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财产制度和转型(2)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左翼政治复兴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争夺霸权地位。早在19世纪，就有一股强大的倾向主张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要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制度包括市场和货币制度、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否定，似乎只有完全否定这些制度才算是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然而，20世纪，许多民主成就(例如法治、创新能力和效率等)在国家社会主义实验框架内遭到破坏，以致这种社会主义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不能不失败。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它们的再生产和发展服从于资本利用，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再生产又服从于什么目标呢?如果资本自决和社会发展。
　　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对于财产的社会主义支配的各种替代形式的一个特点是所有生活领域的全面民主化。什么样的条件是展示人的财富而不是资本的财富的可能最好 的条件，与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结构相对立的是哪种社会财产结构，如何具体塑造财产关系——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民主化的激进过程中才能决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审议可以决定物品应在公共部门的哪个地方进行生产，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财产制度形式生产最有效率，并且最公正地分配它们，国家和法律为此应采取什么具体形式。
　　从全球问题来看，克服资本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地位是生存所必需的。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财产关系将占主导地位。那么，它难道没有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一种旨在实现个人自决和互助(solidari，ty)、社会正义、可持续与和平的财产制度占主导地位，而这种财产制度将使最全面最有效率的生产和公正分配自由物品成为可能，并且为此目的而使用一切手段吗?
　　
　　四、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渐进还是冲突?
　　
　　在讨论中，由于一个事实而出现了一些没有结果的两分法，这就是有些人“只”看到改革的可能性，另一些人则“只”看到“准备”一场革命，从而突破现实进入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能性。现实的可能性可能在于当今所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而不能把它们简化为这个和那个挑战。在我们看来，目前的时代以三个冲突为标志，它们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迅速改变。
　　第一，在欧洲和德国，核心的冲突发生在要求按照新保守主义方式塑造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例如法国的萨科齐和德国的默克尔)与试图寻找使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荷兰的方向发展的社会民主道路的力量之间。
　　第二，还有一个冲突发生在上面提到的推动对金融市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民主重铸的力量与激进的左翼之间，后者有充分的理由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虽然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社会政治改进应当得到支持，但是如果不广泛地击退并最终克服利润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就不可能实现全面而持久的公正和民主。
　　第三，现在不仅在欧盟之外而且在欧盟内部和德国，都有社会去文明化并向公开的野蛮状态发展的趋势。这些趋势包括美国领导下的侵略战争和对人与人之间契约的粗暴违反。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冲突可能掩盖其他冲突，因此反对这种趋势的斗争要求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
　　从这些冲突可能产生以下四个前景：一是走向非嵌入式的(即不再受社会调控制约的)野蛮的资本主义；二是走向侵略性的、保守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三是走向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新的妥协；四是走向民主的、社会的、生态的、女权主义的替代。
　　左翼不是一个全能的主体，可以随心所欲选择战场。它不能回避战斗；它应当能建立联盟，而且必须为此建立联盟。德国左翼在1914年的失败说明，当改良政治使反对专制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完全退到幕后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而1933年失败则是宗派主义和无力组成联盟所导致的灾难。
　　人们根本不能预言一场规定的渐进能突破什么或突破的链条在哪里，或量的改变如何才能转变为质的革命。改良导致革命，革命使改良成为可能。代表与过去彻底决裂的进程常常在妥协中顺利完成，而且完全和平地发生。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
　　左翼既不能决定什么冲突是最主要的，也不能决定它必须与谁合作，它也不能决定日程，它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投入实际战斗。有两件事它可以做：第一，它可以为自己的行动确定标准——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和野蛮状态，反对市场激进主义、独裁主义和军事化，为击退利润支配和资本统治，为扩大公共服务，为实现公众的民主的控制，为社会的社会生态和公民重建而斗争。在我们看来，这些也是作为议事日程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常见标准。第二，左翼必须能处理上面提到的三个挑战的辩证关系(在比较保守的和比较社会民主主义的统治集团的冲突之间，在后者与激进左翼的冲突之间进行讨价还价，应对资本主义近来的野蛮化倾向)，以尽可能主导的方式处理这三个斗争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它完成了这一双重任务，它就完成了它能完成的东西——不多也不少。
　　这个语境表明广泛的联盟和战略合作、议会外和议会工作的有机结合，抗议与抵抗的统一，塑造现实的政治，政府参与和反资本主义行动，所有这些既包括欧洲层面，也包括超欧洲层面。
　　历史上，左翼的工作常常不能体现其实际能力水平，因为分裂和分化，左翼把属于一体的东西——作为议事日程的社会主义“现实政治”——弄得四分五裂，在这种“现实政治”中，击退和克服我们社会的资本主义支配地位的目标始终存在，而且始终与争取解决最重要的当前问题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并存在于这一斗争之中。转型是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的统一；它是有明确的当前目标的长远的社会变革。
　　把当前任务与寻找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割裂开来，也就是让“革命”反对“改良”，今天充其量会导致对“革命”政治的一种滑稽模仿。它试图表现出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但除了空洞的词藻，什么也拿不出来。它把那些想从目前和具体利益开始改造社会的力量与那些知道这也需要一场全面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制度革命的人分裂开来。这削弱了左翼的力量。左翼如果表明对最紧迫的问题是进行直接的必要的改革，同时也要求干预财产关系和财产处置，那么，它只能争取人民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事业的支持。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缺少哪一个，另一个也不能实现。一个可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形态都是从利润的主导地位被具体地削弱并最终被消灭的方式中产生的。
　　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全面民主化和对财产处置的社会化，随着多数人主张另一个社会，随着权力和财产关系的重塑，这只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之中发生，并历经反抗，伴随着走向部分改善的改良事业，伴随着对深层变革切入点的事业的寻找，伴随着改良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伴随着财产制度重建的具体步伐。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这可能以渐进的方式发生，但是在危机时刻，也可能以革命的方式发生。
　　在我们的理解中，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转型过程，既有大的社会斗争，也有妥协，甚至还有资本主义中已经开始的新变化(depar－ture)，而且按照左翼的愿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可能包含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突破。因为没有克服当代社会资本主义方面的支配地位，既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有社会安全，因此那句著名的话依然是有效的，即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或者是具体的、实在的、持久的进步，或者重新陷入野蛮状态。主义社会的财富是以可用商品的财富(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以什么来衡量呢?可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对财产制度和权力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的塑造呢?
　　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用一切人的互助发展(solidary development)来促进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再生产应当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在这种方式中，个人作为人在每个再生产环节的终端能丰富起来——需要丰富、享受丰富、能力丰富、关系和感受丰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参与社会再生产的个人(I)会变成为更发展的个人(I’)。每个人对一切人(s)的发展的互助性(solidary)贡献将成为他们个人的发展条件。因此，社会主义的总公式可以这样来表述：I——S——I’。
　　社会应当怎样改造从而个人的自由发展真正能够促进一切人的互助发展，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个人的自由呢?这是任何社会主义都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从这个思想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政治有自己的与利润占支配地位相对立的积极标准，这就是有效地生产和公平地分配这些产品，使我们每个人在自由和社会保障中过上自由自主的、与所有其他人休戚相关的(solidarity)的生活(自由物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从这样一个社会愿景出发的，即让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的、有社会保障的自主生活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所有找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保障生存的好工作，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平等地享有医疗和社会保障，以及对影响其生活的一切事务拥有强大的民主的发言权!按照这一观点，在欧洲范围内新左翼对纲领的自我理解像一个围绕着两个中心出现的日环食：一个中心是基本的自由至上观，即民主社会主义意味着每个人的与其他人休戚相关的(solidaricy)个人自由，另一个中心是工作世界、社会国家和社会生态改造的复兴。
　　按照这一观点，社会主义是其生产、服务及其分配被这样一个目标所支配的社会，这个社会为一切人展现个性创造尽可能最好的条件，因此，这些条件可以被个人用于他们自己的福利，也可以用于共同体生产力互助性的(solidarity)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社会作了这样的表述：一个“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为了这一目的，一切财产与权力关系，包括被男性占支配地位和种族优越性证明正当的关系都必须被超越(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财产与权力关系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市场、法律、国家机构不是中立的工具，但是它们可以按照占支配地位的财产和权力关系再塑造再设计。确切地说，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它把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资本主导的市场扩展到所有生活领域；它强化了高度集中的财富牟利的要求；它加强了股东对劳动力的权力；它首先使知识和使用基因潜力的权利私有化。一切都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即使要对当代金融市场资本主义——从贫困和战争到社会缺乏保障和教育系统欠发达等几个糟糕的弊端——发起进攻，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财产制度和权力关系作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这要求削弱和击退资本的主导地位最终赖以为基础的这些财产制度结构。这包括工人和所有雇员以及其他民主力量发挥更大的影响，使财产的使用有利于一切人享有更多的社会保障和良好教育，有利于保护自然与和平。
　　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运动的斗争已经目睹了新社会在旧社会内部发展的萌芽。社会主义社会将从内部产生并与旧社会发生冲突或根本不发生冲突。新自由主义想扼杀新社会的这些根基，把它们连根拔掉，彻底摧毁。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而且新自由主义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相反，左翼则为巩固新社会的萌芽，推广它们，把它们转变成生产和社会的支配模式而斗争。这只有从长远看才是可以想像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持续和深度突破的转型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也许只能以推广以前斗争的解放成果，并以把它们与未来任务联系起来为中心来组织自己。在这一点上，左翼政治的尺度是致力于人的社会、政治、文化权利的实现。其必然的结果是根本改变生产性资源和权力与财产关系的获得与使用。
　　
　　三、什么是替代性财产制度的基本特征?
　　
　　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基本上从其新党纲中取消了权力和财产制度问题，与之相比，民主社会主义左翼应当始终把改革进程同争取财产制度与权力关系的变革以及相应的调控模式的变革联系起来。关于替代性财产制度的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论的对象——它应当是尽可能全面的国营经济，还是自我管理的合作社，抑或是对私有财产的公共控制?就社会主义目标而言，每一种形式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新的左翼党(DIE LINKE)的纲领性宣言区分了形式上的财产权与处置／使用权(ac-CeSS)：“经济民主化要求一切形式的财产的处置权都受社会标准的支配。”我们想就如何具体实现这一点开展一场广泛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想澄清公有财产权如何作为民主政治和体面生存的基础以社会的、有效的方式加以扩大、构建和利用的。
　　议会外和议会内力量，扩大共决、下层对国家的压力，国家机构之间不论谁掌握权力都进行的谈判过程，政党体制和整个社会向左转的情况，由于伟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可以用一种方式，一种越来越偏离资本生产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改变对资本收入的支配。除此之外，在私人收入明显不能满足社会和解放标准的领域，公共财产权和公共控制的扩大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当然属于这个范围。
　　社会公正政治(a politics of social justice)、工会争取较高工资和工作人性化的斗争、参与式预算、可持续环境立法、牢固的社会权利的实施、社会和结构性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使那种不同于资本所有者单方面支配的发展有可能变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财产制度本身的特点也将改变，它越来越少并最终不再主要为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工人、消费者、地区以及后代的利益服务。
　　合法的利益集团的多样性将导致更加公平的平衡。一个代表全社会的社会所有者(an u，niversal social owner)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同时捍卫所有的合法利益集团。目标不是社会国家化(6tatisafion)而是社会化，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增加民主化国家的作用也许是必要的。在我们看来，多元化的民主力量对资源的支配似乎是走向这种社会化的正确道路——这样就能同时实现社会正义和效率、创新与可持续性、区域发展和互助、