还知道别人对他寄予了什么期望……如果他肯反思自己的狭隘并充分利用自己周围可以帮助的力量，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实自己……他的心智就会得到加强，他的官能就会得到改进。”[2](P12)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这些官能和能力能带给我们的利益比想象的还要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发挥这种能力，“一旦这些能力经过练习，它能给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并将我们引向完美”。[2](P14)当狂热的民众为了各自所谓的“真理和真正的信仰”而相互厮杀时，洛克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民众愚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他看来，公众的无知需要的是哲学家的帮助而不是诅咒。洛克在其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挑战了潜藏在成人心智中的所有先在权威，包括理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将人心还原为一块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白板”，试图重新构建新的理性秩序。尽管在洛克看来，成人的无知比儿童的无知更难以教导，[2](P70)但他相信对于成人的教育可以将他们从盲从和迷信的无知深渊中解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是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现代教育之父”。[10](P403)
四、结语
洛克的成人教育理论中隐含着一套对社会思想进行重新整体控制的控制论体系，这是他的社会控制论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进一步说，他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成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的过程，与成人学会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行事的过程，以及父母学会按照《教育漫话》中所提供的教育方法教育子女的过程，三者本质上就是洛克按照理性法则重新控制人的“同意”[3](PP169~170)的过程。而人的“同意权”正是他在《政府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政治的“合法性来源”。[3](P74)显然易见的是，洛克的这套全新的社会控制论能否奏效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将现实中无知的成人教育为按照理性法则行事的自由人。与那些将民众宣布为无知的，把自己当“神人”或者呼唤“超人”来拯救世界的精英主义教育家相比，洛克无疑是真诚而平和的。尽管洛克也真实地感受到了无知成人引发的种种暴力和迫害，但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去除人间的暴君，也能够去除心灵中的暴虐和野蛮。总之，洛克对成人无知及其危害性的揭示，不仅具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范文二：生存教育哲学问题分析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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